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我国农村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这是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一
次失误。回顾农村公共食堂发展的始末，探讨发生失误的原因，总结纠正错误的
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对于进一步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发扬党
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是有意义的。
一、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
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一九五七年
冬、一九五八年春，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当时片面地认
为高级社的规模已不适应大办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一九五八年三月，
党中央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各地根据这个意见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全国出现
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七月，全国农村开始办人民公社。在小社并大
社转公社和“大跃进”兴起的过程中，各地自发地办起了一批公共食堂。并社工
作开展得最早的河南省，到八月份已建立公共食堂二十六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个，
参加人数三千五百五十八万人，占农村入口的百分之七十九【注:《关于巩固人
民公社的几个问题》第２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第１版。】。
公共食堂的出现，立即得到党中央的鼓励，认为“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
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受到群众欢迎”【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下册，第４０页。】。 八月底，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
社和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的决议。九、十月间随着全国很快形
成的以全民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农村公共食堂迅速
发展起来。在当时看来，举办公共食堂，首先是所谓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需要。工
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大炼钢铁，发展社办
工业，进行“秋收、秋藏、秋耕、秋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开展农、林、
牧、副、渔多种经营，都需要劳动力，急需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
家务劳动社会化。其次是所谓实现“三化”的需要。人民公社一般都实行组织军
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其目的在于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统一调配劳
动力，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进行大兵团作战。公共食堂既作为生活集体化的一
个重要内容，又作为组织军事化和生产战斗化的有力保证而被重视起来。再次是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由高级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小集体发展到大集
体，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认为共产主义快要到了或者已经到了。为了
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不断增长“共产主义因素”，彻底根除家庭私
有观念，使家庭不再成为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农村公共食堂就是作为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试验场”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到一九五八年十月，据东北、华
北地区九个省市的初步统计，已建立公共食堂一百零七万四千个，百分之八十以
上的农户参加了食堂【注:《人民日报》社论：《办好公共食堂》１９５８年１
０月２５日。】。到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三百四十多万个【注:转引
自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３２８页。】。
在筹办公共食堂时，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社员的房子、炊具、
桌椅板凳被无偿调用，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地归食堂饲养，社员
的自留地没收作食堂的菜地。如河北省邢台县孟家庄村社员“自动”拿出大锅、
笼、水缸等用具五百五十余件，有四十五户社员把二千七百斤粗粮和副食品“送”
给食堂【注:《关于人民公社生活集体化问题》第８１页，农业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１月１版。】。河南修武县共没收社员自留地二万多亩，
开荒地七千多亩，调牲畜五百七十头，猪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七头，羊一万九
千七百头【注:《关于巩固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第２３～２４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第１版。】。公共食堂还普遍实行伙食供给制和粮食供给
制，提倡“吃饭不要钱”，即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不论劳动力强弱
和技术水平高低，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
粮食供应。这就把原来各个家庭因劳动力状况和抚养人口多少不同，而形成的生
活待遇上的差别拉平了。“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
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
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一九五八年底粮食
就“吃紧”了，一九五九年春天便闹春荒。“共产风”对农民实行平调，这实质
上是对农民的剥夺，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
农村公共食堂是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它违背了群众的意愿，
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二、农村公共食堂的整顿和曲折
食堂建立以后，部分群众感到不习惯，生活情绪不安定；部分群众对集体生
活能否超过小家庭生活，表示怀疑；部分富裕中农认为没有自由了，因而表现出
明显的抵触情绪；而部分干部则认为“生产好管，食堂难办”，对办好食堂缺乏
信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求巩固人民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
会议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党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整
顿人民公社的同时，也整顿了农村公共食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
强调“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社员吃得饱，吃得好”。一九五九年五月，
中央再次指示要“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
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
第２２１页。】，并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
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
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
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
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
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
题的根本办法，但它对减少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缓和各方面的紧张关系起了
一定的作用。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
食堂，山西省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只剩下不到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二十。青海
省也“刮了解散食堂的风”【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２５０
页。】。安徽省一位领导同志在无为县蹲点，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吃饭
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体所有的渔塘开放），亲自
帮助农民拆锅拆灶，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上述各省停办食堂的处置，反映了广
大农民的心声，无疑是正确的。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
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
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注:《彭德
怀自述》第２８６页。】。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
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注:李锐：《怀念十篇》第６４页，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１月第１版。】。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
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
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
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注:《张闻天选集》第４９７页。】。这些意
见切中了办公共食堂的“左”倾错误的要害，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由于党中央
一再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斥之为
“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注:《农业集体
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２３８页。】，发动了反对所谓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
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就丧失了正确解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机会。在庐山会议后
的全党反右倾运动中，安徽省的一位领导人因解散公共食堂而被划为“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错误地受到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的处分。富裕
中农提出的“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的主张，被指责为
“恢复单干”、“开倒车”、“是一股反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由于开展了反
右倾斗争，强制地坚持公共食堂，截至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达三百
九十一万九千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点六【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２９７页。】。
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中断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
“左”的进程，使党内的“左”倾思想又发展起来了。一九六○年上半年大力推
广农村公共食堂。二月，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干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
告》。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所以食堂
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
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２８８页。】。
三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争取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到百分
之九十以上更好。在粮食管理上，改变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规定“统一
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２９
２页。】。
根据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一九六○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
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
三个专区，精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二万八千多人【注: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２９３页。】。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
“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没收自留地是
同大办公共食堂分不开的。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
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贵州省提出，“为了作得自然一些，可由干部、党团员和
积极分子带头，把自留菜园地交给食堂”。河北、河南、甘肃等省没收了自留地
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
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正如张闻天所
说：“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注:《张闻天选集》
第４８９～４９０页。】。不难看出，这次整顿使大办食堂的“左”倾错误更加
严重了。到一九六○年四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
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
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八
点六，其中河南省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错
误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
，“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一九六○年下半年，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我国经济开始
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十一月中央提出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
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十二月，中央在批转一个省委的报
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
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
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
十四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十八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
“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综上所述，在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党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改善群众生
活的措施，想让群众“吃饱、吃好”。但由于“左”倾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
硬是坚持公共食堂制度，并且提出和执行了不少脱离群众的“左”的政策，损害
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加上当时弥漫于全国的“共产风”等“五风”，这就加剧了
严重困难局面。
三、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党在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的真正醒悟是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一九六一年一
月，党在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经
济开始从“跃进”轨道转到“调整”轨道。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要
转变。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各中央局、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亲自
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农村公共食堂是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初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工作会议上讨
论和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由于当时对农
村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还不十分明了，加上有的公社干部“不同意完全把食堂砍
掉”，《农业六十条》仍作了这样的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
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和具
体要求，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可以办常年
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在居住分散或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
社员的口粮，可以分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很明显，
《农业六十条》对于办什么样的食堂，是否参加食堂，社员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不过文件的基本精神，依然是“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继续进行细致的考察工作。调查越深人，
发现公共食堂存在的弊病越多。主要是：
第一，公共食堂不是节省劳动力，反而浪费劳动力。砍柴、种菜、烧饭都占
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
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刘少奇曾说：“以前我们不
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
专人做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春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
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去了”【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９２页。
】
第二，由于办食堂，极大地影响了社员发展养猪等家庭副业，粪肥减少了，
生产队的农业收入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都减少了。
第三，食堂实行“供给制”，造成“工多不喜，工少不急”。。出现了“吃
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等极不正常的现象。许多辅助劳动力本来可以劳动的，
不劳动了。
第四，很多社员感到吃饭“不自由”，生活不方便，粮菜难于调剂机动，
“大灶不如小灶好”。另外，北方社员做饭同时烧暖炕也不方便了。
第五，食堂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既破坏了山林，同时又减少了灰肥，影
响农作物的生长。
第六，办食堂不是增强了团结，而是影响了团结。社员和食堂工作人员之间，
以及社员相互之间的纠纷增多了。
第七，基层干部在领导食堂方面，往往要比领导生产花费更多的精力。
总之，党的领导在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盲目状态之后，终于认识了农村公
共食堂存在的严重问题。朱德反映陕西群众的意见时说，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
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注:《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２８５页。】。实践说明，大多
数食堂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样的食堂势在
必散，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建设事业有利。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
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
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
去”【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３２９页。】。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
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
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
供给制”【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３１５页。】。
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面向实际，摸情况，说真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
党中央制订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可靠的依据，为正确解决农村公共食
堂问题奠定了基础。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
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注:《农业
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４８４页。】。这样，党就纠正了用行政命令方
式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的“左”倾错误，有领导地解散了公共食堂。对此，广大
农民很高兴，有的把这称为“第二次解放”【注: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大事记》第３０２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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