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野菜，捋榆钱，打鱼捞虾逮麻雀，开荒种地养兔子，
是住中南海的人们改善伙食的办法。

　　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２年，在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１９６０年粮食产量……跌落到１９５１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１９５１
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为了共同渡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
低限度。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
们带头。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吃粮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斤数，再由群众
公议评定。 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２６斤。 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
１８斤。周恩来报了２４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２６斤。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
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就不可避
免地膨胀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
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
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里，特别
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 种植了不少榆树。 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
“榆钱儿”。榆钱儿在嫩的时候，可以食用。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
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镘头个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
占一点空间。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饭、７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
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
东不吃肉了，所以毛泽东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给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
思。肉、蛋这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的，但是他不坚决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
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他们
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搞一
次，量也不能太大。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２６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
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
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蔬菜、野菜，同粮
食掺和着吃。朱德和康克清还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一些荒地，种
了一些杂粮。他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
解决粮菜不足的问题。

　　这种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
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
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许多甬道边，墙根下，也被撒上了种子。
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那种容易生
长的野菜，像扫帚菜等。各种瓜豆蔬菜种上后，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除了在家门口开小片荒地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于１９６０年春，在北
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１个月。去劳动的人，粮食定量每天补助
１斤。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养殖了数
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基地在度荒的日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农副
业生产基地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划归了附近的人民公社。

　　当时的一些报刊还介绍各种虫子的营养价值，什么什么可食用，什么什
么蛋白质含量高。有关方面还在北京钢铁学院办了展览，各单位都去人参观，
中南海里的干部们也去了。参观回来，中南海机关的干部们在工作之余，便
四处去捉虫子，在墙角下，大树下，刨土寻找。可中南海方圆之内，又能捉
到多少昆虫呢热乎了一阵之后，无果而终。

　　总之，为了度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
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
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
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点。

　　１９６１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
２０００多斤鳇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
央。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
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
返回耽搁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
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在“三年困难”时期，领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节衣缩食，共同度过了
这一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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