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为什么要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先说说八字方针是怎样提出来的。一九六○年七月，党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
议，这次会上首先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随后，李富春同志在研究一九六
一年计划时，又进一步发展为“调整、巩固、提高”，就是说国民经济计划要按
这六个字的精神来安排。向周总理汇报以后，总理提出在“调整、巩固”后边加
上“充实”两个字，于是就完整地形成了八字方针。同年九月三十日，中央批转
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这个方
针，还向全党作了宣布，并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
当时为什么要提出八字方针呢？这个问题过去由于受“三年大跃进成绩是主
要的”这个框框的束缚，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能讲清楚。八届九中全
会公报说，提出八字方针是“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以
后有些同志又说是鉴于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的背信弃义。这些当然也是原因，
但不能说是根本原因。现在看，根本原因是三年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客观经济规律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我们还得追溯一下三年大跃进的情况。三年大跃进
是怎样起来的呢？是从批反冒进起来的。一九五六年我国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生产、建设、人民生活等都比较好，但也有缺点，那就是建设规模搞得大了一些，
市场和人民生活有点紧张。为了使经济稳步增长，一九五七年适当调整了一下前
进的步伐，提出注意防止急躁冒进，这本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后来说是“马
鞍形”。一九五八年初，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提出破除迷信，敢想、
敢说、敢干的思想。会后，又连续“反右倾”。一九五八年三、四月，成都会议
更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所谓“白旗”，就是指那些主张指标比较稳妥的人。
总理和陈云同志都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冒进做了自我批评。五月八大二次会议，通
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八月，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一
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
计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六十
至九十，据此提出所谓“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
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并提出各省要使工
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问题是那时粮食、棉花并没有拿到手，而且在提出钢产量
要从五百三十五万吨翻到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时，实际只完成了四百多万吨，
而时间则已过去八个月，这就是说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三分之二的任务，这
怎么可能呢？
但那时没人敢出来说不行，就这样下了决心在报纸上公布了。一九五八年计
划六百二十万吨，搞到七百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不可能。因为那时钢
铁工业生产能力就没有那样多。十月份，中央开电话会议说，一千零七十万吨指
标一定要完成，不能打折扣。怎么办？只好蛮干，在一两个月内全国一下子搞起
来几万个小高炉，所有单位都出来炼钢铁。当时，我们计委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
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今天
听来是笑话，很荒唐。当时大家抱着一个信念，工业“以钢为纲”，只要把钢搞
上去就好办了。但实际情况是，要上钢铁，必须相应地增加煤、电、运输等新的
建设项目。结果一年之间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就增加了近一倍，从一百三十八亿
元增加到二百六十七亿元。大家勒紧裤腰带，许多地方把党费、工会会费都拿出
来，有的地方摊派，动用结余，动员职工拿出存款来搞建设。结果使积累率一下
子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九猛增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国家职工从二千
四百五十一万人增加到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一年之内增加了两千万人。工业本
身，由于数量任务太重，开始忽视质量和品种，有些部门甚至发生拼设备的情况。
大办钢铁又影响了农业。农业虽然丰产，但没有劳力收割，不少地方只留下妇女
老人，农具和牲口有些地方也抽调出去支援钢铁去了。几千万人上山找矿，农业
第一线强劳力抽光了。一九五八年粮食丰产没有丰收。棉花在地里一片白，没人
摘。加上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共产风等，使农村的问题开始严重起来。城市市
场供应紧张，肥皂、猪肉等开始出现排队抢购的情况。许多迹象表明国民经济主
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需要调整。那时有些情况不是不了解，但不敢反映，怕说
泼冷水。一九五八年九、十月份，我们去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我和一个同志到
一块地里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他两次不吭声，问第三次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八
百斤。我问能产八百斤吗？他说包括秸杆在内。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和农业部的
同志第二次去徐水，我们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叫商庄化工厂，
到那里一看，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还办什么工厂？我们很快给家里写了信，反
映问题严重。我们在徐水向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汇报徐水产量不实，解学恭说：
“徐水的成绩是很大的，工作上有点粗”。同时，那时在思想上也有个错觉，由
于钢铁任务太重，扩大积累的结果进一步引起钢铁不足，因而误认为要缓和当前
的矛盾，还得集中力量上钢铁。
一九五八年十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中心
任务是要为生产三千万吨钢而奋斗。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两千万吨，对外公布
一千八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一九五九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一千六百
五十万吨。当时虽然也有些同志认识到要完成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仍不可能，但也
觉得再降不好说了。会开完了，毛主席作了批评，说你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是
不是懂得经济。要陈云同志再摸一摸，把数字落实下来。陈云同志回北京以后，
亲自摸情况，搞调查，向政治局建议一千三百五十万吨。其实这个数字也高，但
这在当时来说已经很不简单，只有陈云同志才敢提出。这前后，虽然毛主席不断
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但由于在总的方面
坚持跃进的口号，坚持“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口号，因此不可能进行根本的调
整，当时基本的思想倾向还是“左”的。八月，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以
后，进一步发起了一次反对右倾的运动，经济战线一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
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离了工作。这一年的路子是继续
一九五八年走的，继续猛攻钢铁。经过蛮干，钢产量年末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万
吨，积累率继续提高，达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仗越打越乱，挤农业、挤轻工、
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但仍没有觉悟。
一九六○年又提出了一个高指标，钢产量定为一千八百万吨。经委年初就提
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干了几个月上不去还不死心。
毛主席这一年夏天与富春、一波、陈正人同志谈话时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
小洋群。浙江的情况只有四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
厂、小洋铁路。今冬要动员七千万人来干。一九六二年搞到三千五百万吨，可能
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二千二百万吨，如果今年有二千二百万吨，后年可能达
到三千八百万吨。第二个十年可能搞到一亿吨。”“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
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
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
给技术，蹩一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上天。”七月份苏修撕毁协议，撤走
专家，大家很生气。为了反击，咬着牙要炼“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
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一千
八百万吨，而是要搞两千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
重。客观经济规律战胜了我们的主观意志，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到一九六○年
底就再也支持不住了，除了调整，没有别的出路。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比例失调，主要是指导思想
上的错误，而且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人民日报》发
了一个社论叫驳比例失调论，这篇社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九五八年积累率虽有提
高，但没有挤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都有发展，由此认为基本比例关系没有破坏。
其实，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你积累率提高后，为了适应这种提高，大批人力和
物力从农业、轻工业部门向重工业部门转移，使社会劳力不能按需要比例分配，
这怎么能不引起以后年度农业、轻工业的下降和人民生活的下降呢？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否则就无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也无法解释八字方针的
由来。
下面具体说说提出“八字方针”前的经济情况。总的说经过连续三年的瞎指
挥，国民经济到一九六○年其基本比例已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
重的不平衡状态中，突出的表现是：
（１）粮食严重不足。农业生产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也由于高征购以及过
多的挤了农村劳动力、生产工具，使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一九六○年只有二千八
百八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三千九百零一亿斤减产一千零三十一亿斤，还低于一
九五二年水平。但征购数量仍达一千零二十一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增加六十亿斤，
这样不仅挤了农民口粮，使一部分农民吃不饱，而且也挤了饲料粮，甚至种子粮，
影响农业生产。国家粮食库存一九六○年降到三百六十三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
五百九十九亿斤减少了二百三十六亿斤，当年销售大于购进一百二十四亿斤，按
每人每年需粮五百斤计算，这就是说国家一年大约差二千四百多万人的口粮，加
上高征购挤农民口粮的数，大约差三千万人的口粮。由于粮食不足，国家挤农民，
农民挤牲口，使牲畜大量下降。还挤经济作物，技术作物。油料一九六○年为三
千四百零五万担，比一九五七年的七千五百四十二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存栏数
一九六○年为八千二百二十七万头，比一九五七年的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万头减少
近一半，而人口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九五七年人口六亿四千六百万，一九六
○年人口是六亿六千二百万，增加一千六百万人。这是当时最大的困难。
（２）已经摊开的基本建设规模太大，没有后续力量。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
○年基建投资合计九百九十六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合计还多百分之八十。这
个规模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七千亿斤、棉花产量七百万担，农业已经过
关的基础上的，是根据一九六二年要求达到钢产量五千万到六千万吨的目标来布
置的。从一九六○年的情况看，这个规模不仅脱离了农业这个基础，而且也超过
了工业基础的可能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不仅挤了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
活、文教卫生，而且这样干仍然难以为继。这集中表现在人力、物力、财力的不
平衡上。从最综合的国民收入分配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三年共增加国民
收入三百一十二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二百四十六亿元，占新
增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一九六○年国民收入减少二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还增加了三十九亿元。物资供应也很紧张，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
材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木材为百分之十四点八，水泥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七，都
比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低。这怎么能适应呢？在编制一九五九年计划
时，连纸面都无法平衡，就留了五十亿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
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
增加了四百二十一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
（３）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那几年挖了商品库存，涨了物价，还
多发了几十亿元票子。一九六○年财政集中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二，正常年
份一般占百分之三十多。但仍有差额十九亿元。货币流通量达到九十六亿元，比
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十三亿元，使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
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降到四元一角，一九五七年为五元二角。市场供应
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看货币收入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减工资，应当
主要看实际生活水平。下面是城乡人民主要消费品每人平均的消费水平：
那时根据一些典型调查，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百分之三十。有些地方更严
重，有的地方饿死人，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
（４）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设备损坏严重，许多企业无法继续生产。主要
是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失调，特别是燃料工业与木材工业更加严重。一九六○年
煤炭产量达到三亿九千七百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一亿三千万吨增加了二亿六千
万吨，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一九六○年需要量超过产量百分之三点五。为了保钢、
保电，人民生活用煤逐年下降，许多工交企业被迫停产。山东一九六○年轻纺、
化工和机械工业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达四分之三。而且就煤炭生产能力来说本来
就没有那样多。一九五七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吨，加上几年新建改造，包括简易投
产，一九六二年也只有二亿三千六百万吨，可见一九六二年生产三亿九千七百万
吨是完全靠拼出来的，是建立在采掘比例失调和拼设备的基础上的。据矿山小组
一九六二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五百零八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
产的有一百七十九处，设计能力七千四百八十四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百分之四
十四。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百分之七十七，因此从一九六○年四、五月
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钢铁工业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矿山能力实行强
化开采，到一九六○年，剥离共欠帐二千七百三十一万吨，设备完好率只有百分
之三十六点八。
（５）工业和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浪费惊人，
损失严重。三年瞎指挥，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
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生铁合格率一九五七年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四，
一九六○年降到百分之七十四点九；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六○年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亏损额直线上升，到一九六一年达
到一百零五亿元。其中工业亏损四十六亿五千万元。在基本建设未完工程中，一
九六○年以前下马的以后也难以利用而报废的，即达一百五十亿元。
以上讲的五个方面，突出反映了提出八字方针时的经济状况。说明再不调整，
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调整，是由于三年大跃进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破坏了比
例关系。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
一九六○年提出八字方针，但当年并没有执行，就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中央
仍然发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认为，能不能完成当年一千八百万吨钢
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动员全体职工，战
胜一切困难，为保证这项任务完成而斗争。一九六一年，由于高级干部中对形势
认识不一致，有些同志害怕反右倾，害怕被说是对三面红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因此尽管那时已认识到不调整无论如何是不行了，但仍然不敢大胆调整，所以，
这一年调整不狠，耽误了一些时间。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把
问题捅开了，经过讨论，认识开始走向一致。同年二月，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常
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研究了财政赤字和商品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对财
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如何调整也做了研究，陈云同志在
《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一、把
今后的十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恢复，第二阶段才是发展。农业的恢复要
三至五年，在这一阶段工业要放慢速度，投资要减少。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
人口。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用于农业。六、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要把注意力从工
业交通转到农业和制止通货膨胀上来。同时，提出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每人供
应三斤黄豆。供应范围由小到大。要在城市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搞些山珍海
味充实高级饭馆等。
同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
决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并要求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
工作完成。
中央成立了由杨尚昆、习仲勋等同志组成的中央精减小组，负责精减职工和
城镇人口等事宜。
三月，召开了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首
次总结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他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同
时也发生过某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说，在这几年的建设工作中，一些方
面发生了不符合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的情况。我们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
不够，注意了数量，对质量和品种注意不够，从需要考虑出发多，从可能的条件
考虑得少，对高速度注意得多，对按比例注意得少。”又说“三年大跃进的缺点
和错误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使国民经
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费
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在生产
和建设中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违反科学的措施，废除了一些不应该废除的规章
制度，不注意经济核算，不讲求经济效果，给企业、事业和工程造成了不少的浪
费和损害；也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企业和事业的发展规模过快过大，使职
工人数和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同当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不适应，这就加
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这次总结尽管由于当时的历
史条件对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做了一些过分的估计，与当时存在的实际困难很不协
调，但毕竟对当时困难的主要原因做了分析，这对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全国人民
克服当时的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这些看法只在内部讲了讲，没有对
外公布，所以全国人民还是不知道的。
根据一系列的会议，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央财经小组，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就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系统地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对如何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
字方针做了非常具体的安排。中央财经小组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在报告
中又系统地陈述了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八大困难。即：
（一）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还
不可能很快。
（二）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
行。
（三）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做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
条件继续前进。
（四）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的突出
问题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五）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
（六）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
改善。
（七）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
进口粮食。
（八）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
压。
从这个分析出发，中央财经小组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
整：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
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
供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
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
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像现在绷得这样紧。
财经小组的争取经济形势根本好转的指导思想是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采取
的措施是继续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对工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是一个关键性的
报告，对彻底地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
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
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
可以说认识清楚了。又说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是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
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现在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个措施我们整个工作就
有可能不再被动，而逐步转上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就可以不再严重化，而
能逐步好转”。
那么，那时究竟具体采取了那些措施呢？除了在农村进一步肯定人民公社三
级所有以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在城市恢复奖励制度，实行按
劳分配，恢复多种规章制度等以外，就经济工作本身来说，调整的内容主要是：
（１）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一九六一年已经减少一千万人
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又决定减少二千万人（财经小组原报告减一千三百万人），
职工人数在一九六一年已经减少八百七十万人（一九六○年五千零四十四万，一
九六一年四千一百七十一万）的基础上又规定减一千万人（财经小组报告减八百
万人），这是减少粮食销量，解决市场不平衡最有力的措施。
（２）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一九六○年基建投资完成三百八
十四亿元，一九六一年减到一百二十三亿元，一九六二年计划减到四十六亿元，
后来实际完成五十六亿元加上自筹完成六十七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一九六○年
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降到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九点二，一九六二年进一步降到
百分之十点四。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一九六○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五个减到
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零九个，一九六二年进一步减至一千零三个，许多工程下
马。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去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使人民生
活逐步有所恢复。
（３）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
指标。一九六○年钢产量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吨，一九六一年压到八百七十万吨，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计划是七百五十万吨，后来调整为六百万吨，实际完成六百六
十七万吨。煤炭，一九六○年实际产量三亿九千七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完成二亿
七千八百万吨，一九六二年计划二亿五千一百万吨，后来调整为二亿三千九百万
吨，实际完成二亿二千万吨。关、停、并、转，实际上一九六一年已经开始。据
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一九六一年已经比一九六○年减少两万五千
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了一万八千
个，两年合计减少了四万三千七百个，相当于一九六○年九万六千个的百分之四
十四点八。那时，不这样做就无法取得主动。但关停那么多企业，在当时是一个
争论很大的问题。一种意见，要关就得从小高炉小机械小煤矿下手，因为这类企
业效率低、消耗高、产品质量又不好。以消耗来说，小高炉生产一吨生铁，消耗
焦炭两吨多，而鞍钢只需六百多公斤就够了。另一种意见，担心这样做会犯路线
错误，所以宁停鞍钢一定要保小高炉，最后还是按第一种意见办了，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对此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
（４）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
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是加强农
业的最大措施。一九六○年农村劳动力只有一亿七千零一十九万人，比一九五七
年的一亿九千三百一十万人减少了二千三百万人。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两年，
就使农业劳动力增加到二亿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人，超过了一九五七年。
其次，是减少粮食征购量，让农民休养生息。按生产年度计算，一九六○年
国内农村征购量为一千零二十一亿斤，其中纯购进八百五十六亿斤，一九六二年
减到七百六十三亿斤，其中纯购进六百四十二亿斤，按纯购进计算共减少二百一
十四亿斤。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年，即净
进口粮食一百六十七亿斤。
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
造小农具需要。这样到一九六二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了一九五七年的
水平。一九六一和六二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另
外，把机械工业的一百一十个企业（约三万人，五千五百台机床）转产农业机械。
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农机的生产量和供应量。一九六二年同一九六○年比较，
化肥供应量由三百三十六万吨增加到五百四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一；农用拖
拉机由八万台增加到十二万一千台，增长百分之五十；排灌机械由四百八十一万
马力增加到六百七十九万马力，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农用汽车由六千六百七十五
辆增加到一万零二百四十七辆，增长百分之五十三；农用电由六亿九千万度增加
到十八亿度，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三；还有煤、油等，都增加不少。
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一九六一年粮食价格提高百
分之二十五，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二十亿元。
（５）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
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
特别是保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一九六○年五百二十万吨，一九六二年五
百七十五万吨，化纤一九六○年一万零六百吨，一九六二年一万三千六百吨，一
九六五年达到五万零一百吨。这些年调整决不是如“四人帮”所攻击的那样，只
有下而没有上，而是该上的上，该下的下。（６）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
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
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７）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当时市场问题和财政问题十分
严重，一九六一年收入比一九六○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三点九，一九六二年又减少
百分之十一点九。支出方面，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又要实行退赔，职工退职、
城市人口下乡还要发放一定的补助。而且一九六○年就有十九亿元的赤字。财政
的这种状况，反映在市场上就是供应严重不足，实际上存在着通货膨胀。当时，
有些同志提意见要实行全面涨价的政策，但经过讨论，还是采取了既稳重又积极
的政策：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
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十八类基本
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
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
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
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从以上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
系，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
个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积极的方针。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
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争论的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从一九六○年下半年提出八
字方针，到一九六一年这一段时间里，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
同志认为，形势很严重，处于非常时期，不退够就不能前进；一部分同志并不这
样认为，觉得形势并不那样严重，还想伺机而上，一直等待反右倾。实际工作是
按前面一种看法进行的。由于措施坚决，因此经济回升得比较快。持后一种看法
的同志，在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并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但当经济形
势一好起来以后，他们又出来指责说，怎么样？形势并不像你们估计得那样坏吧？
这种自己不干，看着别人干，别人干好以后，他又来指责，真叫人气愤。现在看，
那时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对工作并没有多大影响，正如毛主席在指挥解放战
争开始时估计解放战争需要五年时间，后来只打了三年，比预料的要快，难道你
能说毛主席开始的估计是右倾吗？
事实上，那时问题已经很严重，许多同志多年来只看到成绩看不到问题，以
致把经济弄到那样严重的程度而仍然麻木不仁，多讲点问题提醒大家注意，认清
困难奋发图强有什么不好呢？多少年来形成一种很坏的风气，就是似乎谁多讲问
题，谁就是泄气，没有信心，就是泼冷水，结果使得不少同志说话、写文章，一
开始都要来一大篇大好形势，而对问题却轻描淡写，不痛不痒的说几句完事。这
种恶习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难道还小吗？一九六三年冬，讨论一九六四
年计划时，又有同志提出，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开始跃进了。有的同志不
同意，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肯定还要调整，而且说要一直调整到一九六五年。
对这五年的调整是否必要，政策是否对头，当时似乎解决了，但后来“文化大革
命”中证明，他们并不服气。“四人帮”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以此来打倒
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另外，也有些同志不说公道
话。现在看来，应当充分肯定八字方针，认真总结八字方针的经验，这在我们整
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字方针的执行结果以及我们应当记取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国民经济调
整任务已基本完成。总理说：“四年来，我们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依靠
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了农业、工业和其他事业，取得了巨
大成就。”总理又说：“在这四年中间，我们集中主要力量，从人力、物力、财
力上加强了农业战线，努力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我们压缩了基本建设规
模，缩小、合并了一部分工业企业，紧缩了一部分文教事业，精简了大量的职工
和城镇人口，使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同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我们整顿和提高
了工业生产建设和其他部门的工作，对有些部门来说，既提高质量，又增加数量；
对另一些部门来说，着重提高质量而暂时减少数量。我们调整了工业各部门之间
的关系，加强了薄弱环节，发展了新兴工业，并且使工业交通等部门的工作，转
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应当暂时后退的方
面作必要的后退，在应当继续前进的方面积极地前进。这样，我国国民经济各部
门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协调了，我们的经济力量也比过去增强了。”总理详细地论
述了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在那次会上，总理只是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因此总
理又提出，在一九六五年中，我们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
成的任务，同时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从一九六六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
建设。
经过一九六五年一年的继续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
经济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
（一）工农业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
发展。
一九六五年，工农业总产值与一九六二年相比，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
七，仅次于建国初期的恢复时期（恢复时期三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一）
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一，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九。在
工业中，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九，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
一点二。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九，其中农业增长近百分之
十，工业增长百分之九十八。
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亿斤，比一九六○年的二千八百七十亿斤，增
产一千多亿斤，接近一九五七年三千九百零一亿斤的水平。粮食净征购，一九六
五年达到六百七十二亿斤，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了一百
五十八亿斤。国家年末粮食库存达到六百四十二亿斤，比一九六二年的四百九十
二亿斤增加了一百五十亿斤，国内纯购进和纯销售基本上实现了平衡（购进八百
零九亿七千万斤，销售八百二十五亿七千万斤）。
棉花、黄红麻、烤烟、甜菜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基本上满足了轻工业
生产的需要。棉花：一九五七年生产三千二百八十万担，一九六二年生产一千五
百万担，一九六五年生产四千一百九十五万担；烤烟：一九五七年生产五百一十
二万担，一九六二年生产二百五十八万担，一九六五年生产七百四十四万担；黄
红麻：一九五七年生产六百零二万担，一九六二年生产二百六十四万担，一九六
五年生产五百五十八万担；甜菜：一九五七年生产三千零二万担，一九六二年生
产六百七十七万担，一九六五年生产三千九百六十九万担；甘蔗：一九五七年生
产二亿零七百八十五万担，一九六二年生产六千八百八十七万担，一九六五年生
产二亿六千七百八十三万担。
工业内部结构也有改变，支农工业的比重大大提高，农轻重之间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积累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
复正常。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收入到一九六五年达到一千三百八十
七亿元，比一九六二年的九百二十四亿元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点三，比一九五七年
的九百零八亿元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七。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一九六五年达到一百二十五元，比一九六二年
增加了八元，其中农民达一百元，增加十二元，职工达二百三十七元，增加十一
元。这是指的货币收入，我们还不能仅仅看货币收入。一九六五年物价下跌，城
乡人民主要消费品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按全国人口平均，粮食：一九五七年四
百零六斤，一九六二年三百二十九斤，一九六五年三百六十八斤；食用油：一九
五七年四点八斤，一九六二年二点二斤，一九六五年三点五斤；猪肉：一九五七
年十点二斤，一九六二年四点四斤，一九六五年十二点六斤；棉布：一九五七年
十九点五尺，一九六二年十点六尺（包括劳保用布和针织品折算），一九六五年
十六点八尺。
基本建设投资，到一九六五年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一亿元，而一九六二年只有
六十七亿元。各种物资的库存都有所增加，整个商品库存额一九六五年达四百五
十八亿元，比一九六二年的三百八十四亿元增加七十四亿元，增加的都是一些有
用的，如食用植物油增加了十亿斤，棉花增加了二千二百多万担，猪增加了六百
多万头，蛋增加了六千一百多万斤，糖增加了三十吨，从而使积累率从一九六二
年的百分之十点四，恢复到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
（三）工业产品产量增加，各方面经济效果显著提高。
一九六五年的钢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吨，生铁达到一千零七十七万吨，
原油一千一百三十一万吨，原煤二亿三千二百万吨，发电量六百七十六亿度。对
比之下，一九六二年钢是六百六十七万吨，铁八百零五万吨，原油五百七十五万
吨，原煤二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四百五十八亿度。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九六
五年比一九六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六点四，平均每年提高二十三点一。可比产
品成本每年平均降低百分之九。主要工业的品种，在调整的五年中增加三万多种，
质量都有提高。
基本建设，一九六五年新增固定资产占基建投资比重达百分之九十三点六，
一九六○年为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一九六一年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五，一九六二年
为百分之七十九，三年平均为百分之七十多。建设周期缩短，造价降低，资金周
转加快，各行各业都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经营管理水平普遍提高。
（四）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对外贸易发展。
一九六五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六百五十七亿元，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了五十
三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百八十三亿元。
各种副食品和工业日用品供应充足，其中自行车一九六五年比一九五七年增
加了一倍，缝纫机增加了两倍多，都可敞开供应。调整时期，国家保证了人民生
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一九六二年后，对部分商品实行了高价供应，随着商品供
应量的增加，这些高价商品都已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都已接近国
家牌价。总之，那个时候的繁荣景象，现在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
国家财政收入一九六五年四百七十三亿，支出四百六十六亿，收大于支七亿
元。货币流通量一九六五年为九十亿八千万元，比一九六二年的一百零六亿五千
万元减少了近十六亿元，货币流通量恢复正常。
对外贸易，一九六五年进出口总额达四十二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出口二十二
亿三千万美元，进口二十亿二千万美元，外汇收支平衡，而且在出口额中，工矿
产品比重逐步提高。
（五）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一九六五年达到六十七万四千人，比一九五七年
增加二十三万人，各类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近一千万人，小学生在校人数一亿
一千六百万人。
医院床位数七十二万八千张，比一九六二年增加七万张。
科研方面突飞猛进，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及医疗技术的研究
方面，在原子能、喷气和电子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取
得了显著成就。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八字方针的威力，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经济工作在经过五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在一九六五年已经走
上轨道，本来可以更健康地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大
地震以及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失误，又发生了一次大的折腾，使得我们现在不得不
再次提出新的八字方针。
最后，我想简单说说，我们从六十年代对国民经济进行的长达五年的调整中，
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教训。
（一）搞经济一定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只是想高
速度那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不看条件，主观地要求一个高速度，来个高指标，不
仅实现不了高速度，而且会由于破坏比例关系而搞成低速度或倒速度。这个经验
虽然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了。应该说，六十年代五年
调整的原因就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的高指标。过去由于怕伤害三面红
旗，因此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讲透过。一九六一年开始的调整，对大多数同志来
说自觉性并不高，只是由于“肚皮规律”弄得不调整不行。为什么调整？它和三
年大跃进是个什么关系？很多同志并不清楚，当然也有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原
因，有些同志明白也不敢说。这样，当然接受不了教训，以致后来，特别是一九
七○年以来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打倒“四人帮”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几乎走了
同一个路子。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高指标的危害，简单地来说，高指标后果是会带
来高积累，高积累就带来打乱仗，挤农业，挤轻工业，挤市场，甚至挤生产，破
坏农轻重关系，影响人民生活改善，造成经济的心肌梗死，恶性循环，助长弄虚
作假，追求产值产量，不管需要，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脱节。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对制定长远规划指示我们不要追求脱离实际的速度，不要
把速度定得太高，认为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或百分
之五到百分之六都可以。这在过去都是要被认为右倾保守的，只有在认真总结三
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下这样的决心。其实，这个速度如果是扎实的、持续的，
在世界上来说并不算慢。这就从根本上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赢得了主动权，就能保
证经济稳步增长，按比例发展，避免再出现大的折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
都要提高点自觉性，在那些说大话放空炮的人面前，增加点抵抗力。
（二）经济工作要有什么倾向就反什么倾向，不能只反右不反“左”。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有没有右倾呢？有的。有些人成天无所作为，本来有许多办得到
的事却强调困难不努力去办，以致错过时机，这就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有没有
“左”倾呢？同样也有。盲目冒进，不看条件不顾可能，成天想入非非，一味蛮
干，难道不是“左”倾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两种倾向都要防止。但从
我们的经验来看，“左”倾比右倾造成的危害更大，纠正起来也更费劲，右的倾
向比较好纠正，我们在三十年里吃“左”的亏比吃右的亏更多。尽管在建设中
“左”的右的倾向都有，但从经验看不论出现那种倾向，都不宜在全国范围来反，
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情况太复杂，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倾向的斗争容易过头，一
刀切，容易使经济工作来回折腾。
订计划指标一定要留有余地，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五年计划最好能四年
完成，因为在计划执行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事，如农业灾害、地震、边
界自卫反击战等。不能把计划留有余地当作右倾来反，不能把实事求是地分析问
题，分析困难当右倾来反。否则，就会助长浮夸风，说假话，使一些唱高调、说
大话的人得势，害党害国害人民。
（三）经济工作要不断地调整。只有经常地不断地进行小的调整才能避免大
的调整。要使国民经济能顺利地发展，就必须使各方面经常地保持相对的平衡，
这就要依靠计划，但由于计划工作水平不高，难免有时发生失误，而且客观经济
情况也常常在变化，这除了要依靠国家储备和当年准备来调节以外，更重要的是
要靠对计划不断地进行调整，就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每年都要根据实际
情况做些小的调整，一九五三年搞快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职工招多了，一九五
四年粮食征购过头了，一九五五年就调整一下，一九五五年农业丰收，客观上有
可能多干一些事，到一九五六年就再多安排一点事，以后在建设规模和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方面又搞过了头，一九五七年就再放慢一点。经济发展不可能设想走一
条笔直的路，不断进行小的调整这是正常的。反“马鞍形”，实际上是反对调整，
最后只好对不起，让你来个大马鞍形，来个大的调整。这个教训要记取。最近两
年情况就好，一九七九年的计划，我们发现步子跨大了，基建规模搞大了，提出
要调整（当然也有斗争），这就可能避免再翻跟头，如果不调整再走一年，后果
可能很严重，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中央新的八字方针，坚决进行调整。去年调整
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成绩十分显著，在自留地、集市
贸易、实行责任田，包产到组等方面政策放松了，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
民多得到八十多亿元的收入，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
（四）要加快建设速度，还是要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生活后基建，这也
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这样形式上看起来慢一点，实际
上更快。社会主义为什么能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能调动人民的
积极性，这就要保障人民生活，而且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越来越好。说
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人民能吃饱饭，有衣穿就行了，就可以大干了，这不科学。
实际工作不能这样干。这样做实际上是要大大提高积累率，那么积累又是为了什
么呢？离开消费的积累又有什么用呢？经济发展要有目的，把“以钢为纲”作为
指导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我是不同意的，钢
不能作为我们的生产目的，它是一个中间产品，既带不动国民经济也带不动矿山、
轧钢。积累必须以消费为基础，安排计划不能以钢为纲。必须从消费出发，结合
总的可能，并考虑长远的需要来安排计划，这样就能避免比例失调。中央领导同
志最近根据建国三十年的经验，确定今后把积累率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
个重大的决策，这样就可以兼顾生活和建设两个方面。
我说先生活后建设是指安排计划的顺序，不是说只搞生活不搞建设，那样会
影响长远生活改善的，生活能安排多少还要受生产增长可能和长远改善生活所必
须追加积累的限制。我也不是说现在再搞多少生活，去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
经做了很大的努力，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的生活再有多么大的改善，我们
要尽快消灭财政赤字，这是全局，否则加了钱也没东西，反而要引起通货膨胀。
六十年代的经验教训很多，十分宝贵，今天时间有限，加上我的水平不高，
说不清楚，还是请大家讨论总结。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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