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轻
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毛泽东和党中央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察觉到“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并曾努力领导全党进行过纠正。然而，把这时
对错误的纠正说成纠“左”，是很难成立的。

　　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所谓“左”，就是指
思想和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
的现实姓，陷入空想盲动。纠“左”，就应使原来超越客观可能性的思想和行动
回到符合客现实际的轨道上来。而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对已经察觉到的
错误进行的纠正，尽管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但就其纠正的几个主要方
面的问题来讲，是算不上纠“左”的。

　　我们知道，这一阶段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的错误，主要是针对人民公社化运
动中出现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现象，划清了
两种社会性质、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明确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
当时的人民公社经济还是集体经济。与此相联系，批判了否定商品和等价交换的
错误。并针对着“大跃进”运动中国民经济生产提出的高指标，对1959年的原计
划生产指标进行了压缩。但是，从纠正后的情况来看，党的指导思想和实践仍然
没有摆脱“左”的框框。如在肯定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公
社经济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同时，仍然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估
计得过短，认为从1958年起再用15年至20年就可以建成社会丰义，向共产主义过
渡了。这尽管比原来想在三、五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放慢了，但显然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明确当时公社经济是
集体经济的同时，特别肯定了公社经济中的若干全民制成分，尤其是作为共产主
义萌芽的供给制；强调发展商品和商品交换，也只是限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
上，在国家计划经济的领导下进行，并认为这样做的必要性只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内，也就是15年到20年。可见这种认识与社会主义社会对商品的客观要求相差
甚远。在实践中，因保留了供给制，在公社集体经济中纳入商品生产和交换轨道
的东西是很少的。至于压缩后的生产指标，仍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家的承受能力。
由此不难看出，纠“左’后与纠“左”前的区别只不过是延长了一点过渡时间和
稍稍放慢了一点速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其次，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都没有认识到“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左”倾错误。恰恰相反，却高度评价了这两个运动，
认为这两个运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好形势。至于察觉
到的一些问题，则认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不久，一个广大的社
会运动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　般都是由于党和人民群众中对“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识不一致，或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所导致的。这些问题的纠
正，也是为了使两个运动健康地发展。这一点，只要认真阅读一下这一历史阶段
党中央的有关材料，就清楚了，这里就不多加引证了。而且，当毛泽东和党中央
还认为当时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时候，尽管发现了一些不足，也不会作为“左”
的错误去纠正。实际上，在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以中央名义公开发表的文
件人都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讲过纠“左”这样的话，只是1958年11月在武汉
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方面问题时，毛泽东讲过要“压缩
空气”。在1959年4月毛泽东写的《党内通讯》中，讲过“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
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在一些内部批件上指出过有的地方某些过头
做法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和党令央就在纠“左”。就
象不能把当前党中央纠正过热现象，说成是十三大以后至今党在纠“左”一样。
一场大的错误的社会变革，当实行这场变革的决策者还认为它是正确的时候，往
往在实践中会出现比他的决策更错误的东西，对此加以纠正，回到决策者认为是
正确的错误决策上来，并不会影响错误决策的贯彻。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这
段历史，也就是这样一段历史。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运动的错误决策后，虽然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决策的
错误，只是发现了在实践中　些比决策更加错误酌东西，对此加以纠正，使之更
符合他们的决策，目的是为了落实错误的决策。我们讲的三年“大跃进”，就包
括这一历史阶段。如果认为这段历史是纠“左”，就把历史扭曲了。

　　其三，从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事实来看，
也说明了前段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指导思想上并不存在纠“左”的问题，而是在肯
定“左”倾错误的前提下，纠正那些在当时看来也是脱离实际的错误。而这些错
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看来，都是一次大的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
它不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按毛泽东形象的说法只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
头。所以，不可能象有些同志推断的那样，如果纠正错误能够继续下去，就会走
上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轨道。彭、黄、张、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只不过是刚刚接触了一下“左”倾错误的实质，突破了一个指头的界线，毛泽东
对此就不能容忍了。他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发起的进攻，并把对彭、黄、张、
周的批判，当作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所必需的。毛泽东
从来没认识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错误的，当然也不会把它们作
为“左”倾错误来纠正。他纠正的只是那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
现的在他看来是过激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没有
必然的联系，纠正前者绝不会导致对后者的纠正。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他意识
到彭德怀等同志是在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时，就难以容忍了，从
而导致了一场历史悲剧。无可争辩，彭德怀等同志力图从根本上纠正党的“左”
倾错误的历史意义是积极的，他们首先看到了“三面红旗”的一些实质性错误，
为以后党认识这些错误提供了条件。但是，要认为庐山会议前这一历史阶段毛泽
东和党中央已经在纠“左”了，并且认为那样纠正下去，也可以最终走向从根本
上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轨道，只是由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给历史带来如此严重的消极后果，这是很难说得通的。

　　(作者单位：河北省宣化炮兵指挥学院政教室)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60-6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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