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四川的粮食外调

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高指标、高征购、高积累和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严重泛滥，给农村工作带来了灾难，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自然灾害。人为的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了1960年至1962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中央从一些省区紧急调运粮食解决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辽宁等重工业省的粮食供应问题。四川是当时执行中央的决策最为坚决，粮食调出最多的省份。

从1959年开始，四川的粮食外调数额开始大幅度增加。1959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确定，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全国除北京、天津、上海、辽宁、青海5个省市外，均有粮食调出任务，总计调出222.5亿斤。中央要求四川调出数为58亿斤，实际调出数量为48亿斤，四川占全国各省区粮食调出总量的22%。从1959年到1960年四川的调出粮食无论是占全国各省区粮食调出总量的比例还是绝对数额，都占第一位。

应该看到，四川大幅度增加调出粮食的数额是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实现的。1958年，全川粮食获得普遍丰收。从1959年起，四川局部地方粮食生产下降，出现缺粮的情况，此后两年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四川全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至1961年三年时间，四川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平均递减19.9%。人均占有粮食由1958年的636斤逐年下降，1961年只有358斤，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调出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因此，四川省委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保证四川外调粮食任务的完成。

一是提高征购数额，压低城镇的口粮标准。上个世纪50年代，四川和全国一样，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对农民的粮食征购已经处于一种高额的状态。但从1959年开始，为了保证粮食调出任务的完成，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粮食征购的力度，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1959年的48.9%，1960年的46.2%,1961年的38.8%。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征购数额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降低农村留粮来完成的，农村人均留粮锐减，1959年至1961年三年时间，分别为原粮278斤、260斤和258斤。征购率比全国平均高9.2、10.7和9.2个百分点。留粮数分别比全国低6.3、26.4和29.9%。据当时调查，全省约有30%的地区缺粮面达40%至80%。而城镇人口的口粮标准减至每人每月18斤左右，1960年9月1日，四川突然宣布废除旧的四川省地方粮票，这样全省少销售600万斤粮食。

二是及时组织运输。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紧急调粮的任务，四川省委下大力气组织运输、组织粮源。四川幅员广阔，各地经济发展也不平衡，粮食存量也不平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春，由于粮食还能够较好地组织，所以完成调拨计划较好。比如，1960年2月调北京、西藏的任务超额完成，调辽宁、天津、上海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组织粮源就一直非常困难。省委不断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一定要把粮食调运当成一项经常的重要任务，切实把粮源、短途集运的劳动力，加工和长途运输工作样样落实。”省委对如何组织粮源问题也可谓绞尽脑汁。提出在调出计划的执行上实行“先远后近，先多后少，用新顶旧，积极平衡”的方针。经过几年时间的粮食调运，四川的粮食库存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分布很不平衡，主要分布在达县专区的大巴山地区和南充、涪陵、万县等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交通便利的中心地区（内江、江津、宜宾、绵阳等）已不可能调出或很少可能调出粮食了。就是达县、南充等地的库存粮食也都集中在少数边远山区的县和区。四川粮源组织的任务十分繁重，一方面为了保证中央规定的上调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省内工业城市的供应和各专区和县市之间的调剂。四川经常动员150万左右的劳动力来完成短途的粮食调运，经常集中近2000辆汽车来运粮食。

三是减少库存。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四川粮食库存量不断上升，粮食库存量以1952年为100，则1953年为145，1954年为199，1955年为235，1956年为233，1957年为219。即使在粮食供求情况发生转折的1958年，国家年末库存粮食尚有90亿斤。相当于省内15个月的销售量。从1959年开始四川的粮食形势急转直下。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为了保证外调，在国家征购粮大幅度上升的同时，还减少了库存量。1959年6月底，四川全省4700个存粮仓库平均每个粮库仅有约100万斤，库存粮源已经无法调动，但此时四川仍然向外调运粮食。1959年到1961年，粮食三年连续减产，全省粮食人均产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仍然调出粮食117.4亿斤，而同期省内购销余额仅70.7亿斤。因而动用了“一五”期间的全部余粮和国家库存周转粮。

四川1959～1961年的粮食外调是在中央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进行的。四川省委所面临的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必须执行中央的命令，调出粮食支援京、津、沪、辽宁等市省；另一方面粮食大量调出又会对四川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四川省委也曾向中央提出过要求减少四川粮食外调任务的要求。1960年7月，四川省粮食厅分党组向省委提出：到1960年6月底止，四川粮食的库存量仅为24.1亿斤。四川1960～1961年度粮食计划征购108亿斤，销售80亿斤，差额是28亿斤，外调粮食最好为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外调和出口任务最少要较上一年度减少10亿斤，最好不超过购销差，不再压缩库存，全年调出粮食30亿斤左右。

1960年7月28日，李井泉给中央主管粮食调运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信，提出“：前几年外调任务较多，并不是因为当年征购多而增加了外调，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而增加外调任务的。现在库存不多，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后的差额，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为征购较多，曾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很有必要给四川省缓和一下。”中央最后同意，四川1960～1961年度粮食外调任务为31亿斤。但总的情况是，四川认真执行了中央的命令，四川人民为了支援国家渡过困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58年冬天以来，农村出现了营养不足，水肿病流行，局部地区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全省人口死亡率从正常年景的10‰左右，到1960年升至54‰左右的最高峰，1959～1961年三年全省人口死亡885.3万人，大大超过了正常年景的死亡人数，1961年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并且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

真正停止从四川调出粮食是在1962年。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四川省省长李大章汇报四川的粮食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江西、浙江、江苏、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领导以及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周恩来说“：四川是顾全大局的，这几年粮食调得多了，特别是五九年到六零年调了45亿斤，六零年到六一年调了25亿斤，这就调过头了，我们是有责任的，在一月份七千人的中央会议上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四川有困难，不仅小春粮食减产，而且也影响大春粮食的播种。目前四川粮食供应情况是很紧张的，他们提出的城乡相差5亿斤粮食，从当前四川实际困难需要来讲，应该说四川所提的数不算多，但中央也有困难，所以请有关省的同志共同商量解决。”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上次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六二至六三年度要从四川调4亿斤粮食，今天确定一粒都不调了。”会议期间，有几个省的同志明确表态支援四川粮食。湖北、江苏各1000万斤，江西、浙江各1500万斤，中央调给3000万斤，总计调给四川8000万斤粮食。这次会议以后，四川又多次向中央提出要求调入2至3亿斤粮食以解决夏收后的粮食缺口，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1962年调入四川粮食3亿斤。

参考文献:四川省档案馆.藏馆档案资料[Z]

(本栏责任编辑:吴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