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
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
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等人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 关于1957年国
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
“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
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 9个字；还在“为了在
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
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 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
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
批评。

　　2月23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
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
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
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
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
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
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
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
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
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
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
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
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
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
责任，毛泽东对重大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
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
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
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
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
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
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是直接针对反冒进的，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
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
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
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
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
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
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
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
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
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
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 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
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
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
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
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
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
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
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
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
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
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
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
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
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
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
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
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
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
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 断言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
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
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
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
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
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
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　　1957年　　1958年，在生产
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　　低潮　　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　　保守　　
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
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
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下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
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 这就是那篇
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惶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
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
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
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
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
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
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
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
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
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
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
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
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
职。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
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 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 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
当” 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
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
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
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
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
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
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
“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
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
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
主要的发言权。

（原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原题：“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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