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
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956年5月11日， 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
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
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

　　“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
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
《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提出：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
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
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
坚决不过了。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
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
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
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
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
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
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右倾保守应该反对，
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
也反对冒进。”

　　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
马比年底下马好。”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
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
度，这反映了这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反冒进，才是周恩来的主要目
标。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
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 并批准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
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报告虽然在党内被原则通过了，但在党的领导层中，思想上的问题并没
有完全解决。不同意反冒进而要求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的呼声依然存在。有
人不同意上述报告中有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认为这是与去年夏季以
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 在讨论通过
《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
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
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
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
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

　　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
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
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三天以后，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关于1955年国
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　　全国人大的会
议上正式通过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
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
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
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 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
发表。社论强调：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
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能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
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
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的方针和发布《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之后， 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 批评这些人
“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
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
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
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
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

　　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点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
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
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
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
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
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
了。”这三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专
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
满，他在摘要上指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
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
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
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原题：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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