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月２３日，是田家英同志逝世３０周年的忌日。我常常一闭眼，就
看见田家英。

　　在离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不远的那条现代化的公路旁，有一尊他的雕像。
常青的松柏为他营造出一个小小的林苑，他站在暗红色的花岗石的底座上，皱
着眉头，白衬衣的袖口在手臂上卷起，任风高高吹起自己的头发，有点像一个
忧国忧民的青年学生。

　　这是他的家乡，也是３８年前他带着工作组来做过调查研究的地方。这里
离成都仅５公里，叫作大丰。他在这里住了将近半年，走遍了每个生产队，然
后从这里走进了庐山会议，也走进了他生命的第一个风口。

　　同提起某个人就令人想到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一样，田家英也总是和
庐山会议连在一起的。人们觉得那是田家英生命中的制高点。他居然在那里对
人说有朝一日如果要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主席说三句话：一是能治天下，不
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他
还和几个要好的“秀才”谈论，毛主席应该“隐身免留千载笑”，退到二线写
回忆录。

　　这些话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都证实了，引起了当年没有敢想或者没有敢
说的人，也引起今天的人们，无限感慨。一向谨慎的田家英在那个是非之地说
出这样的话来，显然和他在大丰蹲点半年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小
镇，发现田家英在大丰人的心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一片地方因为来了
田家英，人们少受了多少苦，少死了多少人，这里的老老少少，无论是见过他
或者没有见过他的，都叫他“田青天”，于是人们为他塑起了这座雕像。

　　尽管镇上的书记一再对我说，这是他拿着田家英的照片请来著名雕塑家做
的，凡是见过田家英的人都说这雕像像他本人。

　　于是我转过身去，企图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看清田家英。

　　１９５９年的初春，当田家英和他的调查组从那辆旧吉普车上跳下来的时
候，这里还不叫大丰，这里自古流传下来的名字，叫崇义桥。那时候，也没有
现在这些很洋气的高楼，更没有这些年产值多少多少万的乡镇企业。这里是“
天府之国”川西平原最富饶的地区，可是当时它和全国一样，也刚刚经受了１
９５８年浮夸风的肆虐，显出一片萧条。人们也刚刚搞过上山炼铁，下地熏土，
敞开肚皮吃饭，每月按时“关饷”之类的名堂，甚至一些地方也吹起了“撤房
并居”、“砸锅搜碗”的共产风。不过几个月工夫，丰茂的竹林没有了，满圈
的猪羊鸡鸭也没有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没有了，很多人连家也没有了。
人们挥霍掉了所有公有的和私有的积蓄，眼下每人每天在公共食堂里的粮食只
有四两八钱三厘黄谷，碾成大米不过３两，连稀饭也吃不饱，简陋的医院里已
经出现了水肿病人。田家英来到了公共食堂，看见一位老太太因为不小心，打
翻了全家人一天吃的一盆稀饭，坐在地上号啕痛哭，最后用田家英给他的五斤
粮票，到公共食堂称了五斤麦麸。

　　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这里的群众也被突如其来的饥荒吓坏了，被当
时四川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压吓坏了。他们眼巴巴地看着田家英，看着这个从来
没有见过面的当了大官的“亲戚”，他们不是想听他说些什么，而是想看他做
些什么，能给老百姓带来些什么。也和全中国基层干部们一样，这里的干部也
处于两难之中。他们既要做假账应付上面下达的“高指标”，又得暗地里护着
父老乡亲们。现在，他们还得面对从毛主席身边来的这位“钦差大臣”，真话
不敢说，假话又不能说，他们也提心吊胆地看着田家英，自觉地联合起来，筑
起了一堵警惕的高墙。

　　可是田家英，却微笑着向人们走来。关于田家英在大丰的事情，人们已经
写过。这些文章里写了他的忧虑甚至愤怒，写了他的锋芒和果敢，田家英在人
们的印象里，有点像正义凛然的包公或老海瑞。可是在大丰，我问过所有接受
采访的人，他们都说田家英好性子。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让熟悉当地情况的
武装部长李文才当自己的警卫员，小李跟了他几个月，说从来没有看过田主任
发过脾气。有一次他和几个小年轻在楼上玩枪，一不小心枪走了火，子弹穿过
很薄的楼板，打进了楼下田家英的卧室兼办公室，田家英此时正在写字台前办
公。刚从志愿军转业的李文才吓坏了，心想这下子一定得蹲监狱。可是没想到
田家英只是看了他一眼：“你们又玩枪了？”以后便没有了话。听说后来也有
人提出要处理，可是田家英不同意，一如既往地带着他到处走，直到现在年过
花甲的李文才说起这事还叹气：要是换了别人，不定闹成什么样呢。如果说这
事还只体现了田家英对年轻人的理解和他的宽容大度，那么在工作上一贯认真
的田家英，也和脾气不沾边。刚到大丰的时候，大会小会都开了，没有人敢跟
他说实话。虽然解放不过十年，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好多次运动，尤
其是刚刚发生的“反右倾拔白旗”。他们知道田主任的官儿再大，也是要走的，
他们不愿意在田主任走了之后，全家人跟着自己像那些可恶的地主富农一样抬
不起头。

　　田家英也不追问，他照样笑嘻嘻地下乡，要么在地头田间背一个孩子抱一
个孩子，被婶子大娘们叫做“送子娘娘”；要么到社员家揭开泡菜坛子尝尝川
西坝子有名的泡咸菜，夸奖主妇的手巧。他跑遍了这里的公共食堂，和社员们
一起喝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每当社员干部对他的提问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他
的时候，他也只是笑笑。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生产队长，说是要看看库存。
队长忐忑不安地打开保管室的门，田家英看到了一座“粮山”：这就是按照上
面的高产指标算下来，队里“应该”积屯的三万斤粮食。田家英也不说话，只
是站上去踩了踩。只觉得谷堆松泡泡的。他顺手拿起一根竹杆，往下戳戳，谷
子哗哗地往下掉，露出了下面垫着的谷草。生产队长的脸都吓白了，大家都说
早晚瞒不过田主任这一关，这下真的让他抓了个“现场”。可是田家英还是只
笑笑，拍拍手跳下来说：“嘿嘿，这谷子秕壳真多啊！”

　　我问过当时的大丰公社党委书记、兼县里派驻大丰公社工作组的组长罗远
述：“你们怕他查出真相吗？”他说“怎么会怕呢？我们自己不敢说，可是心
里真的是盼着他们查个明白啊。老百姓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邻里乡亲，再这样
下去，怎么得了喔！”

　　我又问当时的调查是不是很困难，他说开始是困难，可后来就不了。谁都
痛恨浮夸风，碰上这么好的一个田青天，很快就都说了。田主任的耐心又好，
就说新民公社社长罗世发吧，人家是省里树的典型、全国人大代表、省劳动模
范，曾经作为中国青年农民代表出访过印度、泰国、缅甸等国家。他的地盘上
水稻“卫星”亩产到了三万斤！田主任找了他好几次，他都躲，一头是省委书
记，一头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他一个小小的青年农民，敢说什么？他先是
指使三个生产队长去应付，可是田主任还是找到了他，问１９５８年的产量到
底是多少。他支支吾吾地说什么虫吃了鼠吃了，还有抛洒浪费，干湿水分……
实在是说不清楚。田主任看看他，不问了。可是没想到就在即将离开四川时，
田主任又找到了他，很诚恳地跟他讲了说大话说空话的危害，讲了最近毛主席
已经着手纠正浮夸风的一些举动，还讲了工作组已经调查清楚的许多情况……
好多年以后，罗世发含着眼泪说：“他说得那么诚恳，那么尽情尽理，我还有
什么好说的？我就把１９５８年怎样搞真假两本账，报的产量是怎样做的假，
都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

　　也就是罗世发的这个材料，后来被田家英带到庐山会议上，遭到了他人生
的第一次险境。

　　好多人都知道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和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有过很激烈
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延续到了庐山会议上，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来调解。可
是无论是李文才还是罗远述都没有听田家英自己说过。斗争当然是存在的，因
为这位负责人当时追风追得很厉害，也算是毛泽东的一员“挑担子”的爱将，
他不愿意让以认真出了名的田家英来四川揭自己的短。比如说，他就不愿意田
家英到他的秘书蹲点的郫县红光公社去调查，后来毛泽东根据田家英在大丰反
映的情况下发了《党内通讯》，提倡“包产落实、合理密植、节约粮食、要讲
真话”等六条精神。可是接到文件后这位负责人一边继续在全省推行“蚂蚁出
洞”“双龙出海”等过度密植措施，一边在毛泽东下达的文件上批示：“不要
转变过急，防止消极影响……”不准向下传达。而此时的田家英却让罗远述专
程从重庆赶回大丰公社，找到了口齿清楚的女孩子当广播员，一天好几次用大
喇叭向社员广播这份《党内通讯》，推行合理密植，闹得附近的人们都跑来打
听：怎么大丰的政策，和我们那里不一样？

　　田家英向周围的干部们解释说：“我已经和省委地委的领导谈过了，我要
在大丰搞一些政策性的实验，即使失败了，也不过一个公社，而四川有几千个
公社，影响不了大局。”

　　他和颜悦色地解释一下而已。

　　田家英微笑着，却也胸有成竹地在大丰工作，那一年，他３７岁。他１３
岁时，目光就穿透了那个因为没有了父母而过于冷清的家，立下了“走遍天下
路，读尽天下书”的志向；１４岁就曾在报纸上与一位刘姓老教授论战，且大
获全胜；当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达延安时，还不到１
６岁；他的那篇《从侯方域说起》，以老到的文笔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把他招
至身边时，他才２６岁，比自己的学生毛岸英还小一点。解放以来，田家英已
经成为毛泽东了解农村情况的得力助手，从调查合作化运动开始，他跑过全国
许多地方，即使在大跃进的最混乱的时候，他和吴冷西一起到“大跃进”的发
源地　　　河南七里营，对当时的大兵团作战，虚报产量、所有制混乱等情况
的调查，也成为毛泽东“亡羊补牢”的基本依据。到大丰来之前，他还在离此
不过二十几公里的郫县红光公社蹲点。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到过那里之后，那里
立即就成四川省委的“试验田”，水稻产量一下子就放了一颗８２５２５斤的
“大卫星”。

　　十多年来，他的正直和诚恳，才华和干练，尤其是对工作的认真和热情，
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赏。大丰人都知道，田家英不怕谁，包括省委负责人。
在大丰工作期间，田家英在省委招待所礼堂作过报告，面对省市委的干部们，
田家英毫不客气地大讲刚刚发生的浮夸风的危害，对先是大吃大喝“胀死人”，
后来又没吃没喝“饿死人”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大丰人也都知道，除了
《党内通讯》之外，田家英还给毛泽东写过好多材料，他们就经常看到“毛选
办”给田家英寄来的信件。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毛泽东曾经极力
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已经深入了他的内心，成为
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他只对这个原则负责。

　　田家英和大丰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一片，其间他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和
各个部门的干部们交流全国的情况。他不断地将自己的“成果”传到毛泽东那
里，也不断看到它们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提高，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向全国
转发，尤其是那份纠正若干坏风气的《党内通讯》。在这个时期，他的心情应
该是不错的。他和大丰的社员们一起到十多二十里之外的城里拉粪，还在途中
建立了一个食堂，为每个拉粪的社员补贴半斤米的干饭。有一次遇上下雨，他
和秘书逄先知、警卫员李文才一起，跑到省委招待所缠着要“住店”，看着三
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拉粪的”，守门的大爷几乎要发火，最后还是田家英打电
话叫来招待所的所长才解了围。田家英爱说笑话、爱开玩笑在群众中出了名，
即使是做思想工作，常常也是先给你讲个故事。他还带着李文才到成都有名的
春熙路古旧书店，去寻觅他历来感兴趣的名人字画。大丰的人们喜欢穿着工农
蓝中山装、卷着裤腿、穿双军用布鞋的田家英，喜欢他的宽怀大度，喜欢他的
谦和开朗。而对与他形成强烈对比的另一个人　　　戚本禹，却达到了痛恨的
地步。戚本禹只是工作组里一个队员，对于干部群众却一副穷追不舍、咄咄逼
人的样子，让人想起衙门里的“大老爷”。当时的县委书记曹云森说过：“戚
本禹这个人，将来不得了！”

　　那口气显然不是称赞。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站在当年田家英住过的小楼前。

　　这是当年小镇上一位士绅修建的两层木楼，雕花的楹板已经朽落，整个楼
房早已不住人，田家英住过的房间也堆满了杂物。天色渐渐黯淡下来，周围的
楼上相继亮起了灯光，田家英屋里的灯，也应该亮了。白天那个在群众面前微
笑谦和的田家英，会在这灯下变得沉默了，四面江山，万家忧乐，又涌上了他
的心头。

　　好多年以后，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曲折折，田家英还对人说过：“
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田家英的这种想法起于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可是在大丰期间，
他肯定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的关于“人民富了国家才可能富”的想法，
在大丰的时候就有了雏形。我在县里的档案局里，看到了田家英带领工作组起
草的十几份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农村当时状况的方方面面：对财务制度的规定、
干部守则，各种条例、报告、会议发言……在这些文件里，有两个问题引起了
我的注意。一个是在“多劳多得”的前提下多处提到的超出奖励制度。田家英
在大丰拟定的许多文件中，很仔细地划定了每项工作必须包干完成的各项指标，
并定出了完成这些指标后应该得到的奖励。有的定得相当高，例如粮食生产，
对超出部分的奖励比例定到了４０％　５０％。（在人民公社的二十年里，我
不知道类似的条文是否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反正我自己在当知青的七年里和后
来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则是闻所未闻。）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田
家英在《关于分级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和许多文件中，都针对人民公社初期
“大兵团作战”、“吃大锅饭”和根本不搞经济核算等错误做法，拟定了不少
条款。这些条款的主要精神，即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后来在１９６
２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转变成由田家英牵头起草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
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文件交大会讨论，并选定山西长治地区
农村试点。它使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当时的大公社（县）小公社（乡）回到
了初级合作社，即以平均每二三十户的一个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这实际上是对
１９５７年以后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并社升级”的一种纠正。

　　大丰是解放后他在农村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不到半年的时间，使他对
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自己深思后
的想法。他不但会思考刚刚发生过的“大跃进”，还会将思路向前延伸，思考
解放后一系列“左”的做法；也会将思路往后延伸，包括他后来说过的“人民
富了国家才能富”的思想。像他这样通古博今又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人，应该非
常冷静地对这一切有了一个总结，他认为一个大党，也应该对一段时间的工作
有所总结。田家英在毛泽东眼里，也许还是个孩子，可是即使一个有出息的孩
子，也会对自己敬爱的父亲作出衷心的劝告，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何况田家
英面对的还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管理着一个大国的领袖，一个大党的领袖。
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甚至生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帮助领袖弥补这些过失，也是一个党员的责任。

　　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诗，诗云：“十
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田家英在离开这里之前，将这个小镇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大丰”。他说
希望这里年年都有大丰收，如果连饭都没得吃，崇尚义气又有什么用。

　　田家英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走上了庐山会议。在去庐山的船上，田家英为
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他穿着一件白衬衣，袖口高高卷起，任江风吹起自己的
头发，紧皱着眉头，看着远处的江面。

　　这张照片，后来成了雕塑家手里的蓝本。

　　庐山会议后，犹如一口大钟，只要稍有撞击，就会在中国当代史上发出巨
大的回响。它前承着起于青萍之末的阵阵“左”的思潮，包括已成汹涌之势的
“反右扩大化”；后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发生了好
多事情，各种人物都在各种场合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于是我们看到了翻云覆雨，
指鹿为马，强词夺理，投机取巧，反恩为仇，落井下石，挺身而出，舍己救人
……而后，中国陷入了沉寂。

　　田家英眼看着自己的好友，还有自己崇拜的功勋卓著的前辈，都一个个措
手不及地掉进了天罗地网，而他自己，在保护别人的同时，却被别人保护下来。
这些年来好多人都以为这保护他的人是毛泽东，而大丰的人们一直认为，主要
是周恩来。就在田家英及其三个秘书接受审查的时候，周恩来单独会见了前来
北京开会的劳模罗世发，还请他吃饭。周恩来问这个对田家英说了实话的年轻
人：你们那里还好吗？罗世发说好啊都好；周总理又问真的都好？一点事情都
没有？罗世发说事情倒是有一点，有的人得了点病。周总理又问什么病啊？水
肿病。那还不是问题吗？于是就问出了田家英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情况。
事后周恩来又派了秘书许明，以四川省妇联干部的身份，到这一带住了半个月，
重新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加上在毛泽东眼里，田家英不
过是被别人搅和进去说了几句错话的小秀才，毛泽东可以原谅他，也许他相信
这个头脑简单的“秀才”会从此汲取教训。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大丰的人们再也没有见到田家英，只是在这一年的
秋天，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信中问及今年水稻的收成如何。这时庐山会议的
精神已经传达下来，田家英在大丰的所作所为，已经令人担心；特别是他在大
丰推行的“合理密植”，比周围执行四川省委“双龙出海”、“蚂蚁出洞”的
水稻产量要高出一两倍，达到了八九百斤，这就足以使省委那位刚刚在庐山会
议上“大获全胜”的主要领导人下不了台。尽管对田家英深深敬佩的县委书记
曹云森面对排山倒海的批判彭德怀运动冒险下了旨令：“大丰是田主任搞的试
点，不予追究。”可是当地的干部们仍然惴惴不安。于是他们商量之后，统一
了口径，给田家英回了一封信，信上说今年的产量只有三百来斤。

　　我听到这里，心里陡然掀起万丈波涛。我不知道在这些田栽过秧、施过肥、
卷起裤腿进城拉过粪水的田家英，为了这些水稻的丰收与四川省委有过争执，
此刻正在接受审查的田家英，曾给予这些基层干部以深深同情和理解的田家英，
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

　　我仰天长叹！你们对不起田家英啊！已经从副县长岗位上退下来的罗远述，
低下了他的头。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光。

　　田家英的雕像，在这泪光中站立。

　　风停了，雨住了，田家英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也许经历了这场风雨的田家英，想过改变自己，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
经想过的那样，毕竟在中国，犯“政治错误”的后果也太可怕了。许多人从此
之后，由一个曾经忧国忧民、立志济世的人，变成了麻木的人、嗫嚅而行的人，
变成了让今天的人们为他们而痛苦的人，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这种后
果的巨大压力。可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田家英根本就没有想过“改变”这
个词。尽管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递上的关于在大丰调查的材料，也因为
从前的“一贯右倾”，田家英也写了检讨，可是在那次风暴之后，田家英还是
田家英，只是从前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他由此度
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直到１９６１年１月，毛泽东派他去了浙江农村，搞调
查研究。

　　这时候，得以继续肆虐的“左”的思潮，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了恶果，
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连毛泽东本人面临这种情况，头脑也开始冷静，
决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实地、全面地了解情况，以扭转全国的困难局面。

　　田家英在浙江农村看到的情况，主要还是一年前在四川大丰调查时看到的
那些问题，只不过已经发展得非常严重；以浮夸风为代表的“五风”大肆蔓延，
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人们对于公共食堂的深恶痛绝；一些基
层干部不但瞎指挥，还违法乱纪，不顾老百姓死活……这一切都重重地敲打着
他的心。他在老农家里打下地铺，在村里一家一户地走访，他看到了乞讨的孩
子，尝了农民锅里的糠菜团子，知道了农民们在逃荒，在浮肿，甚至在饿死…
…他曾经到过许多农村，却第一次看到这样惨象。他心里明白这样的惨象同时
也在万里之外的大丰，在整个四川，在全国蔓延。一年前在大丰时他还能不露
声色，现在却再也忍不住了。在当地召开的党员干部和各界人士代表会上，田
家英很动感情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
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
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曾经说过，田家英并不是比别人特别高明。他所面对
的那些情况，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曾经面对过，所有的各级干部也都面对过。
只不过有的人视而不见，怒而不言，可是田家英却办不到。他对调查组的同志
们说：我们应该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
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囿于现行的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同时也不要怕经过
实践检验推翻原来做出的决定……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不大容易听到，可是在庐山会议刚刚过去不过一年多
的时候，田家英说了。尽管风声雨声还历历在耳，田家英却不得不再次上书。
和在大丰的时候不同，他知道这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对调查组的同志
们说：调查和反映公共食堂问题，我是感到有压力，有风险的，可是我们是共
产党员，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

　　毛泽东毕竟是个伟人，特别是当他冷静下来之后，他认真听取了田家英的
汇报，并同意了田家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搞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的
意见。

　　这个意见，后来被人们称为《六十条》。《六十条》由于历史的局限，不
可能像今天这样从深层次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可是对于扭转当时农业以至
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它在全国范围的宣讲和试行之后，
在农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农业很快开始复苏。

　　田家英在大丰思考的那些问题，在大丰提出的那些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大
风大雨，再经过了浙江调查的证实深入，终于有了结果。于是有了他生命中最
舒心的这一段时光。在他蹲点的浙江农村，他再次获得了人民的敬意。他的照
片，至今还挂在村委会的墙上，就像那尊雕像，至今还立在大丰镇的镇口。

　　田家英后来和毛泽东分手，还是因为农村问题，因为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
“包产到户”问题。原来不同意这种做法的田家英，在听取了广大农民和许多
同志的意见之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积极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没有想到却成
了引发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从此遭到了冷淡。

　　田家英像任何时候一样，自己承担了所有能够承担的责任，然后苦闷地站
在一边，看着毛泽东左右的那些小人飞扬跋扈。再后来，就到了“文革”初期，
田家英自杀了。

　　田家英在他的书房里，独自度过了他最后的一夜。他到底想了些什么，我
们无从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田家英不仅是一个处于政治中心的“小人物”，还
是一个研究明清史学的学人。既然熟悉历史，他就熟悉那些冤狱，此时他会放
纵自己的思路，在它们中间探索延伸。他太熟悉毛泽东，也太熟悉毛泽东的“
左右”，在逼向自己的阵阵杀声中，也许曾经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被人议论
”的田家英，成了隐约能预料这场运动恶果的人之一。它已经远远超出农业的
范围，远非在大丰调查的后果可比，甚至远非庐山会议的后果所能比，整个中
国，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子。

　　这个恶果容不下田家英，田家英也无法面对这样的恶果。

　　不久前，他和庐山会议上被贬的密友李锐见面的时候，还共同谈到一个话
题：个人的沉浮倒没有什么关系，国家和人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可是现在，
所有的人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都无能为力。

　　“时局如此，当慷慨悲歌以死”，何况那个也是熟悉中国历史的邓拓，已
经走在了他的前面，而那个真诚地讴歌了新中国的大文人老舍，也相继走在了
他的后面。

　　毛泽东也到了晚年，当他感觉着周围可怕的寂静时，当他承受着灵魂的最
后孤独时，他说了一句话：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句话的后面，应该是一声沉沉的叹息，它带着巨大的回音在历史的山
谷中往返撞击，经久不息。

　　没有问题的，岂止是一个田家英！

　　夕阳映着秋色似锦的成都平原，也映着我手里的这本《毛泽东和他的秘书
田家英》。这上面有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的赠言，还有田家英的许多照片，
照片中的他，有的很英俊，有的很温和，有的很儒雅，很开朗，很认真，很严
肃……从中我很容易想像田家英在大丰人心目中的模样。

　　雕塑家却把这一切，都轻轻地拭去，只是捡出１９５９年他离开大丰，去
参加庐山会议在船上照的这一张。他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望着江面，江风吹
起他的头发，在他的身后，水天浩淼，远山横亘。

　　于是从这里着手，将手里的雕刻刀伸向了那颗赤诚的灵魂，让田家英在这
如血的残阳中，迎风而立。

（原载《炎黄春秋》１９９７年第１２期，原题“田家英求实精神永驻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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