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上)

写作缘由

情景回放：高中一年级教室，学生自读课。

老师：“本节自习课，请同学们自读课文《人口》，有疑难问题就提出来，我好给大家解答。”

学生甲：“老师，葛剑雄在《人口》这篇课文中（课本第221页第一段）写道：‘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了1800万人’，这包括我们四川省，特别是包括号称天府之国的‘上五县’温江县、郫县、崇庆县、新津县、灌县吗？”

老师：“包括，当然包括这‘上五县’”。

学生乙：“老师，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饥荒呢？”

老师：“是自然灾害，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学生甲：“是哪种自然灾害呢？是水灾还是旱灾？是虫灾还是病害？是瘟疫还是地震？这损失的1800万人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死的1000万士兵还多800万，他们是淹死的还是病死的？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老师，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那个年代过来，您应该知道真相，告诉我们吧！”

老师：“都有吧，都有吧。总之是自然灾害，水灾也有，旱灾也有，虫灾也有。”

学生丙：“可是我们这里是成都平原，都江堰的自流灌区，千百年来都是旱涝保收，怎么会出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呢？我查了若干资料，这三年四川气候都为正常呀！老师，这饥荒或许有人为的因素吧？课文中的‘损失’一词，可不可以理解为‘饿死人’？”

老师：“……这……有人为因素，浮夸风、共产风，人灾！这样吧，以后我再抽时间给你们解答。今天答疑到此结束，下课！”

众学生：“唉，老师今天咋了，解答疑难吞吞吐吐……”

这是我几年前上课中的一幕，文中的老师自然是我，学生自然是我的学生。

本人教书30余年，向来视传道授业解惑为神圣，对学生的疑难问题，总要给予完备准确的回答，并以此赢得不错口碑。惟有在这一堂课上，在这个问题前，自觉言不由衷，深感被动窝囊，在学生有所准备的步步紧逼之下，只能节节败退，可悲地、不甘地挂起了免战牌！

其实，我可以主动答疑。因为我“从那个年代过来”，我“ 知道真相”，但我自有我的苦衷！

在葛文“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的1800万人中，也包括我的50岁的父亲，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翻身农民，我们村的第一任生产队长，我们县的支前模范、我们县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县长曾亲自给他挂过奖章），还包括占我们村四分之一人数的30多名乡亲。对葛文中的“饥荒”一词，很久以来的用语是“三年自然灾害”，对“饿死人”的说法，过去一直视同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言论，讳莫如深，是最大的禁区。就是在今天，葛文也只能用中性词“损失”一词模糊过去。而像“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这些我们这辈人亲历亲见的事实，也只准人相信那是文言词汇，是远古蛮荒之时才能发生的事情。

鉴于此，我怎能不经一番思考就随便告诉学生真相呢？这“惑”难解啊！

而这一思考，就是两年。两年后，我感到我应该，也能够给学生解“惑”了。

首先，这是事实，是已经被著名学者考证并编入教科书中让学生知道的事实。更主要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可以深刻反思，（包括反思那些最大最深的“禁区”）可以畅说（包括正面的反面的）的年代，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直面诚信，是其核心，以史为镜，也是为了照亮当前的人生道路，以增强憧憬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故，在那尴尬的解惑过去两年之后，写出我经历的三年大饥荒，作为给我的学生以及后来人的解答。

另，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作者就事论事，绝无贬损之意，还望我的父老乡亲有所谅解。

（一）

我与共和国同年同月同日生，父母亲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不识字，当年记时间用农历，他们只记住我生于巳丑年八月初十，属牛。更主要的是，四川1950年才解放，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飘扬的时候，家乡崇庆县还处于黑暗之中，他们当然不会把我的出生与共和国的诞生连在一起想了。

直到1958年8月的一天，9岁的我踏进校门，一报出生年月时，那老先生要将农历折算成公历，推来算去好半天之后，突然惊喜起来：“呀，真是个幸运儿，共和国的同龄人，愿你好好读书，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壮大！”从此，有关我的各种履历、表格之类的出生年月栏里，都骄傲地写着：1949年10月1日。

我的家庭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一生养育了6男2女，我排行第7，上有5哥1姐，下有1妹。母亲虽目不识丁，却深知读书识字明理的重要，所以在当年农家子弟盛行学门手艺挣碗饭吃的时候，她断然谢绝了若干个木匠、泥水匠收我们为徒的美意，把我们通通送进学校，说读书才是正路，才能派上大用场。结果，靠她的汗水、艰辛和人民助学金的供养，我们家6兄弟就出了3个大学生，1个中专生。

至于父亲，虽然他短短的50岁的人生没给我们留下一张照片，在他离去时我也才12岁，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我脑海里闪现：魁梧高大的身躯，强健无比的体格，络腮胡黑黑，胸毛森森，使人常联想到小说《红旗谱》里的朱老忠，电影《车轮滚滚》里的耿东山，《红高粱》里姜文扮演的“我爹”。父亲他简直就是个标本式的中国农民。

父亲虽然出身贫苦，一字不识，但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真是无所不能：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在他手里摆弄一会，便被制成一架精巧的“水窝弓”，放到庄稼地里，不一会儿就为我们捉来一只两只的喜鹊、乌鸦；一节竹管，不到半天，就被他制成竹箫，吹出如《王大娘补缸》、《昭君出塞》之类的悠扬乐曲；一个不起眼的鸡笼，经他改装，安上叫“消息子”的机关（一种安装在鸡笼鸭舍捕捉山猫、黄鼠狼等小兽的装置），常常就能在半夜里关住来偷鸡的黄鼠狼、野猫。父亲还是舞狮的高手，放猎鹰的能手，三江、怀远、崇庆、大邑的平原高山，都留下他的足迹，与他同时代的老人们现今说起他，仍然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传奇。当然，父亲更是种田的好手，一口气不息能插8分田的秧，担180斤的谷挑子二里路不换肩。父亲疾恶如仇，豪气凛凛，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听母亲说，解放前一年，正是栽秧赶水关头，恶霸堰头（旧时管理水务的地方小吏，又称“水管事”）却守住水口独霸不放。眼见全村十几户人家秧枯难栽，父亲怒火中烧，停住犁耙，赤条条提着牛鞭赶去，劈头盖脸抽得堰头抱头鼠窜，而后来他只得被迫远走雅安，靠给人挑水为生达一年之久；在刘公堰，为开河引水，当地恶霸带人强行阻拦，双方箭拔弩张僵持不下，父亲挺身而出，一个箭步飞过丈二宽河坎，一锄头打烂对方报警锣，吓得百人连连后退！如果上述这幕只是据母亲所说，那下面这一幕便是我亲眼所见：1957年春耕，生产队租来一头未经教过的大牯牛。春耕大忙在即，只得自己教牛。可在教牛犁田时，那牛猛一角将在前牵绳引导的何纪云撬出老远，腿上起了个碗大的洞，鲜血直冒。可这牛还不罢休，挣脱犁头还要做第二次进攻。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在后掌犁的父亲，飞身上前，粗大的双手紧握如刀尖般的牛角，“嗨”一声暴喊，双手一掰，那疯牛头就猛地一扭，四脚朝天，山摇地动般地摔了下去。围观的人在惊愕中醒过来，欢呼雀跃，被救者更是感恩不尽，长跪不起。那时，父亲确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大大的英雄！

养育8个儿女的父母亲，在旧社会吃的苦，受的罪可想而知。所以，正如旧中国千百万农民一样，受苦受难之际，他们巴望着有新的生活。所幸的是，在父亲40岁正当壮年的时候，这新的生活真的来了，他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父亲他是怀着多大的喜悦，多大的热情来投入这新的生活的呀！我隐约记得，父亲和大哥从地主家抬回了分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一个大衣柜和一个大澡盆。父亲喜滋滋味说，衣柜给大哥娶媳妇，澡盆给全家洗澡正合适。父亲还买回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像，贴在过去贴家神的地方，指着毛泽东下巴上的黑痣对我们说：“这是福痣。”还说朱德是总司令，朱毛联手专整地主老财，穷人才翻身，土地才回家，日子才好过了。

的确，在我幼年时的记忆中，我们的日子是好过的。父亲和母亲买了耕牛，置办齐了犁耙、拌桶、晒垫、风谷机等农具，辛勤愉快地耕种着政府分给的十多亩水田，秋收后交了两鸡公车公粮后，剩下的谷子装了几拌桶，新粮盖旧粮，年年吃不完。过年了，家中还杀年猪，全家都缝新衣、做新鞋。农闲了，父亲还到成都大哥工作的厂里，二哥当兵的部队里玩，回来给我们讲汽车、电灯，讲他在武侯祠大树下石板上睡到天黑关门，讲二哥部队的服务员每天早饭都要给他送上一大杯“米汤”，他一直没喝，直到二哥告诉他是牛奶才喝的趣事，惹得母亲哈哈大笑，惹得我们几兄弟心中痒痒，巴望着有天也到成都开开眼界。父亲还丢下抽了许多年的水烟袋，改抽纸烟。他买来了个银灰色的铝烟盒，一包纸烟买来后，都要将烟一根根抽出，整整齐齐地放在铝制烟盒里夹成两排，然后才一根根抽出悠闲满意地吸着。

那时，我常跟着父亲下酒馆。父亲喝的是西江牌的崇阳大曲，我却只能吃血旺子和猪耳朵，不敢吮吸父亲蘸在筷头上的酒滴，常引得醉醺醺的父亲开怀大笑。

的确，新的社会新的生活使父亲心胸开阔，思想大为进步。他坚决支持母亲把我们统统送进学校，说不是伪政府时候了，娃娃要读书奔大好前程，还先后把大哥送进工厂，把二哥送去参军，送去平息西昌的土匪叛乱。二哥平叛负伤，母亲哭了，父亲心中不安，但仍平静安慰母亲，说当兵就要打仗，受伤死人难免，那么多人都过得，自家咋就过不得。

大约是1952年吧，父亲第一个报名支前，担着一百多斤军粮，和县上几百民工随军西进，经灌县、汶川，到杂谷脑（即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编者注），翻直贡山一直深入到马唐草地（即今川西马尔康一带）藏区。许多人病倒、累倒，有人还当了逃兵，父亲却坚持到完成任务才返回，还救了一个民工的命。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典型的翻身农民的形象，同新中国几亿翻身农民一样，他满怀着对新中国的感激，满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张开双臂拥抱着崭新的生活，无限忠诚地投身于新生活的建设。建社了，乡亲们选他当第一任生产队长，他愉快地接受了。从此事事更走在前头，要修学校了，他把自家祖上留下的十几棵柏树和备下的房料全献了出去；要打老墙土造肥了，他带头把自家几十丈院墙推倒代之以篱笆；要平坟造田了，他又带头挖了自家祖坟，默默地把祖先白骨深埋；要入社了，他带头把中国农民盼了几千年才盼回的土地交了出去，把刚买两年的耕牛农具，积下的陈谷新麦、葫豆豌豆统统交了出去；再后来要大炼钢铁、献铜献铁了，他又把家中的大锅揭下，把厨柜中的锡壶、母亲的水烟袋砸碎甚至把衣柜上的铜铁饰件撬下，统统交了出去。他说，上级讲了，公社化了，大跃进了，总路线了，三面红旗好得很，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当时的事实也告诉他，干活是“大兵团作战”，几十上百人的队伍上午战西边三里的陈村，下午战东边五里的王庄，吃饭是公共食堂，要“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干饭”，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就在眼前，“理发不要钱，吃饭不烧锅”即是铁证，“奋战六十天，跑步 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迈?号，激得人们热血沸腾。“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也并非幻想，社上的粮车十辆八辆夜停打场无人看管，从来都不见差一粒，倒是有如王子清这样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实农民，鸡叫就起来推到王场的国家粮站上交公粮，比雷锋的优秀还早几年。

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由于他的忠诚和热忱，他被选为劳模，出席了崇庆县第一届劳模大会，县长亲自为他戴上一枚金光闪闪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勋章，让全村人自豪了好久（从母亲的一张旧照片上，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这枚勋章）。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两年后的1960年3月12日，我这50岁的父亲，竟同全村1/4的翻身农民一起，活活饿死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之上，成为今天我的学生们常询问的“1800万”中的一员。

我常听现在6070岁的人们痛惜地说道，就照19521953年那样，各家各户单干把每人的1亩2分田种到今天，不去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中国农民不知要富到何种地步，其实当年已初现了小康。结果折腾20年，又回过头重来，多冤啊！而我还要说，这折腾的结果，不只是物质的极大匮乏，不只是“至少损失1800万人口”，更重要的是人思想精神层面的损失，是人性，信仰的伤害，是对中国几亿农民纯朴、忠厚本性的伤害。不是吗？当初那种一呼百应、公而无私、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何时才能重现呢？

（二）

饥饿童年的记忆是不易抹去的。像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飘飘的情景，我至今仍有清晰的记忆。 正当父母亲满心欢喜地耕种着那10多亩水田，享受着太平丰收的时候，从1953年起，相继出现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互助组，顾名思 义，那还是农户间的生产互助形式，土地、收成仍归各家所有，农民当然欢迎。我至今还记得，轮到我家割麦插秧的大忙时节，村里各家或带上农具，或牵上耕牛前 来帮忙，十多个人一两天就互助我家收割栽插完毕。母亲则在家备上好饭好菜好酒款待这些乡亲们。田间地头，酒足饭饱，乡邻间笑语欢歌，其乐融融。完了，父亲 母亲则又到另一家互助，可惜，这种互助组没搞到两年，1953年，便过渡到合作社。合作社从本质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是完全的走集体化道路。土地、农 具、耕牛等一切都入社充公，收获归集体所有。由于事前有很好的宣传动员，更由于人们对翻身的感激，对新中国的信任，入社是空前的踊跃。第一批被吸收的必须 是先进分子，党、团员优先，无上光荣。第二批、三批的视为落后，单干户视为落后典型，很觉脸上无光。像我们村何跃章一家，解放前开皮革作坊，置下田产30 多亩，土改时划为富裕中农，最后入社，多收了两季庄稼，灾荒来时，全家二十几口以此保全，未“损失”一人，竟因祸得福。

我清楚记得，入社那天，是个冬天的早晨，村里何学明等好多人来到我家，从拌桶里，坛子里挑走了所有的陈谷新麦，胡豆豌豆，而父亲母亲却一脸的坦然放 心，乡亲们也嘻嘻哈哈，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还记得我们的课文就这样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多过不了。人民公社 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既然是通向天堂的金桥，人们等不得了，合作社没两年，人民公社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了。人民公社的最大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是 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它的“大”表现在规模大：在县区以下，按35万人组成一个公社，当时崇庆县30多个公社，再由45个自然村上千人1000多亩田的规 模组成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叫管理区，后来又叫大队。劳动者按军队的营、连、排、班组建，由连、排、班长带着生产，或耕地，或插秧，或喂猪或种菜，或 炼钢或熏土，全看情况而定。为体现“组织起来力量大”，常组织“大兵团会战”。“夜战”几百上千人黑压压一片，红旗飘飘，喇叭声声，长途奔袭，就近挑战， 号令一出，万人奔腾，好不热闹，好不壮烈！它的“公”表现在共产主义的精髓——消灭私有财产。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公有了，剩下的就是饭碗了。消灭 饭碗私有的有效手段就是挖灶、揭锅、 灭个体烟火办公共食堂。 从根本上解决灭私为公，从“ 灵魂深处闹革命 ”。

我清楚记得，每天天刚亮，各家大小就各带着碗筷到二里外的王村王琛如的大院里“吃公共食堂”。那饭堂好大哟，分排分行安着上百张从各家各户抬来的方 桌、圆桌甚至八仙桌。开饭了，炊事员抬着好几个两人才能合抱的大饭甑挨排放下，竹编的甑盖一揭开，雪白的大米饭上腾地冒起一团白雾。人们一拥而上，用大碗 小盆盛上，端到自选的饭桌前狼吞虎咽起来。吃不了的，随意倒掉，家中有猫有狗的，还要给猫狗们盛回一碗。我至今还记得，父亲为干涉那打猫饭的王洪顺打一盆 显然太多，把“猫”念成“毛”引来哄堂大笑，令我在同学面前丢脸的情景。至于菜，开初一段时间是有的，那是从食堂的菜蔬地里割来的青菜、白菜、萝卜之类， 水煮盐烹，每桌能舀上几勺。吃肉的事，记忆中有两回，一回是上级检查团来检查伙食团，杀了两头猪，一回是国庆节，也杀了猪，除此之外，就没有过了。因为上 千人的食堂，吃一次肉确非易事，公社养猪场那80头猪，除了要为一千多亩田地积粪，更主要的是要迎接各式各样的参观团，检查团，那是人民公社的门面，怎好 轻易损毁呢？

早饭吃完，营长或连长就吹几声哨子，等大家安静下来后，就安排大人们当天的农活，或到二里外的何家堰打土巴（一种农活，即把大块田土打碎以便于耕 种），或到三里外的王墩子点麦，或到八里外的张河坝扯油菜秧，或就近熏土积肥，按连、排、班各自带上工具由连、排、班长带走具体实施，如果是会战，则由营 长亲自带队。农活的安排往往是一天或一天一夜，所以营长特意告诉大家，为了不耽误农时又不影响大家身体，午饭、晚饭由炊事班送饭到地头，所以不要忘了带碗 筷下地。除非有医院证明，不得请假。而我们学生，则高高兴兴背上书包上学。

可喜的是，我们小学生也有公共食堂，地点就在学校隔壁的“红兵连”（即今白头镇卫生院斜对门，我至今不知为啥叫“红兵连”）更可喜的是，学校离家虽 只两三里远，但我们却可以在这条放学路上吃上两三顿饭：第一顿，在学校“红兵连”吃，八人一桌，白米干饭随便舀，有菜有汤。放下饭碗，一出校门便到父亲的 使牛班集中的大柏树下吃第二顿饭，随手抓个馒头，啃两口丢了继续往前赶，来到二队母亲插秧的妇女连，抓个饭碗到田坎上的饭甑里按上碗白米饭刨上两口又完 事。最后回到二队公共食堂里，老年人的晚饭刚开甑，又可吃耍一顿。

那时的我们，简直无忧无虑，只是听大人们说，这叫“共产主义供给制，公共食堂最安逸”。为此，有人还专门写了一篇名叫《笑声满食堂》的文章，被选作我们小学生的课文，以歌颂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有心读者可以从档案资料中查到这篇小学五、六年级的课文）。

私有制消灭了，共产主义成了人们认为马上就可以实现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的理想。资本主义的英、美算得了什么，必须超过它，甚至取代它，我的老师何玉 书就顺应全体人民的呼声，将自己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取名为“周超英、周超美”，赢得上下喝彩。要超英赶美，要“奋战60天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必 须跃进，大跃进！

大跃进，就需要大生产，高产量。于是“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半军事化的公社组织之下的各种增收措施和“科学方法”也随之出现。首先是从改良土壤，增加 肥效着手，具体办法就是熏土。即将田土进行一番烟熏火烤。庄稼收割后，人们便马不停蹄地将田土犁转，在田中将大块的田土垒成半人高的土墙，再架上树枝、稻 草、麦草或者木柴猛烧猛熏几天几夜，直到田土被熏黑烤干烤酥，再推倒打碎播种栽插。播种栽插需讲科学，玉米、大豆须一粒粒按序摆放，叫“蚂蚁出洞”，秧得 “东西成行，南北开厢”或要“双龙出海”，还得破千年老规矩，改一季稻为双季稻，按测算肯定是双倍的丰收。尽管后来有人说“与其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 十”。（指一年稻麦两熟，每季500斤共1000斤胜过两季稻加一季麦每季300斤共计900斤）人们认为这分明是攻击大跃进的右倾言论。人们也知“庄稼 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多肥多粮才多”，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一亩一猪，一人一猪”，然而消灭了私有制，私人养猪早已被禁止，上千人的一个伙食团，一 个集体，一千多亩田，只能办起一个养猪场，喂上百头猪，已属不易，更何况这些庄稼赖以生长的主要肥源，还要靠人一担担挑到三里外的王村，五里外的李村，汤 汤水水，荡来荡去，摇晃三五里后所剩无几，每亩摊下来也难得有三五担，从1959年1962年伙食团“下放”的3年中，毛猪更是绝迹，庄稼全都种在“卫生 田”（指未下粪的清水田）里了。大减产甚至绝收在所难免。实在不行了，人们就靠洒石灰、积草皮渣肥来养庄稼（那时还没出现化肥）。洒石灰倒能在当季起一些 作用，但这四川盆地是典型的水稻土，使用石灰后，第二季就板结了，无疑于挖肉补疮。至于土肥，人们铲草皮扫地灰打扬尘，推倒各家院墙打老墙土，挑至地里当 肥用。但人力毕竟有限，肥力毕竟有限，对上千亩庄稼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庄稼不吃瞒心食”、“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结果是地里草比禾苗高，“一趟都跑 得过”，割谷时，有人一手就捏完48窝（现在最多10窝），有的地头甚至长不出庄稼，完全荒芜了。这，大概就是后来人们归之为“自然灾害”的理由了。这种 减产甚至绝收在之后的三年中恶性循环，所以就叫“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那里的农民都认为，这是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哪有什么自然灾害！

面对庄稼歉收减产，有人另想出增产办法：平坟造田，一是增大种植面积，二是坟地肥沃，用不着施肥。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跟随父亲带人平祖坟的情景——

我家是“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大家族，祖籍据传是湖广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解放初未入社那几年的清明节，父亲都要带着全家老小去“上坟”。那是好大一 片坟地哟，古柏森森，鸟语阵阵，坟茔座座，一片庄严肃穆。父亲带着我们在一座座坟前烧香化帛，除草垒土，并告诉我们那是一世祖、二世祖，这是爷爷、奶奶、 二伯完了，一家人就在古树下的草坪上吃着供品，喝着美酒。在我的感觉中，那简直就是一年一次的难得的踏青春游。而现在，父亲却正领着全村人在早已砍光树的 坟地里平坟造田。我亲眼看见，一座座的新坟古墓被铁锹钢钎撬开，有的棺木白骨已朽至酥脆发黄，人们几锄敲碎，几脚踏平，填上土即成平地。有的棺木还很结 实，红漆黑漆还闪闪发亮，人们就将长板拖来搭桥，短的劈开送去公共食堂煮饭，白骨就地埋掉。挖到爷爷坟时，父亲显然没有了往年上坟时的安详坦然，他满脸忧 伤，把爷爷骨骸深深埋下，并又在上面盖上推倒的墓碑，然后才在上面填上一层厚土，并做了记号。难挖的是一座用红沙石条砌成的大墓，人们用钢钎撬，用十字锹 挖，好半天才撬开一个大洞，有人好奇，大着胆子进去，捡出几柄生着绿锈的铜剑，觉着无用，几锄头打弯，丢了。最后全撬开，棺木骨头都烂完了，一地都是亮晶 晶的液体，父亲说那是水?。还有许多怪模怪样的陶罐、陶人、陶兽之类，也都打碎埋了。只是有两对玉圈，有人不怕不吉利，拿去给娃娃耍了。

印象深的是挖本家何益林大老爷的坟。解放前何益林是村里首富，白头场(即今白头镇)的袍哥舵把子，有田100多亩。他孙子何尽义毕业于四川大学，解 放前一年接任其叔伯兄长何学涵出任成都兵工厂副厂长职务，时年30岁。何益林死于1950年9月，何尽义为祖父大办丧事广散家财，让全村人熄火3个月，天 天在他家吃丧饭，猫狗都全包，活活吃完了两仓米。就在1950年腊月三十那天，在解放军攻取崇庆县城的炮火声中，他匆忙将祖父抬到祖坟下葬。不几天，他便 在成都向政府投降了。据说他可以飞台湾的，一因祖父死而未葬；二因形势吃紧，他想飞时已不准带家属了，想到自己是学生出身，刚接手别人丢下的乱摊子兵工 厂，无多大罪过，留下陪着老婆孩子或许无妨。但是，何尽义还是在成都被当时的人民政府“镇压”了。而他的川大同学，他的前任何学涵却比他聪明，一看形势吃 紧，马上从重庆赶回老家，在劝说父母兄弟一起飞台湾无效后，就带上老婆孩子飞去台湾了。20世纪90年代初，何学涵回大陆探亲，虽说已退休，但鉴于他在台 湾空军中的官位太高，影响不一般，崇州市政府按有关政策给白头镇政府的请示复函仍是：不公开宣传，不官方接待，按一般台胞探亲低调处理。尽管如此，何学涵 回家仍很风光，办了十几桌酒席请乡亲父老，并一一送了礼物，在听说何尽义情况后，唏嘘不已。

再说何益林的坟被挖开后，只见棺木衣衫如新，尸身完好。有人把他从棺木中扶起，还能端坐如生。村民龚裁缝见了，一锄头打去，头即飞走。尸身上穿的9 层寿衣，结实光鲜，村人何祝安见了，甚觉可惜，一一脱了下来，带回家中洗后，父子四人便一人两件三件分而穿之。说来也怪，这绫罗绸缎制成的衣服裤子，穿不 上几天后，就化丝破碎，穿不上身了。第二年下半年，何祝安父子四人连同何祝安老伴，全都死于饥荒，成为村里第一家死绝户，惹得人们议论纷纷。

大跃进使得“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组织起来力量大”“一大二公”，地也扩了，土也熏了，双季稻也种了，就连偷吃庄稼的麻雀也被划为“四 害”发动全国上下的人摇旗呐喊万炮齐轰给消灭了，农业当然该空前大丰收了。苏联人卫星上天，咱中国农民也应该放“卫星”，遵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原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后浪推前浪地创造着胜利，放射着“卫星”。今天，王村才报亩产千斤的喜讯， 明天李村又报产双千斤，后天陈村更传出亩产万斤……到处的墙壁上，黑板报上，报纸上，广播里，都画着、写着、登着、喊着亩产千斤万斤放卫星的喜讯号召和决 心，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气魄啊！我学的一篇课文《我来了》就这样宣告：“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 了！”便可看作是当时人们伟大气魄的真实写照。

光是报喜还不行，因为千斤、万斤还只是嘴上纸上的数字，于是就有了半成熟的稻田密不透风，稻穗紧密得上面放上个鸡蛋掉不下，坐个小孩压不弯。可有人 说，这奇迹是人们在事前便将十多亩快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连夜移栽在一块田里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照片也登出来了，新闻也广播了，紧跟着，各种各样的参 观团，检查组来到村上，要实地看丰收的成果。于是，人们打开粮仓，一看果真是满仓满囤的黄谷大米，玉麦小麦，可知情人知道，只有上面薄薄一层，下面全是稻 草麦草，检查组也心知肚明，拍拍仓，吃完招待的酒菜，满意地走了。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浮夸风”。

大跃进光有农业的丰收还不行，要使国家富强，还得靠工业，而工业，必须以钢铁生产为基础。于是，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同时在全国上下推广开了。一 时间，公社的院坝里，学校的操场上，一座座“土法上马”的小高炉建成点火了。炉火熊熊，人们日夜奋战，从百多里外的山里肩担背驮背来矿石、煤炭投入炉中， 一天两天后，终于流出了铁水，尽管只有那么可怜的二三十斤，但毕竟出铁了，于是一张张喜报飞向公社，飞向县府。在得到肯定和表扬后，人们干劲更大了，信心 更足了，热情更高了，决心干出更多的成绩放大卫星。但靠人力从百里外背来挑来的矿石煤炭毕竟有限，难以维持。于是人们就地取材，没有矿石，便把家里的饭 锅，废弃的犁耙，铁钉铁丝甚至家具上的铜铁饰件献出，无偿支援这伟大的事业。煤炭不够，就砍树代替，不管是柏树榆树，见树就砍。不久，树没了，但钢还得 炼，于是人们便又拆起房子来。

拆下房料送公共食堂煮饭或送高炉炼钢并非难事，一点也没有阻力，因为已经“公共食堂”了，“公社化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私有财产 早已姓“公”，“家”的概念也大为淡薄。吃在食堂，干在连队，“家”只是个晚上归来睡觉的冷冰冰的空房子。所以有好些人，为图吃饭近方便或睡得舒服些，干 脆卷上被盖收拾起碗筷迁到食堂附近的公房住下，把自己住了几代人的老屋丢下不闻不管。比如我家隔壁的何纪云家，祖上行医，置下了一座面积达一亩多的农家小 院，小青瓦房的大院坝里是个果园，院门一关，小院里鸟语花香，幽静清爽，果子成熟时，我们常去摘桃子李子吃。公共食堂了，何纪云到公社皮革厂做工，吃住都 在那里，他媳妇王淑君就带上孩子回到紧挨食堂的娘家去住，空下这么好的农家小院没人住，果树砍了，家具烧了，自然成了第一批拆来送食堂、炼钢炉的柴火了， 毫不在意，毫不可惜，十分自然。同样的还有何学川家，何学贞家，原都是独门独户的农家院，到公共食堂了，不分彼此了，结果何学贞一家搬到富农何德兴家，何 学川家搬到何益林家的老房子。而他们两家的20多间草房瓦房，最终当然也进了公共食堂的灶膛，而住何益林老房子的还有从三队双庙子搬来的李治安一家。总 之，那时真是吃有定点，居无定所。人们随遇而安，头脑也相当单纯，任由别人支配。仅凭队长一句话，人们就可以腾出自己住了几代的老屋而去和另一家挤在一 起，或凭自己几句话就可以进入别人家的大瓦房而丢弃自己的茅草房。所以说要拆张家李家几间房来送食堂煮饭或送炼钢炉炼钢，并非难事，并无阻力，这话的确不 是天方夜谭。

我家老宅是一世祖何痴入川择业时置的，黑漆雕花大龙门楼，进门后有前后两进正房。我们住的前面大院里，有4棵上百年树龄的大油板栗树，将整个大院盖 得严严实实。春天，每当栗花开放时，花粉如雪飘飘而下，满院飘香，树上浓叶密枝里，红嘴八哥、灰色斑鸠甚至猫头鹰都在上面垒巢栖身，生儿育女。每当黎明时 分，鸟儿们便呼朋引伴，嬉戏打闹，使得整个院子热闹非凡，生机勃勃。不几天，栗花谢了，掉下无数二三寸长的毛茸茸的条状花穗，我们便把它收集起来，编成酒 杯粗的长绳，晚上点燃当蚊香用，既清香满屋，又能驱蚊避臭，一直要用到整个夏天结束。10月，板栗熟了，“娘开胯，儿落下”，这是母亲给我们猜的一个谜 语。谜底是说板栗熟时，栗苞裂开，落下红油油的大板栗来。多年来，这几棵板栗树都当成全家的摇钱树，年份好的时候，卖的钱可抵得上两头肥猪的价。记忆中， 我们没少吃母亲做的干炒板栗，鸡烧板栗。最好吃的还是母亲把板栗埋在沙中一直放到过年挖出时吃，仍新鲜如旧，或是放到厨房中的炕笆上，过年时取下，板栗肉 已干缩金黄，吃起来香甜得腻人。至于落下的栗苞，虽满身是刺，却是上好的燃料，整个冬天，我们都烧它——或用它烧火煮饭，或用它烧火取暖，而用它燃后剩下 的火炭装烘笼子，烤上一夜都不灭。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闻着栗花香、吃着板栗果、烤着板栗火中度过的。可是现在，这祖上留给我们的板栗树保不住了，不属 于我们了。先是板栗熟了，谁都可以来打，来拾。有一天，我对来打栗子的何学松说：“这是我们的！”而他却恶狠狠地说：“现在连命都是共产党的了，树还是你 们的？”我只得悄声走开了。有天下午，母亲见没人，就悄悄拿竹杆打了些下来，正在往一书包里装时，一个驻社工作组的人来了（不知为啥是位军人）硬是把母亲 手中的栗子连书包一起提走了。这又是我亲眼所见，母亲那悲愤的表情，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中。不久，这几棵上?年的板栗树也没逃过被砍掉的命运。这就是人们 后来说的“共产风”，或叫“一平二调”。再后来，1963年吧，国家对这样的事有过“赔退”，即将两年前无偿征用毁掉的房屋树木等私有财产给予一定数目的 经济赔偿，还在的给予退还。我们家4棵大板栗树、5棵百年的青冈树(又名青冈栎)和几十棵大柏树等，统共退赔了24元钱，买了几斤米吃，那几家房子没了 的，各领了百多元，相继在原宅上建起了草房、瓦房居住至今。

农业、工业都大跃进，放卫星了，教育当然也要大跃进。四哥进了县城里中学，我和五哥进本地完小，父母们则进夜校，一些年轻人则进“红专大学”。中学 毕业的三哥和几个高小生晚上就当夜校老师。那几个高小学生当老师的班，大都是青年妇女，姑娘小伙，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唱歌跳舞，那“南风赤溜溜地吹，吹 到南山去，锄头犁耙下粪水，今年收成一定好”的歌儿，至今我还能哼唱。而三哥教的班，大都是如父亲一样的四五十岁的男人，虽然冷清，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 认真真学了几个字，如“萝卜、茄子、挑篼、扁担”之类。至于“红专大学”，校址在今何家坝群众桥头的一座小院里，从外观看，院墙粉刷雪白，大红的标语口号 格外醒目，里面不时传出歌声，里面的大学生是些经过挑选的男女青年，比如村里的何俊瑶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既有歌声笑语，又免去熏土炼钢，能进去确也让人羡 慕。至于里面什么人在当大学老师，上什么课，结果如何，因人小，不敢进去，就不得而知了。只是那地方，至今上了岁数的人，仍管它叫“红专大学”。

上述一切，大都发生在大跃进的1958年，发生在热情奔放、理想辉煌、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1958年。可以说，这一切，恰是三年大饥荒的前奏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