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以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
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开辟我国社会主义农
业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
在过去实行生产责任制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逐步发展起来
的。一九六一年，中共安徽省委推行的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制，即“责任田”，为
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它很快就被迫夭
折了，但却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研究这个问题，无疑
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责任田”产生的背景
安徽省一九六一年的“责任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推行的。五
十年代末，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
公社化运动，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
化风）迅速泛滥开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九年起发生严重困难。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于十一月三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
二条》，集中力量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
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九六一年三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又讨论
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
善人民生活，安徽省试验、推行了“责任田”。在试验、推行过程中，曾五易其
名，开始叫“包产到户”，后改为“包产到田，责任到人”，不久又改称“包产
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或者叫做“包工包产责任制”，最后定为“田间管
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通称“责任田”。 这个办法，最初是由原安徽省委主
要负责人曾希圣同志提出来的。自从安徽省一九六○年发生严重的“饿、病、逃、
荒、死”现象以后，他的心情焦虑不安，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六○
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安徽省委两次派人去山东向曾希圣同志汇报工作
（他当时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正在山东），曾希圣同志都向他们提出了要在
偏僻山区搞个包产到户的试点。这样，省委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即布置舒城县
委在晓天公社一个大队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
一九六一年二月，曾希圣同志从山东回安徽，到蚌埠时，听说有这样一件事。
宿县有个七十三岁的老农刘青兰，他儿子有肺病不能生产。公社劝他进养老院，
他不愿坐吃大家的饭，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带着自己生肺病的儿子到山区去生产
和休养，并说生产有余就交粮给公社，不足也不要公社负担。公社党委同意了他
的请求。他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锹和一把四齿钩，开了十六亩荒地，一九
六○年收了三千三百斤粮食，除留下口粮、种子、饲料一千五百斤外，还交给公
社一千八百斤粮食和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所得）。他向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
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注:
《安徽工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３期第１９页。】曾希圣同志对此极感兴趣，认为
“包产到户”是来自群众的创造，应该推广。他当即提出要各地多进行“包产到
户”的试验。后来蚌埠地委派人在怀远县曹老集公社搞了一个试点。二月下旬，
曾希圣同志又派调查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在合肥市郊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进行
包产到户的试验。三月六日，还召集了蜀山公社的一些社员到省委座谈包产到户
问题。座谈后，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决定试验，迅速推行，并根据书记处讨论意
见起草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发给地、市、
县委策一书记传达贯彻。
毛泽东同志对安徽省推行的“责任田”，开始也是同意的。一九六一年三月
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同志就“责任田”问题向他作了汇报。汇报后，曾希圣同
志电话通知省委的同志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七月间，曾希圣同志
去蚌埠向毛泽东同志再次汇报了“责任田”问题，毛泽东同志表示，如果“责任
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注:安徽省委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
个参考材料》（１９６０、７、２０）。】
由于推行“责任田”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并得到了毛泽东同
志的同意，所以推行速度是相当快的。到一九六一年秋末，全省百分之八十五点
四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
二、“责任田”的做法
根据省委的有关规定，首先必须坚持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当
时指大队统一分配），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
在五统一的基础上，采取以下具体做法：
１．先“三包”“四固定”到生产队，然后再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并
签订包产合同。
２．定产。根据土质、水利等条件，逐丘定产。产量逐年由生产队调整一次。
３．划分“责任田”。按照社员的劳动底分确定承包田亩面积。旱地水田、
好田孬田、远田近田，互相搭配，尽量做到耕地连片。所包耕地，按劳力增减情
况，在每年秋后调整一次。
４．定工。根据不同田亩、不同作物，按照劳动定额逐丘定工。
５．记工。采取以产记工、归户结算的办法。就是按照每户承包田亩的定工
总数除定产总数，得出每一个工应交的产量。在作物收获后，按照实交的产量计
算工分。
６．耕畜。实行专人喂养，专人使用，养用合一。喂养耕畜的工分由生产队
包给，参加分配。使用耕畜的工分采取换工的办法解决。
７．大型农具。犁、耙、耖、耩跟耕畜走。水车、船、大车等由生产队指定
专人保管，统一使用。
８．肥料。社员家庭积肥，自积自用。集体所有的肥料按亩分摊到户。商品
肥料按作物需要分配。
９．种子。分户选，分户打包，小组集体保管，或者几户伙管。
１０．育秧。统一泡种、撒种，由老农指导，分户管理，或者几户伙管。
１１．打场。以组为单位设场，分户掼稻，分户打场，过秤入仓。
１２．奖赔。产量归户计算，全奖全赔。
１３．生产队下成立劳动协作组（大体上由五、六户或七、八户组成，一组
使用一条牛或一犋牛），实行集体责任制与个人责任制相结合。
１４．对劳动力过弱的困难户，要安排他们搞副业和零活，副业亦可实行包
工包产，零活则按件记工，参加统一分配。
１５．每个生产队都要留一、二亩耕地，作为生产队干部的试验田。
上述“责任田”的做法，是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把土地、
产量包到户或组，以加强社员的责任心，提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与发
展农业生产。
三、“责任田”的效果
由于“责任田”办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
求，又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因而得到绝大多数干部和
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例如，广德县誓节公社杨柯大队牌坊生产队的社员们说：
“这个办法责任分明，人人有责，依赖不成，瞎混不行，不会干不干一样吃饭了。
现在，积极的更加积极了，不积极的也积极了。”【注:安徽省办公厅印《有关
“责任田”的办法文件汇编》（１９６２、３、２９）。】全椒县有些社员说：
“实行‘责任田’算是摸透了我们的心，这个办法一定是会种庄稼的人想出来的。
”【注:安徽省办公厅印《有关“责任田”的办法文件汇编》（１９６２、３、
２９。】
从“责任田”实践的结果看，主要有以下好处：
１．增产幅度较大。比如，肥东县长乐公社涧南大队路东生产队（实行“责
任田”办法）和路西生产队（没实行“责任田”办法）同在一个自然村，只是一
路之隔。两队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路西队还要稍好一点，因此路西队往年的生
产一直比路东队好。可是一九六一年路东队实行“责任田”以后，生产超过了路
西队。路东队全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三百三十九斤，路西队只有二百六十四斤，
即少七十五斤。【注:安徽省办公厅印《有关“责任田”的办法文件汇编》（１
９６２、３、２９）。】
据有关部门一九六一年十月对三十六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办法
的三十六个生产队，每亩平均产量二百八十四斤，比上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八点九，
而另外三十六个不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每亩平均产量二百七十斤，比上一
年只增产百分之十二。【注:安徽省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
（１９６２、７、２０。）】
(缺文)
当然，“责任田”在推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五统一”难以做到；
有各顾各的倾向；对困难户照顾不周，等等。但这些问题是次要的。只要采取正
确的措施，发扬长处，不断改进，“责任田”是可以逐步完善起来的。
四、“责任田”的结局
正当“责任田”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的时候，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九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建议，发
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
求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
日，经过充分讨论后，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期
间，毛泽东同志改变了对“责任田”的态度。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间，曾希圣同志
去无锡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毛泽东同志问，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是否还要搞“责任田”？【注:安徽省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
料》（１９６２、７、２０）。】显然，毛泽东同志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就够了，不需要再搞“责任田”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二年三月，安
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责任田”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由省委常委
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从此，开始批判和改正“责任田”
。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
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
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
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
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
“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此后，安徽对“责任田”进行了更猛
烈的批判。当时加给“责任田”的罪名是：“严重的单干风”，【注:《安徽工
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３期第７页。】“方向性的错误”，“两条道路的斗争”。
【注:《安徽工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１期第７、４页。】而且认为“责任田”是
富裕阶层煽动起来的，说什么“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富裕阶层闹单干、分田到户、
包产到户，企图走资本主义老路……我们应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
主义死路。”【注:《安徽工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１期第７、４页。】对于支持
和保荐“责任田”的干部，则戴上了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等帽子。
这样，从一九六二年开始，“责任田”就逐步被改正了。因为改正“责任田”
违背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所以改正的速度与推行的速度相比是相当慢的。到一
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全省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生产队还没有改正“责任田”
。【注:《安徽工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３期第１页。】而且在改正“责任田”的
过程中，干部群众都有抵制。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
向毛泽东同志和安徽省委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
“‘责任田’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未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
有制，并未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与其说是单干，那只能说外表上是单干，而实
际则不然。”还说：“农民群众中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
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村中有劳力的户，不待说是拥护‘责任田’的，就是困
难户，一大部分也是拥护的”。【注:《安徽工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３期第１３、
１７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宿县符离区委等单位也公开地为“责任田”
辩护，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解决了
六十条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六十条的重要补充”，“是过渡到农业现代化的桥梁”
。【注:《安徽工作》１９６２年第１３期第７页。】至于群众，对改正“责任
田”也是不满的。总的来看，改后生产积极性低于搞“责任田”的积极性。据统
计，社员要比一九六一年少积百分之二十的肥料，自留地、开荒地则要多上百分
之二十的肥料。大田施肥面积一九六一年为百分之六十五，一九六二年为百分之
二十六。有些社员在改正“责任田”后，赶闲集，串亲戚，一连几天不参加干活。
有些社员要求恢复“责任田”，个别的要搬家到未改的队去落户。有的队则明改
暗不改，工作组一走，又重搞“责任田”。有些队改后生产情绪不高，重新出现
了“队长喊、组长催，广播筒子在后面追”和“走路一大片，干活一条线”的现
象。如滁县琅琊公社水艮庄生产队，有一天二十二个劳力在一块田里锄麦，每人
一天只合一分三厘。【注:安徽省委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
（１９６２、７、２０）。】
一九六一年的“责任田”虽然被批判而夭折了，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
责任制，再次在安徽省蓬勃兴起，迅速发展。这说明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
五、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们要把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长期坚持下去，应当认真
记取一九六一年“责任田”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分不清楚。例如，认为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实
现“一大二公”，就是社会主义；而把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退回来，使之与生产
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走回头路、复辟资本主义。又如，把集体经济和集体经
营混为一谈，认为集体经济只能集体经营，集体经营就是集中劳动，集中劳动才
是社会主义，而分散经营、分散劳动，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就是资本主义。再如，
认为穷是社会主义，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富就是
资本主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富裕阶层，就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
这些认识上的错误，是导致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 “责任田”
进行错误批判的重要原因。实践告诉我们，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
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
呼隆”和平均主义等弊病，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从而解放
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
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在这种经营方
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
的单干有本质的不同，绝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固定一
个模式，搞“一刀切”。“责任田”正是广大群众打破框框，破除了在人们观念
中长期形成的固定模式，在实践中闯出的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当时批
判“责任田”，则是搞了“一刀切”，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模
式，其他的形式，包括“责任田”都不需要了。现在，要把联系产量的各种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坚持下去，必须彻底抛弃“一刀切”，应当始终允许各种责任制形
式同时并存，只要那种生产责任制形式在那个地方受到群众拥护，能够促进生产
的发展，就不能随便批判和取消。这样，才有利于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必须彻底肃清“左”的思想。回顾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曲折发展过程，
不难看到，在我们党注意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就会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而当“左”的思想严重滋长的时候，农业生产责任
制就要受到批判，遭受挫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兴衰，是和党的经济工作的指导
思想的正确与否紧密相联、休戚相关的。我们要把现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坚持下
去，一定要继续肃清“左”的思想。
第四，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
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新道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它具有的重大
意义。有的人总以为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过是权宜之计、临时措施，不是方向。
因为一九六一年的“责任田”受批改正，就是在一九六二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
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他们认为经济形势一好转，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要改，经济形
势好的地区也没有必要搞生产责任制。现在，农村形势和整个国家形势越来越好，
一些干部和群众思想还有顾虑，怕政策多变，再受批判，不敢放手大干。为了使
联产承包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它的地位和作用。实践已经证明，
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落后的地区，又适合先进的地区；既
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
产力发展的需要；既是治穷的良方妙药，又是致富的正确途径。我们一定要把它
长期坚持下去。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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