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时，删去了“多、快、好、省”一
语，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言行有着内心极大的不快。毛
泽东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刘少奇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促退”的想
法。“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但毛泽东提醒：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
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
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9月份，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安
排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间紧
迫，必须尽早定下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五”计划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
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 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
第二方案。

　　在3日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

　　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
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4日，在国务院会议讨论以后， 周恩来等人又到毛泽东处详细研究了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数字如何定，与计划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恩来在会上对数字的压缩做了耐心的说明。

　　5日， 周恩来继续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压缩冒进数字等问题发言。他
不断地强调：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其它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搞假象是不
好的，是危险的。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是有困难的，
应该压下来。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到7月下旬， 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
划的第三方案。8月3日至16日期间，周恩来和陈云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开有
关会议，讨论修改“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并进一步调整和核实各项指标。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1962)的建议(草案)》和《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
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
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
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
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
挑战精神的行动之一。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毛泽
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
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
的不满。

　　几乎与编制“二五”计划同时，为了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
的衔接工作，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抓紧编制。因为在
中共八大后，他还将向八届二中全会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 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
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从在执行“一五”计划中的经验教训又一次谈到了盲
目冒进所带来的危害。他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
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
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在周恩来的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谈到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
稳妥可靠”。

　　报告最后的要求是：全党同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谦虚谨慎，不骄不
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这次大会的成果是可喜的，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做出了党
和国家的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了既反保
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
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

　　为从理论上解决人们的冒进思想，他让秘书范若愚替他查找马克思关于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
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范若愚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
文中找到了这句话。周恩来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
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检
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
 
　　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
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认为：“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
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
高潮的需要，即使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
远景计划也冒了， 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 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
“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
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斯大林
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
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言下之意，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周恩来接着将反冒进的思想与
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起来论述，他说：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
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
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他还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领导成员们：

　　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
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
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这份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
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
冒进倾向。

　　他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

　　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好安排了。

　　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

　　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
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
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实际上，这个报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促退”报告，为八届二中全会
开成一次继续反冒进的会定了主调。

　　同一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周恩来
和陈云等人的看法，他说：

　　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年两年……每个五年计划
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
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
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
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
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
地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基本上实现了反冒进的目
的。它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
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经济建设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收了一个好尾。

　　艰难的反冒进，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来欣慰
的是，八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央全会，被引入了积极稳妥、实
事求是的轨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
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
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
反冒进。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
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事，不要去泼冷水。

　　面对1957年的计划数字，毛泽东又比较冷静地说：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
暂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释清楚，交代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在这天的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
明朗了：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
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
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
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
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但毛泽东的这种
不满，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是
这样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
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

　　新闻稿作这样的表态，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
东对反冒进和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原题：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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