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一九六○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又称为“三面红旗”。
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体现，不是引导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旗帜和法宝。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化运动，不但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而且还损害了党
的建设。对“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思想进行再认识，吸取历史教训，
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三面红旗”的出现，是党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一切照搬苏联，要摸
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回
顾说，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五月又说，
《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同苏联比较，看看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
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和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在毛泽东的倡导下，
这种探索是有成果的，八大路线集中反映了这些成果。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也逐
渐产生了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思想。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
高潮》序言中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一九五六
年一月，又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
委员会”，中心思想都是要突出一个“快”字。成都会议对上述思想给以很高的
评价，认为从此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有了新的独立的语言。
然而，片面地反对右倾保守，不适当地追求高速度，导致了一九五六年的冒
进。尽管一九五六年五月政治局会议确定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
稳步前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也肯定了这一方针，但是党的领导核心在建
设速度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党内片面反对右倾保守，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思
想，就是后来“三面红旗”的思想萌芽。
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人骄傲自满了，误认
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误
认社会主义建设并不难。于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加
快建设速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而且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
“大跃进”。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为此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组
织上的准备。
第一、批判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陈云根据党中央的精神纠正冒进是
完全正确的。但是，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反冒进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
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南宁会议则认为一
九五六年六月到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这个时期的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
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群众泼了冷水，使工作受到很大损伤。在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路线和两种方法的比较。关于两条路线，他说，
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关于两种方法，他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
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应该采取“冒进”。他说，我们这里有两
个速度问题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那是同邓子恢的分歧；一
个是关于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就是一九五六年所表现的，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
进派的分歧。
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损害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使“左”的指导思想迅速发
展起来，导致经济建设中更大的冒进。
第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继成都会议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在八大二
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破除迷信”的讲话，号召县以上干部特别是地委书记以
上的干部要敢说敢做，敢作古人、洋人没有做过的事。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破除
迷信对于改变故步自封，积极创新，有重要作用，但是，一九五八年提出这个口
号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为“大跃进”服务的。破除对工业化、机械化迷信的
提法，使不少领导人误认实现国家工业化是轻而易举的事，大概十几二十年我们
就可以变成工业国，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十五年赶上美国。当时还有这样的观
点：不要迷信科学家，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没有学问的人胜过有学问的人，
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教授，等等；结果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助长了党内
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第三、“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一九五八年安徽省首
先提出这个口号，随后河南省要“一年改观”。各省便互相攀比提高速度。当这
个口号被南宁会议所接受，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后，就变成全国人
民实现“大跃进”的一个战略目标和行动口号了。历史已经证明，一九五八年的
口号是脱离实际的。 第四、“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出来的。根据这一新的论断，八届三中全会又把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新确定为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已经搞臭了，不占主要位置，不好说是主要
矛盾了；经过反右派斗争，阶级矛盾主要是三千万资产阶级、四千万小资产阶级
（富裕中农）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七千万人是主要矛盾；两条道路斗争指的是
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后
来写入总路线的基本点，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影响了工作重点的转
移。
第五、“正确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
即除了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以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后者应该提倡。八大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原则由此遭到破坏。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发展，破坏
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包括“三面红旗”的错误，
提供了组织上的条件。
第六、“革命的平衡”、“积极的平衡”。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平衡是
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要不断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只
有不断打破平衡，事业才能前进。不要把平衡当作主要的，平衡是革命的平衡，
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从此，在制定经济计划中提倡运用
“积极平衡”的理论，报刊上甚至片面地宣传：“只讲跃进，不讲平衡”。这一
论点为主观主义地拔高指标，随意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提供了依据。
经过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准备，“三面红旗”便陆续提出来了。
二、总路线的提出及其基本思想
继八届三中全会重提“多快好省”以后，《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
二日和一九五八年元旦先后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乘风破
浪》两篇社论，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两篇社论表述了
总路线的基本构想。毛泽东在上海同《新民晚报》负责人谈话时，后者很赞赏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将来可把它写到总路线中去。成都
会议列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已经开
始形成，基本点有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了这条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党中央的工作报告说，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
大时期，“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写道：“用最高的
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
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
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这些表述是
很明确的：速度高于一切，速度就是一切。
关于建设方法，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办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搞阶级斗争，这是列宁的方法。反右派斗争中兴起的“四大”，党中央认为是成
功的经验，一九五八年又提出了“拔白旗”，这些阶级斗争形式都被运用于社会
主义建设中。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表达了中央领导人
这样一个观点：大搞群众运动不要怕“天下大乱”，有了乱，才有治。
由此可见，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
但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其基本思想就是用所谓政治挂帅和大搞群众运动的
方法，实现高速度。
三、“大跃进”的提出和“大跃进”运动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
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首次提出“跃进”的口号。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推动下，一九五七年
冬一九五八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和积肥的生产高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
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纷纷修订计划，提高生产指标。成都会议提出的《关于一
九五八年度计划和预算的第二本帐的意见》尤为突出。成都会议的高指标播下了
浮夸风的种子。从农业指标来看，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为四百零六斤，
而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各大协作区农业规划会议上，有的大区提出三五年内全区人
均粮食达到二千斤，有的还要突破三千斤。当时一般年景全国每年可增长粮食一、
二百亿斤，而《人民日报》却报道一九五八年全国可增产二千亿斤。工业“大跃
进”起初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提出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英国”为目标。成都会
议后，有的业务部门向党中央提出：“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八大
二次会议又把目标改为“争取七年超英，十五年超美”。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做
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的决定以后，六月二十二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报告：一
九五九年钢产量超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至九千万吨。“大跃进”运
动就这样以不断地提高工农业生产指标为主要标志而全面展开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会
议文件写道：我国农产品产量出现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的
形势，估计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到六到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
分之六十至九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粮食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计划
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产量为八千到一万亿斤（全国实行责任制后，一九八四年粮
食产量才达到八千亿斤），有的领导人甚至提出一九五九年粮食再翻一番。欲速
则不达。事实上全国粮食产量一九五八年只有四千亿斤；一九五九年减为三千四
百亿斤，低于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年又减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降到一九五一
年的水平。会议正式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要求
一九五九年生产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会议文件说，实现了一九五九年具有决
战性质的计划，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将超过英国。会议还
有这样的提法，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
国。苦战三年，再苦战几年，我们就可以赶上美国，再往前走，就可以超过它。
急于求成的领导思想达到了顶峰。
会后，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党中央指示，工业生产要“以钢为
纲”；对土高炉要有信心，即使一百个高炉中，只有一个出铁就算插上了红旗，
其他九十九个都应当向它学习。这种不计成本，不顾质量，不讲经济效益，无视
综合平衡的做法，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一九五八年六月党中央要求七个协作区各自建
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八月又提出有条件的省也应该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
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办工业运动。随后中央将所属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给地
方管理，还下放了计划管理、基建审批、劳动管理、财政税收等权限。招收工人、
基本建设，不经中央批准，地方可以自行决定。由此，分散主义冲击了国家计划，
造成很大浪费。
同工农业生产相配合，在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也都掀起了“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给这些战线的工作同样带来了重大损失。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
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党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肯定指导思想正确的前提下，
纠正了一些“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纠“左”转为反
右。这次转向破坏了纠正错误的努力。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
上曾说过，缺点是我们改迟了一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时搞调整
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后半段否定了前半段。经过两年“大跃进”
，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经十分困难，但是，一九六○年一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
会议，却错误地认为“反右倾”以后，全国出现了极好的形势，因此决定一九六
○年继续“大跃进”。会议提出这样的论点：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
级为什么不能！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到一九七二年我们钢达到一亿五千万吨，
把世界各国都抛在后面，他们才会相信我们。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说：
“有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法宝，有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
续两年的大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国民经济
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高的速度持续跃进的阶段”。在盲目乐观的情绪支配下，
一九六○年初钢的指标又提高到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随后陆续加码到二千零四十
万吨，二千二百万吨。超现实的高指标迫使企业不顾一切地进行破坏性生产，结
果到一九六○年底全国不少工矿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的瘫痪状态。
从“大跃进”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就是为实现总路
线而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地追求高指标，追求“大跃进”的高速度。一九六○年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写道：“如果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大跃进的高速度，
我们就可以用一把能够打开人民群众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宝库的钥匙，把
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最伟大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最充分地发挥出来，使我们在较
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企图用“高指标”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创造奇迹，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曾以
“大跃进”的教训提醒我们。陈云说过，“大跃进”的错误是不顾客观条件，违
反客观规律，把幻想当作真理，凭主观意志办事，要在短期内改变一穷二白的面
貌，赶超英美。邓小平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带来了灾难【注:见１９８５
年４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说： “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
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
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反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
责任还是毛主席的。”【注:《邓小平文选》第３０５页。】“大跃进”是“左”
的指导思想的体现，绝不是群众意愿的反映。群众要求早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
但是他们并不赞成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
四、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但是公社所体现的“一大二公”的
思想却早已萌芽。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公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指出，
二三十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
地方可以一乡为一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社”。在发展高级社时，陈伯达有
一次从福建回到北京后提出乡社合一，一乡办一个社的主张。在中央书记处会议
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乡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
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打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
社长怎么当，一个人怎么能都通呢！一九五八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
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个意见未经
党中央讨论，陈伯达便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
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
（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注:
《红旗》杂志第４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６日。】。在此
之前，陈伯达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已经提出“人民公社”的概念
【注:《红旗》杂志第５期，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在陈伯达的上述言论发
表前后，中央一位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到河南也宣传了公社的思想。《河南信阳来
信》【注:《红旗》杂志第７期，１９５８年８月１日。】报道说，这位领导人
向基层干部讲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办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
回来就叫成公社了”。一九五八年七月，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成
都会议关于小社并大社的意见下达后，由二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
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同时河南新乡成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八月上旬报刊发表
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关于人民公社的谈话以后，各地纷纷仿效
建立人民公社。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
社这面旗帜就正式举起来了。可见，人民公社并不是群众自发的创造，而是“左”
的指导思想的产物。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朝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的。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
毛泽东对“一大二公”做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
学兵，农林牧副渔，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
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
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的决议说：
“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给制，导致穷富队之间和社员之
间的平均主义；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贸易、小商小贩统统做为“资本主义
尾巴”割掉，形成一种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倾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共产风”，
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
一九五八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公社的决议曾批评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是“空想”。毛泽东为刹住“共产风”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纠正错误是在维护
人民公社这面旗帜的前提下进行的。上述决议说，人民公社是“初升的太阳”，
因而纠正错误是不彻底的。
“反右倾”以后，一九六○年初上海会议又提出八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
本社有制的设想。会后各地都作过渡试点的部署。为了创造过渡的条件，党中央
和各省指示各地大办社有经济，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公共食
堂（已经自行解散的都要恢复起来），还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这就使高指
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更严重地泛滥开来，国民经济和
人民生活都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急于过渡思想的产生同党错
误地过高地估计“大跃进”以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关，认为原有的生产关系已
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急于过渡思想还包含一个“穷过渡”的观点，
以为穷也可以过渡，越穷越容易过渡，要趁穷过渡。因此，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
的决议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就可以实现从集体所有
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当时有人说，一省可以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一些县抢先过渡，例如山东范县一九
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它的规
划是粮食生产万斤化，一九六○年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它要实现的共
产主义乐园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
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
园”。这诗一般地描绘确实很美，可惜它不是一个科学规划，而是完全脱离实际
的空想。
三年“大跃进”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不成功的。迫于形势，一九六一年
一月八届九中全会开始了五年的经济调整，实际上停止了“大跃进”。
在传达一九六一年五月会议精神，讨论《农业六十条》时，各地三级或六级
干部会议突出地提出“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
大会上，有人对“三面红旗”再次提出种种疑问。但是，由子当时党中央对“三
面红旗”是肯定的，所以，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中尽管指出了“三面红旗”的一
些问题，但仍然保持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提法。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
在批评所谓“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时，曾指责党内有人不赞成总
路线，不赞成“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中，仍有“总路线
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提法。
可以这样说，五年调整期间，党中央虽然没有放弃“三面红旗”；但这时的
“三面红旗”同三年“大跃进”期间的已经不同了。党为医治“三面红旗”造成
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六五年以后，
由于没有彻底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三面红旗”的影子还时而出现。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仍然可见“三面红旗”的余波，经济建设又一度出现
了冒进，有的农村还搞起了“穷过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批判和纠正了
“左”的指导思想，“三面红旗”的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决。
“三面红旗”的出现，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
历史的曲折，深刻地教育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
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疑，毛泽东当初提出“三面红
旗”是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愿望出发的，但是由于背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的原则，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但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我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个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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