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０年开初，农村正笼罩在青黄不接的阴霾之下，饥荒和死人已经开
始出现并蔓延。而中央高层，上上下下依然洋溢着一股乐观情绪。舆论大力宣
扬“开门红”。１月７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
１９５９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１９６０年还将继续全面跃进，工农
业指标定得很高。

　　他们确实有理由乐观。就拿粮食产量来说，１９５９年计划产量５０００
亿斤，而各地上报来的产量却达到５４００亿斤。粮食正多得吃不完呢。所以，
１９５９年的粮食出口，一下子从１９５８年的288万吨，翻到了的415万吨。
就连大量死人的１９６０年，还安排了272万吨出口，远远高于1950-57年的平
均出口水平。而粮食进口则剧减，从１９５８年的22万吨，减少到１９５９年
的0.2万吨和１９６０年的6.63万吨。（表一）

　　毛泽东也受到这股乐观情绪感染，丝毫未感觉到大饥荒的警讯。３月１５
日，毛泽东读到一份湖南省农业综合情况报告。报告渲染了一通去冬“移山千
座、开河万里”的农田水利建设成就后，计划今年播种面积１亿亩以上，人均
粮食产量１０００斤以上，养猪４０００万头。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报告批转
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
业全貌。”同月，毛泽东还在黑龙江农村公共食堂的汇报材料上，写下一段打
油诗般的批语：“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
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按月算帐，明明白白，帐单上墙，
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１９５９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仅仅只有３４００亿斤，各地却按照
吹牛吹出来的产量收购粮食。于是，破天荒地，在减产年份，农民粮食产量的
40%被拿走了，扣除返销粮后，净拿走28%。而在平常年份，这两个比重分别只
有25-30%和15-20%（表二）。于是，１９６０年春天，当上层仍在莺歌燕舞的
时候，已经有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在饥饿线上无望地挣扎着。

　　牛皮好吹，真要拿出粮食来，就只好干瞪眼了。进入五月份，吹胀的牛皮
开始破裂。最早的警兆，是各省的粮食调出数，只完成计划的一半。粮食销售
量却有增无减，北京、天津、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告急，粮食库存几乎挖空了。
５月２８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问题仍未缓解，６月６日，
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这时，北京的存粮
只够卖７天，天津只够１０天，上海大米库存已经耗尽，辽宁也只有８天可卖。
全国各地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粮食紧张。

　　７月，中央开会研究粮食紧张问题。北京中止敞开售粮，采取发放粮票，
限额供应的办法。这个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是中苏交恶。苏联突然撕毁合同，
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此时饥荒已经发生。中苏交恶只
是使得困难加剧，却不是饥荒的原因。

　　９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
承认，粮食因“自然灾害”严重减产，局面已经十分严重。这时候，那些在饥
饿线上挣扎的农民，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毙，但中央正在焦头烂额地忙着解决
城市缺粮问题，已经顾不到他们了。

　　随着国内新闻舆论变调，从歌颂跃进成绩转向宣传克服困难，至迟１９６
１年初，国际社会已经广泛察觉，中国大陆可能发生了饥荒，虽然它们并不清
楚饥荒的严重性。国际红十字会主动向中国提出饥荒援助的建议，但在这年二
月，红十字会秘书长报告说，中国方面断然拒绝了援助。美国国会和白宫，也
讨论了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的可能性。然而，在１９６１年１月底２月初，肯
尼迪总统拒绝了这项建议。他注意到中国去年还大量出口粮食，同时也认为，
中国方面不可能对美国提议作出善意回应。２月份，中国外长陈毅在接见日本
客人时强调，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我们绝不向美
国乞讨！”

　　１９６２年，十万难民涌往香港，香港左派报刊视若无睹、不予报导。查
良庸的《明报》却倾力倾情，大幅报导评论，发行量倍增，一举奠定了其大报
地位。当时，目睹难民们水尽粮绝、惨绝人寰的景象，查良庸挥笔写下社评《
火速！救命！》，文末呼吁：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可惜，大陆并没有《明报》，大陆的查良庸们，早就被反右反右倾运动封
了口。只有上千万农民，在刺骨的春寒中，在酷热的骄阳下，悄无声息地死去，
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２０００年４月３日贴于“新观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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