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下)

（三）

“三年大饥荒”，我们这里其实应从1959年下半年直至1962年。

1958年“大丰收”、“放卫星”亩产千斤/万斤后，国家当然按标准足额征收爱国粮。剩下的则留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了。”只是放开肚皮吃不了多久，就见仓底了。人们似乎明白了什么，上千人的公共食堂，白米干饭看来不能持久下去了，赶紧化整为零，以每个自然村100多人为单位，建立小伙食团，开两餐稀饭，算是继续体现集体的优越性。我们村就将伙食团设在富农何德兴的大院里，靠从公共食堂分回的一点点粮食维持130多口人一日两餐的萝卜苕菜稀饭。父亲那时还是生产队长，每日早晚，稀饭煮好了，他就拿着汤瓢按人头一瓢两瓢舀给大家，人们默默地按序来舀，又默默地离去。一两瓢稀饭显然填不饱前不久敞开撑大了的肚子，于是有人干活偷懒了，或者干脆不出工去挖先前没放在眼里的秋红苕，揪田里的冬苕菜带回家中，重新垒起灶来煮熟充饥。有些先前有眼光、狡猾的人，家中多少还有点陈粮，此时便庆幸自己的眼光看远一步，将这陈粮看得宝贝一般，精打细算着过，像村里何耀章一家，经商出身，二十几口人无一损失，即为一例。但绝大部分人家，即如我的父亲母亲，当初是把一切都交了出去的，此时就傻了眼，干着急。人们不出工下田劳动，怎么能行？为了让这些靠着稀饭活命的人能出工下地劳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他们的稀饭。本来，自从公社化“组织起来力量大”之后，人们就不能随便外出赶场，走亲戚或在家休息，从早到晚，都听从着号声哨声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随意游走的人叫“流窜犯”，要被抓去劳动改造的，读中学的三哥就被当“流窜犯”抓过一次关过大半天。“放开肚皮吃饱饭”时，“瓢儿子栽桩”舀干饭，吃喝无忧，理发也是有人来地头免费理，倒也无须赶场走亲戚之类的个人自由活动，但现在是“瓢儿子撑船”舀稀饭，人们要各自想办法填饱肚子，干活好像与自己无关了，于是干假活，逃工之类被发现被扣稀饭的事就常发生了。直到今天，村民龚少成还在讲他当年因赶场被父亲扣掉两顿稀饭的事。可怜的是，这伙食团的稀饭也没维持多久，到1959年底，连稀饭也没有了，完全断粮了，人们才彻底醒悟过来，惊慌起来，纷纷奔向田间地头，沟边河沿，坟地沙滩，有的捡经霜的苕藤烂根，有的扯米汤蒿水芹菜，有的剥枇杷树皮，有的捉鱼虾螃蟹，总之，见吃就寻，见吃就找，寻来找去，终非能长久维持，于是，在这断粮的几月里中，村里就开始死人了——死那些很本分的，食量大的人了；死那些老弱幼小了。

最先死人，而且死绝户的是何祝安一家。何祝安50多岁，识字，人称“二老师”。解放前是何益林的佃户，土改时分得何益林3间大瓦屋居住。和老伴何二奶一样，何祝安是讲故事高手，每逢农闲雨天，他家宽大的房檐下总坐满大人小孩，隔着板壁听坐在里屋床上的老两口争讲狐仙鬼精的故事，精彩之处，老两口还互相争辩求证，互不相让，惹得满屋大人小孩哈哈大笑。他们有3个儿子：老大何学员，老二何奎奎，老三何友贵。这3个儿子都已成人，但由于低能，都未能成家。老大何学员解放后曾当志愿军，但不知为啥只在离家30里远的元通场驻防半年即复员转业回家，成为乡里年轻人的笑柄。老二何奎奎完全是个白痴，秃子，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吃得肥头大耳，圆秃脑袋油光闪闪，佛爷一般，憨态可掬，我至今印象很深。老三何友贵好点，读过高小，印象中记得他买回成套的连环画《铁道游击队》，在他父母大讲狐仙鬼精的时候，就给我们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还让我们翻他的宝贝连环画。父子4人显几分斯文，对人处事，和和气气，从不争风夺气，最大的优点是善良、憨厚。这点从收养何俊瑶/何俊清姐妹及让何子光在其家院里建房居住就是证明。

何俊瑶/何俊清姐妹当时十多岁，是何益林的重孙女，何尽义的女儿。何尽义在成都被政府镇压后，其妻在成都另嫁他人，其他亲属也惟恐避之不及，这姐妹二人便成了孤女，何祝安一家却毅然收留了这姐妹俩，视若亲生一般。更不可思议的是，他3个儿子早该成家立业，正需房子的时候，竟然把本来就不宽的院坝让出一半来，让村里何子光一家在上面建房安家，全没有为3个儿子做点长远打算的意思。

前面说过，1958年平坟造田时，他脱了何益林埋了8年的尸衣拿回家重穿，本也出于无奈，因为穿件新衣置双新鞋在当时是人们不敢轻易就有的奢望，无钱买不起且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全凭票供应，后来许多年也都这样，连火柴盐巴都如此。布票有两年就没发过，有一年每人一尺八寸，所以苏联人扯破脸时攻击中国人“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虽恶毒至极，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硬不起腰杆还不得嘴。

伙食团一垮，粮一断，何祝安一家马上陷入绝境，首先是老俩口拖了两月就相继死去，这3个憨厚儿子立马了无生机，很快也就死去。较经得拖的是老二何奎奎，因原来体胖如佛，体内有些存储，去得缓慢，在柴堆中睡了7天7夜，还不断气，一直拖到第9天。而俊瑶姐妹，靠投奔成都母亲，总算活了下来。饥荒过后，回来住了何祝安家的瓦房，出嫁时，便将这房卖与何子光，了其一大心愿。

何德兴母子的死有点戏剧性——死去活来，活来死去。他的母亲我们叫何二奶的，是个文文静静的尖脚老太婆。在断粮一个多月卧床无气息后，孙媳杨仲华烧了纸钱，磕了响头，算是送终。但在为其穿寿衣时，翻动几下，这老太婆竟缓过气来，口中喃喃有语：“我饿，我要吃饭。”杨仲华出身于书香门第，温厚孝道，还教过私塾，见此于心不忍，设法弄了点稀饭喂下，居然又活了过来，但几天后，还是因为又无粮下肚死去。而何德兴也如母亲一样，也经历了这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的过程。他是个彪形大汉，三代单传，巨大的腿肚子上青筋暴出十分吓人。他祖上有20多亩地，土改时划为富农但那有“两道龙门，七柱二”的10多间大瓦房没有被没收，伙食团时就腾出大部分正房做了食堂。我亲眼所见，有天中午他和全村人一样，很早就守在食堂的大锅边巴望着稀饭早熟早分早吃，正等着吃，突然扑通一声，他像个柴捆子一样倒了下去，脸无血色，人事不省，分明死了一般。有两个好心人求得司务长龚素芬同意，舀来碗半生不熟的红苕稀饭，撬开他的嘴灌了下去，刚下去两口，何德兴便在迷糊中竟像3岁小孩一样哼哼呀呀，直说：“好吃，好吃，还要，还要！”一碗稀饭灌完，他就像大梦后一觉醒来一样，揉揉眼睛，喘两口气，站起来又行走如常了。但没过一个月，伙食团完全断粮垮掉后，他还是死了，死的还有他的老伴，一个5岁的孙女和他的独子何仲文。何仲文是死在西昌的矿山上，被飞石削掉了脑袋，尸首没运回来。何德兴的儿媳杨仲华后来改嫁了——何德兴家就成我村第二家“绝户”。

饥荒使许多人死在家中，死在床上，死前还能见亲人一面，算不幸中之一幸，而有不少人是死在路边、沟边、河边的。运气好的，有人认得，带个信回，或许还有家人来领尸弄回去埋掉；运气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亲人，那就横尸旷野，三五天都没人理会。

龚作兴就属运气好的一类，可仍然活活饿死在路上。

龚家是富裕中农，发家于他父亲龚模久解放前当水管事，置了好几亩田，一座独院大瓦房。解放初又种甘蔗等经济作物，生活条件在村中属上等，光是每年五月栽秧赶水前背回两篓烧酒慢喝，过年杀肥猪就令全村人羡慕不已，更何况还供着两个大女读着中学，另外三个读着小学。可一拖过1959年进入1960年，龚家也同大多数人家一样，“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饿急了的他，拄着根棍棍，到张河坝他姐家求救。最终讨得捆芹菜背着往回赶。寒风中，他走着走着就倒了下来，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有人带信告之家里，他读高中的二女龚玉清推着辆鸡公车把父亲推回家中，早已气绝身亡。如今，龚玉清已是齐鲁石化集团的高级工程师、石油专家，每谈及父亲的死，仍是涕泪涟涟！

死在路上的还有何大花脸。

他是个唱戏的武生，声如洪钟，演技了得。何大花脸是我家邻居何跃章家的亲戚和常客。据母亲讲，每当花脸一来时，何跃章家上下都欢呼雀跃，热闹非凡，因花脸豪爽侠义，对他们家照顾有加，历来被奉为上宾。1961年冬天，花脸又来了，可这次是来讨账要饭的。剧团垮了，他饿得走投无路，快饿死了，忽然想起有个老友、世交在白头镇，所以拖着快站不住的浮肿的双腿来了。但何跃章家怎么能在这个“一日无粮，父子不亲；二日无粮，夫妻不亲；三日无粮，全家不亲”，各保其命的时候接收他呢？这时是一碗粥，得之可活命，失之要亡身呀！所以只得把他关在大门外，任其哭天喊地，哀嚎呻吟。我就亲眼看见他在那大门外躺了两天两夜，没有人答理他。3天后，何家叫来村中的小伙子何学贞、邵平安，找来辆鸡公车，哄花脸说推他去街上找何大爷给饭吃。花脸糊里糊涂地被扶上车，走了不到一里路远，就是现在到白头路上的高电杆处，何学贞把鸡公车一翻，花脸就摔了下来，何学贞便推转鸡公车跑回村了。花脸在那儿求爹告爷， 呼天抢地， 凄号之声惨不忍闻。天快黑了，有几个半大小孩去看稀奇，花脸已爬到一个稻草堆边躺着，见有人来，他从兜里摸出一把非常漂亮的“提扣刀”与何学林换了半根红萝卜吃。娃娃们看完了，走了，留下花脸没人管。那天晚上起白头霜，冷极了。第二天我们上学经过那里，花脸死了，冻得硬邦邦的。我们不觉得害怕，更不觉得稀奇——因为在这不到3里的上学路上，我们一天看到过4个死在路边沟边的人。后来，不知是哪几个人，用锄头在原地挖个坑，把花脸埋了。母亲私下里曾说，何跃章家早年曾受助于花脸，现在连人也不见，推来丢在路上，有点过分了。而何家则说，是叫何学贞、邵平安推到街上乡政府去，哪晓得他们推来倒在半路上，小伙子办事靠不住。

而何学户的哑巴妹妹，却是他们自己丢出去饿死的。

何学户家也是村里少有的富裕中农之一，和龚作兴家不相上下。何学户有1姐1哥和3个妹妹。饥荒一来，老老小小七八口，无论如何保不全了，于是父母决定减缩掉最小的两个：4岁的哑巴妹和2岁的幺妹。怎样减呢？带出去丢，任其自生自灭。具体由何学户和母亲一人背一个到20里外的大邑县城后，放在一大户人家门前，买块馍哄住，走了。母亲可能于心不忍，第二天又去那里探听，哑巴妹妹已经死了，幺妹叫人给抱走了，母亲打听到了是哪家，稍微放心而回。1993年，何学户打听到幺妹在大邑医药公司上班，前去认妹妹，幺妹也回白头故乡给父母上了坟，祭拜了祖先一番，可就回来过那一回，再无来往了。

伍志清的死，倒有几分人情味。

伍志清原为伍家庵的和尚。红军长征经川西环山岗时脱下袈裟投了红军。抗日寇、打老蒋直到抗美援朝，战功卓著，复员后优先安排来我村，分了村中最好的何益林的三大间瓦房并两间厨房居住，成为我们村的一员。印象中，伍志清五短身材，操一点外地口音。他孤身一人，整天气哼哼的，菜园里的萝卜丢了几根，他便把萝卜缨用一根树枝支上插在地头，然后就抬条凳坐在那里骂半天。但对到他家里玩，看他满屋跑的兔子的小孩倒很和气，还指着贴在大堂屋里的毛泽东、朱总司令的像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还给我们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但不知为啥，他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却是“革命军人个个想老婆，三个五个我也不嫌多”之类，只是想归想，直到死，他也没娶到老婆。

饥荒一来，伍志清孤身一人，兔子早卖光吃光了，就卖房子。当时有心思，能想到买房子的，只有龚少成。龚少成解放前当乡丁，娶下个比自己年长的山里女子为妻，养下八男二女，解放后，七大八小一家十多口挤在几间破房里，确实也难。饥荒一来，活命都难，为啥想到要买房呢？因为他干的是与粮食有关的活： 开初在公共食堂煮饭，后来又在碾米厂碾米，做保卫。每晚拿着明晃晃的梭标守着那比黄金白银还要金贵的黄谷大米。听说伍志清要卖房子，就卖掉10只鸭子（每斤8元），用90元钱买下了伍志清的全部房子和家具，为几个儿子做长远打算，使后来为房子吃尽苦头的人们羡慕不已，也愤愤不平好多年。

伍志清卖了房子揣了钱又对龚少成说，他饿了两天没进一粒米了，要吃碗稀饭再走，龚少成说稀饭没有，有两个蛋，给了他让他快走。伍志清只得立马走人，回到伍家庵他侄女家，侄女见叔叔卖房揣钱来投奔，欢喜不已。这90元钱，帮她与叔叔一起维持了2个月，最终伍志清还算有福，死在侄女家中，再后来侄女一家也死得一个不剩，使买房的龚家彻底放心，这房一直住到1998年才拆掉重建。最终龚少成家还是死了孩子：龚老五、龚老十。

教书先生、国民党员何学仁之死，也值得记述一番——

何学仁家解放时划为中农，几代书香门第，兄弟3人有的教书，有的行医。解放初，其小弟何学礼和何学仁自己本可继续教书当先生的，何学礼还被正式通知录用，背着行李告别乡人去学校报到了的，只是后来一政审，何学仁是国民党员，通不过，其弟何学礼也受牵连不能用，遣返回原籍务农。幸好其二弟何吉生是志愿军退伍，军医，安排到王场卫生院行医（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也被清退了）。

学仁、学礼教书不成，学礼还能种田，记点工分当个会计什么的。学仁可就惨了，白面文弱书生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斯文儒雅，“走路都害怕踩死蚂蚁”。学仁妻子早亡，留下光照、元庆、英才3个儿子，虽都已成人，却只有光照一人成家并生子。何学仁一家5口，就有4条光棍，日子难熬。学仁书没教成，开初靠兄弟吉生在王场医院的关系，到医院里当了个十几人食堂的司务长兼炊事员，工资虽少，但有吃有住，倒也无妨。

但好景不长，公共食堂一垮，何学仁就被清退回家，生路即断。先是家中大儿光照，一个彪形大汉，和2岁的孙子死了，媳妇回了娘家。紧接着，元庆，一个很斯文的小伙儿，也死去了。元庆死前的一个细节，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当时的何元庆，也就20来岁吧，一表人才，书生气十足。但饿久了，变得骨瘦如柴，眼眶深陷，胡子拉碴，勾偻着腰身，活似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有个问路的人就叫他“大爷”，元庆苦笑着回答了人家，然后就不断地摇头叹气。

何学仁回家后，更是陷入绝境。我那当队长的父亲可怜他，就让他提个墨桶，端个脸盆在村里小伙食团的墙上壁上写标语、画图画作宣传来抵下地干活挣口稀饭吃。那些他写的配有画的标语如：“一处开花，四处结果”、“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万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等，一直保持到那几栋房子在1992年被何学全、曹树清拆旧房建新房时才不见了，给人长长的回味。

再后来，小伙食团也垮，剩下何学仁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但英才毕竟年幼，不满父亲国民党员的身份，再加之都在各自逃命， 就难以想到他人，哪怕是自己的父亲。有天晚上，我和母亲在菜地里守二季豆，半夜时分，一个黑影慢慢向二季豆架移动过来，停在了二季豆前。母亲大喊一声：“哪个，干啥子的？”“是我，幺嫂，是学仁。”母亲上前一看，果然是学仁，就明知故问他半夜了为啥还不睡。他回答说睡不着，想找找白天留下的两根麦秆嚼嚼水吃，哪知让英才吃了，所以出来走走。母亲安慰了几句这位先前人人尊敬的先生，先生又叹着气慢慢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里一下沸腾了，何学仁死了，喂在他家的社里当家牛也死了。人们喧闹沸腾，并不是因死了村里的先生秀才，而是牛死了，有牛肉吃了。人们围着那条不知多少天没人看一眼没进水食的当家牛，正盼着分牛肉的当儿，有人吃了一惊：牛舌头没有了！疑惑中，有人揭开锅盖一看，牛舌头正煮在锅中，水微温，牛舌没熟，而学仁正死在灶下。人们明白一半疑惑一半：明白的是，牛舌头是被这位从不杀生，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先生割下的铁定无疑；疑惑的是，这牛舌头是牛咽气前割的还是咽气后割的，是他割了牛舌头被吓死的还是等不及牛舌头煮熟而饿死的？吃惊疑惑一番之后人们便不管他，而是像过节一样，大人小孩在牛身旁围得水泄不通，眼巴巴的看着村里善于杀猪宰牛的龚少成等人把牛剥皮开膛，再切割成丁丁块块，按人头三两二两分给各家各户。于是，人们欢天喜地离去；于是，倾刻间整个村子里便充满了久违的、短暂的生气。事后，人们帮英才把父亲抬到离家两百步远的现在胡俊邦修房子的那块地上埋了，和先前死去的十多人一样，连坟堆都没垒一个。多年后，英才良心发现，拿着锄头来此向人们问父亲所埋之地，想垒个坟堆。知情人说，这小块地上重重叠叠不下埋了30人，咋能记得呢？英才只得作罢。我母亲为此事，后悔伤感了好多年，说那晚要是不去守二季豆，学仁摘点去煮吃，可能就死不了；而我却说，他割了牛舌头还是死了，免不了的，母亲总是不信。

被牛吓死的还有两人：曹瑞午、张玉泉。

毛泽东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他老人家的话一点不假，特别是那年月，种田无肥，猪已绝迹两年，庄稼也只好像人一样“瓜菜代”了，靠点草皮灰渣维持生长，“草比禾苗高”并非虚构。那时也不知有什么免耕之类，就是免耕，无除草剂，也必无收，所以田地还得犁。几百上千亩的耕地，靠几条牛显然不够，无力耕作全部，结果稻麦两熟的大好良田，只好轮作，留下一部分只种一季水稻，留下一部分休耕，叫做“板田”，或洒几斤苕子，让其自生自灭，权作绿肥。剩下的要耕种，牛力不够，就靠人用锄挖，或以人代牛拉犁拉耙耕地。如果能多条牛力，人就少挖十亩八亩，所以牛当然是农民的宝贝了。所以，农民深知，政府深知，毛泽东他老人家更知牛的金贵了。

所以，当时的耕牛由信得过的人家专门饲养，冬天为保其过冬不死，还配有少量口粮给养牛人家，但这口粮在饥荒之时难于真正吃到耕牛口中，所以一些牛才两、三岁正当青壮出力的时候，就成“风谷机架架”死去。而牛一死，又是大家有牛肉分吃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喂死牛的人家并无多少不满，有时还怀一种感激之情，希望隔两天喂死一头再分回牛肉吃。

我的大哥在3年里喂死了2头牛，大家吃了牛肉不忘他恩，照样选他当副队长（1964年四清运动中对他仍是好评如潮）。没办法，政府和干部认为，牛粮必须进牛口，不能让牛背着有粮吃还死去的黑锅，办法是将牛粮集中保管，每日按量煮成稀饭端到打场上，各养牛人家带个盆子牵上牛到打场上，在众人监视下，打来稀饭让牛亲自吃下那份属于它自己的口粮。牛们好生感激，而我们则好生眼红——牛出力耕田，还有稀饭吃；而作为人，连稀饭都没有。

可恶的是有人铤而走险，偷杀起牛来了，要独自享用牛肉了！张玉泉、王兴顺就是偷杀牛吃的两个人。这两人本属我们临村的二队。张玉泉50多岁，老婆孩子五六口，有点文化，能吹箫拉琴。王兴顺40多岁，文盲，力气过人，胆识过人，有7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二、三岁吧。饥荒一来，看着左邻右舍家家死人，听着满屋儿女的哭嚎之声，于是二人合计干出了件惊动四里八乡的大事来：偷杀了我队剩下的唯一一条当家牛。那牛喂在我队曹瑞午家，曹瑞午是王兴顺连襟，两家相距二里，常有来往。有天早晨，人们发现曹家的牛两天都没来吃稀饭了，于是到曹家一看，牛没了，这可是件大事，马上报告大队，大队报到公社，公社再报到县公安局，公安局来人，一天就破了案，在王、张家发现了煮熟的牛肉，于是人、肉一起弄到县上，张玉泉来不及公判，就吓死了，王兴顺押回公社，开万人大会公审，判了15年徒刑，刑满在万家劳改煤矿就业，直到1990年代初才回家，至今健在。如今问起他对此事有何看法，他说幸好杀了牛判了刑，虽劳改十几年，钻了十几年煤洞，但捡了一条命，值！

（四）

现在该写到我家，写到我可敬可怜的父亲母亲了。当公共食堂无节制地猛吃猛喝大浪费，而田地里草比禾苗高，明明大减产甚至绝收却又大喊亩产千斤万斤的时候，父亲开始担忧怀疑了：这样的急躁冒进浮夸虚报，大呼隆胡乱搞，能长久么？正确么？父亲不相信亩产能有千斤万斤，在公社汇报产量时，就只报4挑，最多600斤。于是他便被当作右倾保守典型，在王场的千人干部会上站了高板凳，接受批斗，在大队、公社的夜会上检讨，直到深夜才回家，回家后不断地叹气唠叨，我就听他说过：“翻身翻身，翻到沱沱头去了！”“人民公社好，眼睛吃大脸吃小！”1959年下半年小伙食团垮掉断粮时，我一家10口人中，大哥在成都工厂工作，二哥还在西昌部队，三哥在西昌师范校读书，大姐已出嫁城关，四哥在崇庆中学读书，家中只剩下五哥、八妹和我，与父母相依为命。吃公家喝集体不成了，吃的一下就变得无比金贵起来，黑市上米卖到三、四元钱一斤，一般工作人员的月工资还买不到10斤米。我们靠煮吃仅剩的几十斤小麦维持一段后，就粒米不见了，只得响应政府号召“瓜菜代”了——只能靠谷糠、麦麸、厚皮菜、苕菜、各种野菜度日了。每天放学，我就和五哥各提个篼篼，到河边沟边，坟地河坝去摘水芹菜、米汤蒿或挖绵根子，揪葫豆秧。厚皮菜之类清水煮了就那样抓来吃，盐巴也没有，更不说调味腥，吃久了就胀气发呕。米汤蒿之类煮熟了放在臼窝里捣烂，加上少许米面麦麸之类做成馍，已是难得的美食。葫豆秧煮吃后，会头昏恶心，那其实是中毒的表征。绵根子之类，是边挖边吃，但这东西扎根很深，要花大力气，很不易挖到。

饥饿的感觉像鬼魂一样，每时每刻附着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到找吃的事上，凡是能吃进嘴能填肚又死不了的东西都找了吃了。家中原有只花猫“三张皮”，可爱极了，但饥荒一来，半年没闻过油腥味的我们现在看到它在眼前晃来晃去之时，分明看到了它皮毛下的块块肥肉，分明闻到了它身上的阵阵肉香，早已是“目无全猫”了，再说，它要是跑到别家去，早晚也性命难保。于是，屠杀在所难免了。四哥、五哥找来根细绳，套在依偎撒娇的花猫脖子上后，就各蹬着门坎，闭着眼猛拉死勒好一阵才置花猫于死地。这情景我至今想起，特别是想起花猫在撒娇之时被人暗算，还不寒而栗！后来又发现个用了多年的皮撮箕，母亲把它放在水里泡了两天，软胀了，拆开来，架上柴火猛火煮了一天一夜，居然煮软了，用刀切成条状，外观看起来分明是腊肉条，透亮亮的，可吃在嘴里啥味都没有，绵绵的就像嚼纱布一般，喝口水和着吞下肚子，肚子痛了一夜，第二天拉出来还是绵绵的一团老样子。

我们还吃树皮，较好的是枇杷树的皮。先用石头在枇杷树上砸一番，之后厚厚的树皮就碎落下来，捡回后，再砸烂磨细，和上点米糠麦麸米面之类， 就可做成硬邦邦的口味不错的馍馍了。有人还想到了吃白蟮泥（观音土），从东关乡山沟里挖回白蟮泥后，放在锅里架火烧得焦黄，再弄成粉状和上野菜米糠之类即做成结实美观的馍馍了。这东西下肚当时很管饱，但不易拉出，尽是“硬头屎”，好不容易掉下两大坨，便如飞机投弹一般，直炸得粪坑里浪花飞溅，扑通作响。

比较高级、正统的替代物还是米糠。据考证，历朝历代的饥民都首选它，但那时米糠已不易弄到。危难之时显聪明，还是母亲办法多。家中的厨房原是用1958年的稻草盖的，母亲忽然想到，大跃进时做不到精收细打，颗粒归仓，必有颗粒遗漏。于是动员起一家大小，把房上稻草全扒了下来，“人人动手”，一根根搓过揉过，居然有了一大升秕谷的收获。全家高兴极了，马上烧火炒熟，架磨磨面，最后竟然磨出了两升焦黄喷香的谷面，用来搅拌菜糊吃了好多天。

然而，父亲身材高大，食量过人，过去一天能吃3斤米，这东一顿西一顿的菜糊草根显然不够他的需要，他不顾母亲的劝阻，饿急了就干吃起米糠来了。我清楚记得，饿急了的他，端着半升炒得焦黄的米糠，先抓一把塞进嘴里，再喝口开水冲下，第二天就“结住”久拉不下，血流如注，呻吟不止，不久就浑身浮肿，卧床不起。接着，致命的一击又接踵而来。1959年底，家中还有只鹅，偶尔还能下个蛋，全家如命般地养着。父亲当时还是生产队长，因偶尔有人家的鸡鹅出门啄生产队的麦苗、油菜苗吃，糟蹋庄稼，便在会上提出加强管理措施，有人提出，谁家鸡鸭鹅再出门下田损害庄稼，谁见了谁逮来吃，父亲同意了。可后来刚巧有一天，我家这只鹅出门下田了。社员何学民，何陈氏看见了，别家的倒也作罢，队长家的可就没话说了，这二人果真把鹅捉住，杀来煮吃了。父亲知道了，叹着气，拄着棍，带着我们兄弟3个到何学民家中哀求，希望能分给半只一腿，但何学民硬是连汤也没给我们一碗。于是，我们的父亲，这个曾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这个儿子们心中的真正英雄，此时只能又叹着气，拄着棍回到家中，从此就到死也没下过床一步了。这情景，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令人辛酸掉泪。

还有件悔恨终身的事不时压着我的良心，总觉对不住父亲——

就在丢鹅的前一个月吧，母亲到城里大姐家去了，我和五哥、八妹待在家中，晚上饿急了，睡不着，知道柜里还藏着个鹅蛋，便偷偷爬起来，偷了这蛋，找来一些草纸，打湿了，把蛋包了起来，煨在火膛里烧起来，居然烧熟了，吃下后，竟无人发觉。天刚亮，就赶紧逃出家门，直奔城里找母亲去了。母亲担心着家中大小，见了我，第二天，在大姐家吃了早饭便领着我往家中赶。那天是个逢场天，走到 糟店过一点，就碰到了父亲：一身干净的衣服，白白的头帕，背着个扁背篼，一脸的担忧，见了我后对母亲说：“我们还担心他掉在茅厕里了，找了半天也不见。他把鹅蛋偷来烧吃了。” 母亲不但没骂我，反而责怪父亲说：“吃就吃了嘛，别说了。”我则躲在母亲身后回了家。回家之后，五哥却很高兴，说我走后，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头好几斤重的死猪儿子，让大家吃了回肉。父亲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最后连翻身都要人扶，拖到1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个春天的晚上，在公社医院张玉歧医生来家通知他去治浮肿病的前一夜，他把几个还在身边的儿女叫到床前，言语低沉，断断断续续地给我们交代后事，并一一为我们祝福：祝大哥工作顺利，下次回家一定为母亲买个罐头回来；祝二哥平安，不要再负伤了；祝三哥完成师范学业，当个好老师；祝四哥考上大学；祝母亲能享到儿女的福。最后两句至今犹言在耳：“望全家都好，都好！”后来竟说死后就埋在大门旁边，因为他舍不得8个儿女，也因为村里得“浮肿病”死了许多人，男人已没有几个了，抬不动棺材。直到半夜，父亲才在母亲、大姐、大哥、五哥和我的守护下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父亲死后，母亲用一斤粮票请来二队的王子清，拆下龙门子的屏风门（那上面还贴着两年前三哥写的一个大大的“福”字，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喝水不忘挖井人——丰衣足食”），做成一个“火匣子”薄棺，一番粗粗装殓，就悄无声息地把父亲埋在大门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直至今天。

记得安葬父亲时，那个当年提走母亲板栗的工作组成员的那位军人，不知为啥来了，默默站在旁边，问大姐为啥就把父亲埋在家门口？大姐说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位军人像是很忧伤，母亲见机便把家中的镜框拿出来，指着穿军装的二哥的照片告诉他：“这是我的儿子，也是军人，正在西昌山里剿匪。”军人看了，又默默地走了。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那军人忽然带来了十几名军人，把我家垮了的厨房又给修起来了，再不久，母亲忽然被人叫到公社，拿回个每月可领10元钱的取款本，一直取到1964年三哥去当兵。

可惜，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这军人姓甚名谁，属何单位，归何部队。40多年过去，他该还在人世吧？

父亲下葬那天，大哥又从成都回来，没能给母亲买回罐头，一言不发，一个人默默地为父亲垒了个大坟堆，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垒个小坟或者连坟堆也没有。还让我不明白的是，他整整一夜不睡，就在那把父亲常坐的太师椅上坐到天亮，整个人像傻了一样，直到母亲喊他，才醒过来。

而我，一是年龄小吧，二是看惯了家家死人，麻木了，更主要的是饥锇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对父亲的死，看得很自然，很平常。直到逐渐成人，特别是当了父亲后，才痛定思痛，才回味起父爱的深沉珍贵，但一切都晚了，不再有了！

在西昌部队的二哥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大为震惊，大为悲伤，一个人关在屋里哭了一天一夜。来信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父亲死于饥锇，因为前不久才从广播里听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无比，三面红旗正大放光芒，亩产千斤万斤，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大锅饭，同时也从探亲返队的战友口中得之“形势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怎么一下就闹饥荒呢？家信中说生活困难，他接信后总寄个三五十元回家，咋就没想到寄粮票呢？家里咋不告诉他缺的是粮呢？他还写信告诉在康定的三哥，一定要设法保全所有剩下的家人，绝不能再死第二个。于是便陆续三十五十斤的寄粮票回家了，这是确保全家再没死人的关键。

父亲死后不久，政府看到死人太多，蒋介石又在叫嚣反攻大陆，传言：先杀党，后杀团，然后再杀老社员。一时间，危机重重，形势险恶，便实行了救济，恢复了伙食团，按人头定量供给粮食，小孩、大人，半劳力、全劳力每天4两、6两，5两、八两不等，于是新的伙食团重新开火，按定量发饭票，但不知为啥这新伙食团又建在离村3里远的二大队10队石家大院里。比先前规模大一半，有300来人。每月10斤8斤粮，按今天人们的生活标准，应该不算少多少，至少不至于再饿死人，但那时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副食和营养补给，有段时间连盐巴也买不到。（我就记得曾用一大碗笋子从隔壁何吉生家换半汤匙盐巴解馋）更不用说油腥了，再加上断粮已久，身体亏空大，所以那经过司务长、炊事员之手的三五两粮吃进口中，远不能饱肚，饥锇仍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人们。每天早晚，我们村的人拿上饭票，带上饭盒，穿过沟心头那坝田，翻过黄桶堰高坎，经过陈家碾碾沟的独木桥，最后再经过石家那坝田，来到石家院的伙食团打饭窗口，排了队递上3两半斤的饭票，打来一碗两碗的蒸米饭，又返回家中，把米饭和上野菜草根或米糠麦麸之类煮成汤汤水水一锅，以增加一些饱感，多一点温热。人们多希望能用票称现米回家来自煮啊，多希望不再有伙食团，政府直接把粮分到各家各户啊，但这得有公社医院的病员证明，否则这就是反对集体化，是走单干走回头路。

说到打饭，我又有愧于母亲。有次我主动要求去打饭，一共是两碗，一碗半斤的，一碗3两的，全是黄土碗蒸的硬邦邦的白米饭，刚打下回头走，风一吹，饭香扑鼻，饿急了的我实在经不住诱惑，于是在那碗半斤的米饭面上掏吃起来，三里路快走完，已掏出个大大的洞来，我把它翻转扣在盆里，仍是原封不动的一块。进门后，不安地把饭递给正眼巴巴等着的母亲。母亲接过饭，用铲切开，准备和早煮在锅里的米汤蒿一起再进行混煮，一铲下去，喳一声空响，母亲一看，什么都明白了，生气地说道：“你下得心哟！”我羞愧难当，低着头说：“我提前吃了，就不分我的吧！”但分饭时，母亲仍把我的分上，没少半点。

那时，我家兄妹三人最感兴趣的是围着灶头看母亲煮饭、分饭。有时围得母亲不方便了，就生气地说：“哎呀，你们怕灶垮么，一个个撑得这么紧！”但我们仍不忍离开，专心地听着水响水开，贪婪地闻着饭香菜香，大睁着眼看着母亲把饭分在各人碗里，老是肚里咕咕响，嘴里口水淌。母亲在分饭时，尽量分得均匀，但有时难免有干稀、汤面锅底之别，三兄妹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一当分配完毕，母亲一声“端吧”的话音未落，三双小手便如射箭般伸出，有时是三双手同抢一碗，有时是两双手同伸一碗，有时则三双手各端一碗，就看各人的观察判断能力了。而母亲，却端剩下的那碗，从不和我们争，当我们吃完并舔尽锅、铲、碗放下筷子后，母亲总要问我们：“饱了吧？饱了吧？”我们则懂事地说：“饱了，饱了！”母亲有时明知我们不可能饱，但听了这样的回答，总会露出点放心和满意。尽管这样，分饭最终还是分出了矛盾，分出了家庭的破裂——这又是我的心病了。

那时的配额定量，我是每天6两（十六两进制）八妹5两，我觉得平均分饭吃吃亏，尤其是有天放学回家，八妹还偷吃了留给我的那碗菜稀饭，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书包，砸了笔砚，发誓不再读书，发誓自找活路，并要求把饭票给我自行支配。母亲见状悲哀无奈，八妹惊恐无助，五哥则义愤填膺，大骂我不忠不孝，可我还是执意分开过了。我把每天的6两饭票扣着吃，早饭1两，中午2两，晚上有时1两，有时2两，然后就到挤过葫豆米的田里寻葫豆吃，扯油菜田里的日本油菜头吃。说来也怪，1961年到1962年的日本油菜好像专长块根一样，大得如萝卜，甜甜的，人们早扯晚偷，十几亩田的油菜没到抽苔开花就快没了。

有天早晨，白霜一片，我背书包上学路过（经三哥、母亲劝说，我又读书了）。瞅着那里无人，飞跑下田扯两根，把叶杆一揪，两块头往书包里一按，又快速奔上路来。就在这时，一声“干啥的，站住！”吓得我心惊肉跳，要跑已来不及，只得站住，来人是大队干部杨开祥，他捉住我，拉过我的手看了又看，又看看田里，竟然把我放了。我庆幸万分，幸亏他没看我书包里，否则，不知要扣几天粮了。放学了，我又和同学李福清来到王家碾上扫细糠子吃。所谓细糠子，就是碾米风米时飘扬到碾上砖缝，板缝里的细糠灰尘，虽经人反复扫过，但我们还是能用竹签树枝从缝里掏些出来舔进口中，有时运气好，还能捡到几粒米。但这也不许。有天，我俩正在舔糠，公社书记青少成来了，可能是怕小孩在碾子上游荡被碾死，就捉住我们，问了姓名地址后，警告我们不准再来，再把我们的姓名和家长姓名写在碾米仓上，吓得我们半死后才放了我们。

我分开单干过一月左右后，靠自我克扣，靠各种找吃技能，竟也攒下了2斤4两饭票来。我把这2斤4两饭票用一个铁盒装起来，当成宝贝一般揣在衣兜里。可后来有一天这盒子突然不见了，我如五雷轰顶，急得大汗淋漓，翻箱倒柜， 揭被抖衣寻了整整半天，在终无结果后，便放声大哭起来，哭了好久好久，哭得好伤心好伤心，那是命呀，是靠吃一口一口糠菜树皮草根攒起来，准备凑够5斤称米的呀，咋就不见了呢？五哥在躲躲闪闪，母亲在不停地安慰，最后竟拿出2斤饭票说是赔我，可我怎能要呢，最后还是咬着牙挺过去了。

事后不久，我在家中一个角落找到了这个铁盒，只是里面的饭票早已没有了，到底是谁把它拿走的呢？至今仍是个谜——就让它永远成个谜吧，在那辛酸的年月，能怨谁呢，谁之过呢？

1961年的春天到了，春天虽是春暖花开，却也是青黄不接，饥荒仍威胁着人的生存。一天，母亲忽然接到通知，要她马上到公社去，去干啥呢？全家人都忧心忡忡。可不久母亲回来了，满脸喜色，欢天喜地，原来她竟领了本在王场粮库买现米的本本，有300多斤呀！这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吗？这是咋回事呀！

原来，因耕牛奇缺，为春耕生产计，白头、王场两公社组成了个10多人的买牛专业队，挺进西昌专区盐源县大山里去买牛。牛倒买成了，但粮食盘缠却用尽了，走不了路了，即向驻地附近的林业局求救。林业局有人告诉他们说：“林业局大食堂的司务长何学良就是你们白头公社的人，乡里乡亲，找他好办。”那人说得不错，二哥学良当时已转业在盐源林业局工作，正干着上百人食堂的司务长。这帮人在千里之外的绝境中遇到老乡，真是喜出望外，找到二哥，竟然还是熟人，更是喜上加喜。二哥热情接待了这帮落难乡亲，马上为他们筹了300多斤粮，但有个要求：回到崇庆后，这粮必须秘密还到白头三大队一队我母亲手中，求助者满口答应了，于是就有了母亲到公社领粮本一事了。那时三哥已因病从康定师范休学回家，又带回半年的粮食关系回来，每月可在粮站买27斤粮，并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出工使牛挣工分粮，帮着母亲拖着4个弟妹度日。我也不单干了，一家人因有了粮食和好如初了。

更可喜的是，从这年春耕见水开始，我和五哥忽然发现了一条更好的求生手段：捉黄鳝泥鳅。那时人少田多，种田不用化肥农药，水田里的泥鳅黄鳝多得很。每当春耕见水后，它们便都在夜间出来活动了。夜幕降临，我便与五哥一起，点上用猪圈房上拆下的干竹篙绑成的长火把，提上笆笼，捏着鳝夹，出门捉鳝抓鳅了。尽管黑夜的旷野里冷风嗖嗖，蛙鸣四起，偶而还碰到红节子毒蛇，但我们一点都不怕。五哥火把照亮处，不时有一条条手指粗的黄鳝、泥鳅被我轻快一夹，就被夹住丢进笆笼，任其翻卷折腾。偶尔还能夹到一两条鲤鱼秧子或鲶鱼，更是喜不自胜。兄弟俩从何家坝转到陈家坝，再转到双庙子，又从双庙子转到二队王家坝，再到何家坝。转满一圈，已是半夜，笆笼已装过大半，才回到家中。母亲早已把半锅水烧开，正和八妹在焦急等待。见我们回来，母亲就揭开大锅盖，露条缝，我把笆笼一倾，黄鳝泥鳅鲤鱼鲶鱼哗地下去。压住的锅盖下面，顿时噼哩啪啦扑啦一阵倒海翻江般地猛响，一阵热烘烘的腥味扑面而来，但也很快就沉寂下来。架上猛火煮一阵后，揭开锅盖，香气扑鼻，半锅纯天然的高蛋白美味佳肴展现在眼前：大家各自动手，从锅里捞起一条，劈背一口，吃在嘴里，简直就是山珍海味，除了骨头和些许肠肚，连血都没浪费一滴，血在脊背处已凝成长长的血条了，格外好吃，而且连油盐调味都不介入，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而且，母亲还曾把这鳝鱼的价值提高到几百上千倍：二哥在盐源山中寄了两块麝香给母亲，母亲一看这黄鳝血条和麝香一模一样，于是就捡出好多条来，晒干了，掺到麝香里，顺利地卖进中药铺里了，至今我都还佩服母亲这一大胆“壮举”。

天热后，我们还下河摸鱼捉蟹，也有的是，这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惟独没有触及的地方吧，其情其景，就暂借笔者曾发表的散文《犹闻当年河鱼香》作证吧。

田干了，冬天了，晚上没有黄鳝捉的时候，我们就捉老鼠吃。老鼠肉好吃，老鼠皮也好吃，我就曾把别人晾着的一张老鼠皮偷偷拿走，烧掉毛后吃个精光。晚上肚子饿得睡不着，就把饭桌翻转，上面压几块石头，用根带细绳的棍子支起半尺高，下面铺点干草，洒上几粒谷麦之类的诱饵，棍子的绳子直牵到床头手边。夜深人静了，老鼠出来了，黑暗中桌下面的干草上传来悉悉索索的声响，再耐着性听下去，有打架声了，不止一只了，便将绳猛地一拉，随即猛地翻身下床摸黑直扑过去，站在桌上左右摇摆几下，脚下晃悠悠的，估计全压死了，才点灯清点战利品，有时是两三只，有时是五六只，不用说，又是一顿美餐。

除了捉老鼠，我们还捉偷油婆（蟑螂）吃。那年月，可能是没有杀虫剂之类的药物吧，灶房中的偷油婆起堆堆，人身上的虱子成串串，我就记得，课堂上，坐在我面前的女同学是位美丽的大姑娘，冬天的太阳穿过窗户暖暖地照着她的全身，她正专心致志地听课呢，而我却怎么也听不进去，我在看前桌的大姑娘。看着她长长的头发上，成群的虱子爬上爬下，爬进爬出。更有趣的是，有些大虱公大虱婆还玩起“背娃娃”的勾当，成双成对，大摇大摆，分明是在向我示威。而我，虽生来就把虱子恨入骨髓，此刻却眼睁睁看着它们猖狂而奈何它不得。但对偷油婆则有妙法治之而后快，食之而后乐——

晚睡前，清除尽灶上灶下一切可吃之物，把锅里水舀干，放上些鱼骨饭渣之类，再把能盖严实无缝的一个锅盖盖上，盖边伸进一根筷子，使偷油婆能通过缝下到锅里。夜静后，估计偷油婆已全体出动，便悄悄起床摸过去，把筷子一抽，盖子一压，就听得下面悉悉索索作响，像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又像大海里潮起潮涌。只不管它，腾出只手来，拿回事先放在旁边的木盆再压上锅盖，然后才点灯烧火，稳而歼之。灶内烈火熊熊，锅里又是一番翻江倒海，啪啪作响。过后一切沉寂，沉寂后便是一阵腥臭，腥臭后便有一股香气透出。揭开盖一看，半锅红灿灿油亮亮的美味直令人垂涎欲滴，抓一把塞进口中，酥脆油香，比今日的龙虾大蟹不知要美妙多少倍。

总之，没饿死的我们，就在饥饿中反饥饿，找到了好多吃的窍门，就连毛泽东他老人家也帮全国人民找窍门，指示说，农忙吃干，农闲吃稀，早上吃干，晚上吃稀，并代之以瓜菜（与原话有点出入，有心读者能在《毛泽东全集》中找到原话）。但这也有差点丢命的时候。春耕播种了，粮食种子管得再紧，但播时总得要经过人手，播种者瞅空就能随手塞进嘴里几粒咬几下吞下肚，比如玉米葫豆小麦大麦，红苕洋芋。为了防止人们播种时偷吃或白天播下后夜里又去掏出来吃掉，有人发明了先将种子和上人屎或石灰的办法来阻止，但尽管如此，人们仍照样偷吃不误，哪怕吃得满嘴乌黑，满嘴臭气，也顾不得许多了，最多也就是吃前在身上多擦几下而已。而像我们这些没参加播种，不准下地的娃娃，便在夜里下地去摸着窝一颗颗掏。其结果是一亩地的种，能种够6分地就不错了，而这6分地能有4分地长出庄稼就不错了。要说自然灾害，我看这也是一种吧！没办法，有人又想出更好的办法：在种子中拌“六六粉”农药，拌硫磺，但饥饿能使人“饮鸩止渴”，仍然照吃照掏不误。隔壁我本家侄女何淑清，就是在黄桶堰掏吃拌了“六六粉”的红苕种中了毒，浑身浮肿，脸更肿得双眼都不能睁开，幸好她二伯何吉生是个医生，弄了些药吃，虽保住了命，但脸庞全部溃烂，昏睡几天才又转来，至今你看她，那脸上斑斑黑痕，即是铁证。

我们老师找吃的窍门可就要高人一筹，富有科学性了。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没有“瓜菜代”，有人竟想到“芭蕉头代”。那时老师每月配19斤粮，有时还要捐点，更主要的是要顾妻儿老小，许多人就经不住“考验”，弃教他图了。像我的班主任王恩礼；五哥的班主任李前魁；三哥的同学杨定郁，多优秀的老师，就是那时弃教走的。有的走后就死了，像二大队的张树明老师，教我们几弟兄，他的死让母亲叹息了好久。

而孟学良老师的走，更让我至今都还在难过。

孟老师中师毕业，曾是我三哥的同学，是个苗条端庄的大姑娘，挺让人喜欢的。那时老师们在学校蒸饭，吃都是定量，每人每顿2～3两米，由炊事员打在各人的饭缸饭钵或饭盒里，蒸好各自端去吃，老师们有的要在里面加上一块两块红苕芋头或几颗豆子之类什么的，以增加饭的分量，有的则又要匀点米出来，带回家中给父母妻儿救急，所以蒸饭时大都要来厨房关照一番自己的这一顿饭，就是不加不减，看着炊事员把米量够倒进自己饭盒饭钵里，掺上水扣上笼蒸着，心里也踏实许多。这天上午，孟老师早课后又来到厨房，一看蒸笼上已摆好了已打上米但还未掺水的各式饭具，炊事员正在屋外提水，四下无人，孟老师就趁机在一个个饭盒里匀出一撮两撮米往自己兜里装，不巧的是，炊事员进来了，愣住了，孟老师连忙求饶说：“别说，别说！”更不巧的是，这一切又让进来的学校的魏主任看见了。3人在场，那年月谁能包得住呢？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孟老师当即被停课了，第二天便和学校的右派——我们的音乐老师郑瑞清一起出现在抬砖的工地上了。当我看见那美丽的孟老师和歌声婉转的郑老师抬着砖羞愧地从我面前走过时，我真是难过极了。再后来孟老师终于被赶出学校，回崇庆县城关公社菜蔬队种菜去了。后来我读初中进了城，好几次碰到她在卖菜，便连忙走开，怕她看见我认出我，彼此都伤心难堪。而那位郑老师，不久也死了。

还有个男老师，他的找吃办法就不太让人同情了。他教我们体育，身材魁梧，打一手好球，但那时他却不教我们打球，尽让我们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因为大家早跳不动了。有天在大街上他见有个妇女买了块“高级点心”（那时政府为回收货币，高价出售一些糖果食品，几元十来元一个，其实和今天的三、五角钱的差不多）正要吃，便猛地从后下手抢来，躬着背往嘴里猛塞，任那妇女在背上猛捶猛打，直到吞完，他才站起说声：“对不起了！”旁人只看不动，那妇女奈何不得，便自认倒楣，让他走了。这事传回学校不知给过处分没有，总之他仍教着书。这种当街夺食的事当时常有，或许领导念他有妻儿老小，饶了他，况且，饿不知耻，饥不择食，他并不是像孟老师那样夺的是自己同伴的口中之食，非领导亲眼所见，就姑妄听之，饶也无妨吧！

现在，老师们找到了学校那两大丛已有几十年的芭蕉，该芭蕉不幸了。那两丛芭蕉，一边一丛坐落在学校大礼堂前的院坝里。春天一到，它们便张开巨大的叶子挡住烈日。过去，我们在它的浓荫里嬉戏玩耍，在它那巨大的、重重叠叠的、小山般高的根篼上爬上爬下，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礁石般的根篼能吃，更没想到，吃它的竟是天天教育我们要爱护学校一草一木，爱护这芭蕉的老师！能想到吃它的老师实在聪明，有大学问无疑。他找来锄头，对着几十年的芭蕉根篼一锄头挖下去，“嚓”一声就劈下一大块来，里面白白的，就像劈开的是个巨大的芋母头，滑滑地流着汁液。老师将它拿到厨房交给炊事员，炊事员再将它切成细块，磨成糊状，和上米面灰面玉米面之类，就蒸出了软软的馍来了，1两米就做碗那么一大块，2两米的保管吃个大饱，虽然吃在嘴里有些苦涩，与真馍大不一样，但能饱肚，老师们都喜笑颜开，直夸那会找窍门的老师办了件好事，执行“瓜菜代”指示有创造性。结果，这两丛老芭蕉根篼直吃到1962年麦收。我们看着这芭蕉篼越来越小，最终被挖尽掏尽，虽然没有了遮阳之所，但一想到这是老师们为了吃饱后好教我们，也都无怨无恨，甚至觉得，早就该让老师们吃掉它了。

田里的麦粒一天天鼓起来了，一天天黄熟了，虽然夹杂在蒿草丛中，但上面毕竟有救命的麦粒呀，它那样惹眼，那样诱人。上学路上，我们有意绕路走，来到麦田边，摘下麦穗，用手搓几下，吹去麦壳，抛进口中，咬几下就吞下肚了。还记得有个叫何玉安的老师在批评被逮住的学生时总结的话，叫：搓几下，吹几下，咬几下，就吞下！我们不管那么多，总是吃个半饱，才背着书包去上学。放学了，我们又蹿到麦田里，摘上半书包麦穗回家，在灶下燃起火堆，把麦穗投入火中，一阵劈啪作响之后，烧得焦黄的麦粒可就喷香可口了，虽然吃得满嘴漆黑，可肚里却踏实多了。晚上，我又和五哥各拿上米筛、筲箕之类，来到麦田揉麦。先按倒一垅，放上筛子猛搓一阵，搓下大半，再按倒另一垅再揉。开头两夜还有点害怕被人逮住，但后来一看，月色朦胧中，好像到处都有人，到处都传来嚓嚓的搓揉声，甚至听到有人互相打招呼，互相提醒的声音，也就不怕了。

揉完麦子回家后，本来可以和上水磨成糊做成馍吃的，但此时磨子已被干部搜出丢下粪坑，沉入深井中了。还是母亲有办法，磨不成，就煮，整夜的煮、焖。待到天明，那麦粒已煮得开花开朵，就如大米饭一般，滋润香甜，各人一碗，又是难得的一顿美餐。

这种大伙都下田偷麦偷谷的现象，后来定性为“群众性的小偷小摸”，不予追究。但短短半月左右的麦收一过，又是漫长的青黄不接之际，又靠每天的几两半斤粮来维持生计，人们不是两眼深陷，颧骨高耸，骨瘦如柴，就是浑身浮肿，尤其是双脚小腿，一按一个深窝，好久都不能复原。这就是人们后来说的“浮肿病”，是死亡的前兆。我请教过医生这所谓的“浮肿病”的医学原理，医生说是由于营养严重缺乏，具体地说就是蛋白质严重缺乏所致。

这是第二轮死亡高峰期，这期间死的人不像伙食团刚断火三五个月就死的，即像我父亲、何德兴那样每天要吃3斤米的彪形大汉、大食量的人，而是些妇女、儿童，他们经过一年甚至两年的连续饥饿，逐渐耗尽能量，往往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忽然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当时走上三五里，就能见到这样的一个“饿殍”，绝非危言耸听或有意编造。而有的呢，虽在家中，但往往睡着就没醒来。有的村死人太多，埋都没人埋，干部就从别的村找人来，就地挖个坑软埋了。

写此文前，我问过许多当年的过来人，我说有人估计1960年代初期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了1800万人，他们都说哪里才止这点点。我不敢妄断到底有多少，只将我们这个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地处号称“天府之国”的“上五县”——这个当时有好多户像我家有外援优势的小村庄损失的人口做一初步统计，读者便可知一二（见统计表）。

死亡一直到1962年下半年伙食团“下放”时才停下来。21家中的17家共死掉34人，生存下来96人，而且这3年中，全村未出生过一人。而我们的邻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

伙食团“下放了”，这在当时叫“体制下放”，即不再吃伙食团了，收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入国库外，就人头，劳动力、肥料的投入按比例分到各家各户自行安排，还分给每个人头1分田的“自留地”自行耕种收获，尽管少的年份每人口粮也就只200来斤，多的时候有300来斤，但毕竟可以自行主宰安排这仍嫌少的口粮了。而且，又准许喂猪、养鸡，也可以赶集上自由市场了。

于是，炊烟起处，鸡鸣之时，乡村又开始有了生气——从1963~1965年，元气大大恢复。但就在人们刚刚抹平伤痛，重建生活的时候，1966年开始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又席卷而来。我的父辈和我一样，又陷入新一轮的困惑和苦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