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这一时期周恩来
着重担心的问题。他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担心,甚至在政协
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这样说: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
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
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
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
烈的感觉 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他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
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
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
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还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
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
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
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
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
受,毛泽东是反对泼冷水的。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 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
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
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
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
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作了一
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 今年1月省市委
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 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
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
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
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
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
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
(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
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
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
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
(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
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 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
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
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
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
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
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 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
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
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
情况。
4月下旬,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
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
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
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
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
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
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
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
4月25日至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
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
深有体会地说:
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
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
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
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
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
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
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己见。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 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
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
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
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
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
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
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
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原题: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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