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总结１９５８年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经验教训，对指导今天的
现代化建设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对有关总路线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次初步探讨，请同志们斧正。
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一次尝试
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到１９５６年，我国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
发生了变化，使我们党有可能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加快社会主
义建设速度，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面前。这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当时的情况，明确提出
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
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怎样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呢？我们缺乏经验。建国初期，我
们是照搬苏联经验。苏共“二十大”后，批判了斯大林，同时，苏联在经济建设
中的错误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再照搬苏联的经验就行不通了。形势迫使我们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得像民主革命时期寻求中国的革命道路一样，来寻求中国
的建设道路。于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这种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工作。
早在１９５５年，毛主席就几次在会议上讲过关于领导各项工作要采取又多
又快又好的方法问题。同年冬，毛主席听取财经３４个部门工作汇报时，周总理
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同志补充说还要省。他们的
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这样，周总理便在１９５６年１月提出了多快好省的
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同年９月召开“八大”时，党中央总结了我国“一五”计划
的建设经验；周总理又在“二五”计划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了保证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四条经验。这些都体现了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集体
努力。在探索中，贡献最大的是毛主席。１９５６年４月毛主席作了《论十大关
系》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
和轻工业的问题，提出中国的建设要处理好十个关系。
１９５７年２月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
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
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此，他着重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
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向地球开战的思想，
提出了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主席这两篇光辉著作是探索中国建设道路中所取得
的重大成就，也是制定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依据。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还做了大
量工作。主要是：第一、教育干部和群众认识新时期和新任务。毛主席多次在会
议上讲过：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要从过去长期从事的革命战争、阶级斗争上转
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把主要精力由研究阶级斗争转到研究建设、
研究工业上来，从而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第二、提出“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的口号，批判“贾桂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破除苏联的
模式。毛主席多次说：要使我们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
要那样迷信；建设路线不要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第三、继续研究阐述中国的建设道路。１９５８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
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到这时候，总路线的几句话差不多都已经有了。同
年３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总路线的基本思想。５月在党的“八大二次”
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总路线。会议决议中说：“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
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
议号召全党同志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
路线。……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
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１９５８年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在“向技术革命
进军”的社论中宣布：“中国的革命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以技
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
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
综上所述，可知“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
国人民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集体努力的成果，决不是
某些人的心血来潮。
既然是探索，就存在着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这两种可能性。二十多年过
去了，实践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现在的确是客观的历史的估价这种探索的时
候了。
建设总路线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第一、制定总路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尽快地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从这方面说，总路线就正确地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向建设转移的客
观历史要求，是“八大”正确路线的继续。
第二、总路线的制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又
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我国在１９４９年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建
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１９５６年我们基本上完
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社会主义的
经济制度。同时，在建国后的头八年中，我们经过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和执行第一
个五年建设计划，建成了一批大规模的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
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经验，这就为较快地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
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党和我国人民几十年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建设社
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在１９５８年，我国
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国家还处在贫穷落后的状
态中，人民生活还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当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当在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的时候，对这种状况人民还是可以容忍的，当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
现实可能性摆到人民面前的时候，人民就再也不能容许贫穷落后的状态长期存在
下去。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迅速地改变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
万人民的强烈愿望。他们既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解放，他们的这种愿望就
必然表现为行动，成为不可抗拒的高屋建瓴之势”。【注:刘少奇：《马克思列
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事实确是这样，我们可以想一想，在１９５８年，总
路线公布后，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是何等的炽烈，是何等的高
涨！这就充分证明，总路线的制定，是适应了客观历史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全国
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主
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第三、党中央为总路线规定的基本点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
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是：（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２）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
产阶级的国际团结；（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
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４）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工业
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
路的方针。总路线的这些基本点，除个别提法尚需探讨外，总的来说，在原则上
都是正确的，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是大多数同志所公认的。
总之，建设总路线在其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又能在实践中制定出一套适合情况的方针和办法，那么，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
就一定能够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
建设总路线的缺点及其教训
这个问题，本文仅从总路线本身存在的缺点和贯彻执行中的“左”的指导思
想，两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第一、总路线是在反右扩大化和错误地批判反冒进过程中形成和制定的。
党在１９５７年开展了反右派的政治运动。在反右斗争中，党轻率地改变了
“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重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
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
矛盾。“八大二次”会议在制定总路线时，首先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的论断，这就使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强调要把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个
主要矛盾。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必然要影响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影响经济建
设，特别到后来，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建设实际上被放在从属
地位，甚至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
１９５７年还错误地批判了反冒进。关于反冒进，是因为５６年在经济工作
中急躁冒进，基建投资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使财政支出超过收入，出现了
赤字，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动用了库存。因此，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党中央的向
意下，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实际工作中又积极采取措
施，压缩了５７年的基建投资，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从５７年１０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及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中，就不断地
批判反冒进，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从“稳妥派”、“促退派”到“离右派只差５
０米”，是“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刮来的一股风”。毛主席甚至在成都会议
上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还规定，今后不准再
反冒进。这种批判，实质上是批掉了实事求是，批掉了有计划按比例，使党内恐
右病大大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开始滋长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情绪。
总之，总路线是在反右扩大化和批判反冒进的浓厚气氛中形成和制定的。因
此，制定总路线时的指导思想就缺乏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利学态度，许多不切
实际的口号、措施是凭主观愿望和一时的热情提出来的，这就使总路线不可避免
地带有主观主义和浓厚的“左”的色彩。
第二、总路线的根本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总路线共１９个字，前１２个字都是主观的要求，没有反映出有计划按比例
的发展规律，没有反映出贯彻执行总路线的正确方针和方法。要求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这当然是对的。无论搞革命搞建设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应当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因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是，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离开客观规律，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就会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导致主观主
义或盲动主义。而总路线只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正确反映客观规律，这
就为后来一些人滥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留下了漏洞。５８年流行的“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是一个证明。
多快好省能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规律？多快好省四个字首先是
周总理提出的。提出后不久，他就表示了一个意见，说这四个字不够科学，就是
没有把有计划按比例的意思包括进去。可惜周总理这个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党中
央的重视，反而对多快好省作了更加片面的解释。５８年６月２１日《人民日报》
《力争高速度》的社论中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
中心环节”，“要求快，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当前的形势不就是最好的
说明吗？当大家都想快、要快、力争快的对候，事情的进展果然就快了……”。
这种解释在实际上就把总路线说成了一个“快”字。谁快谁就是贯彻总路线；谁
按实际情况办事，谁就是怀疑、反对总路线。为了竞相比快，你说产量一年能翻
一番，他就说能翻几番、十几番。这时谁还敢讲“有计划按比例”，谁还敢讲用
好省限制多快！实践证明，多快好省反映不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只有遵
循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发展规律，才能正确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
总之，总路线在提法上存在着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发展规律
的错误，这个错误被后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利用了，发展了。
第三、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执行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制定了总路线；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却
让“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了全党，而偏离了总路线的正确轨道，把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变成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钢翻番，要生
产１０７０万吨；决定把刚成立不久的高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人民公社；宣布过
渡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了；主张废除工资制实行供给制。这些都表明党
在指导思想上开始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轨道，陷入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躁
冒进的“左”倾空想之中。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贯彻总路线就必须
为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服务。例如：总路线必须为实现钢铁翻番、保证“钢铁
元帅”升帐服务。截止八月底，全国只生产了４５０万吨钢，剩下四个月要完成
６２０万吨钢的任务，时间十分紧迫。怎么办？只好拼命上，发动了大炼钢铁的
运动，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各行各业让路，小高炉遍地开花。这不但妨碍了农
业生产，影响了秋收秋种，而且在工业上搞乱了生产秩序，破坏了比例和平衡，
造成了十分紧张混乱的局面。这样，就使原来总路线中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变成了主观随意性，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什么有计划按比例，统统不在话下，一
切为了“钢铁元帅”升帐。
再如，总路线也得为建立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北戴河会议决议上
说，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
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为了表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会议决
议要求１９５８年粮食作物总产量要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使全国每人占有
粮食的平均数达到一千斤左右。５７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３７００亿斤，人均
粮食只有４０６斤。在一年内要求全国粮食总产量几乎翻一番，这在古今中外的
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怎么办？也得拼命上！于是就不顾客观发展规律，不顾人
力、物力、财力是否许可，兴起了几个“全民大办”，除全民大办钢铁外，在农
村就是全民大办公社、大办水利、大办农田基本建设、大办公共食堂等等。随之，
就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
地泛滥开来。
总之，在北戴河会议后，贯彻执行总路线完全被“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实际上变成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急躁冒进，
一句话，变成了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了。结果完全违
背了客观发展规律，导致了“左”的全局性的错误出现。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
到了一次大的挫折。
这里值得提到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有人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总路线带来的，
因而就说总路线是主观主义的总路线。【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
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上辑第１２页和１４４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诚然，
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出现有重要影响，对“左”倾思潮
的发展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左”倾错误的迅速发展，
主要原因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不能说主要是总路线带来的。不能因为总
路线中带有主观主义和“左”的成分，并且对后来出现的“左”的全局性错误发
生过作用，就全盘否定总路线。
上面三点，我认为是制定和执行总路线中的主要错误。分析这些错误，给了
我们什么教训呢？教训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强调三点：
第一、不但要正确地规定总路线，而且要正确地规定执行的方针和方法。
５８年制定总路线时，我们既缺乏建设经验，又处在反右扩大化和批判反冒
进的浓厚气氛中，因而没有提出一整套的适合情况的方针和办法，结果让急于求
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乘虚而入，提出了一系列的离开实际情况的方针和办法，
从而大大背离了总路线的正确轨道。明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时却变成
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当时的报纸上，有的说准备过渡，有的说开始过渡；
你说三年过渡，我就说两年过渡；什么要取消商品、货币，什么要废除工资制实
行供给制，等等奇谈怪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引起了很大混乱。毛主席１９
６２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
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
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
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
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
动。”【注:《红旗》１９７８年第七期第１２页。】毛主席这段话虽然还没有
明确指出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但也清楚地说明，光有总路线还不够，还
必须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制定出适合情况的方针和办法，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
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二、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把指导思想搞对头。
能不能把指导思想搞对头，关键是看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尊重
客观发展规律，处理好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１９５８年，我
们党的指导思想所以发生错误，原因虽然很多，但归根结蒂，就是由于偏离了实
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违背了客观发展规律，在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主观片面性，
例如片面地强调了“高速度”，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等等。结果在政治上、经济
建设上就出现了一个急字，急着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急着建成社会主义并
过渡到共产主义。欲速则不达，反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一次大的挫折。这种与
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相背离的，不顾客观条件，违反客观规律，把主观愿望当成
客观实际，把幻想当成真理，并且不顾真理的界限，无限夸大真理的应用范围的
思想发展，就必然把真理变成了荒谬的东西。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论在任何
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违反客观规律，否则，即使有一条
比较正确的路线，有雄心壮志，有苦干实干精神，也要碰钉子，受挫折。正如列
宁所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把它运用到实际范围所能应
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２１７、２５７页。】还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
真理便会变成错误。”【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２１７、２５７页。】
第三、在实践中，应当不断地充实和完善总路线。
毛主席曾经多次说过，对建设我们缺乏经验，应当在实践中逐步考察和探索。
在成都会议提出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时，毛主席就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
步形成，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二年，如工农业
不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５８年１１月毛主席又在武昌会议上说，我担心我
们的建设有点像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得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
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谁晓得会不会天下大乱，到天下
大乱，你还说你正确？毛主席的这些话就告诉我们，制定总路线是一次探索和尝
试，探索成功与否，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看它能否推动工农业生产，能否保证国
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由于有这样一种正确认识，所以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不
久，党中央首先是毛主席就发现了其中一些错误，于是从５８年１１月开始，先
后六次开会纠“左”，也确实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不少“左”的错误，特别在解
决人民公社和降低指标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可惜由于我们党特别是毛主席，在胜利面前不谨慎了，骄傲了，所以在纠
“左”工作中，只允许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不允许从指导思想上纠“左”，
不允许触动所谓的“三面红旗”。当有人提出修改总路线和提出大跃进、人民公
社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时（如彭德怀同志提出在总路线中应加“有计划、按比例”）
，毛主席又轻率地发动了一场反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群众运动，从而使
“左”的指导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事实教训我们，一定要在实践的检验
下，有决心有勇气，去补充完善总路线，不仅在路线发生错误时需要如此，就是
比较正确时也需要如此。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正是这样做的。党的十一大
提出了新时期的总路线，经过二年多时间的实践，发现这条总路线，不仅提法上
不够完善和科学，而且没有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于是就召开了三中全
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修改充实了总路线的内容。对
此，有些同志不理解，说这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多变”。这种说法是不对
的。须知，要正确地规定总路线及规定执行路线的方针和政策，是要有一个过程
的。在实践的检验下，不断地修改和充实总路线的内容，这正是一种探索的科学
态度啊！这样做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总比不修改充实总路线的内容，造
成的损失小得多。
总之，１９５８年制定的总路线，是我党和我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
的一次尝试。这次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确地研究制定和
执行总路线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有着直接
的指导意义。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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