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游修龄教授，中国著名农史学家。1920年5月9日生，浙江省温州市人。1943年7月毕业于前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历任同校及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兼任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农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大跃进”是1958年的事，它的性质也已肯定为虚假浮夸，现在还提它干什么？但我觉得它的影子恍恍忽忽，似在我们身边游荡。以下是五八年夏末秋初我带学生去浙南瑞安农村调查连作晚稻产量的回忆片段。

当时我们浙江农学院全院停课，每个教师带领若干名学生，分组下到省内各地农村，进行晚稻丰产经验总结。我们小组是去瑞安县的塘下区进行总结。到达塘下区以后，按手续应先去区里报到，可是我们一早去报到时，区党委书记兼区长不接见我们，说是很忙没空。下午再去，又是没空，第二天去仍是没空，可我们每次去都明明看到区长坐在办公室里，就是不接见我们。于是我们改变方式，先到田间调查起来。大暑节的天气，我们赤着双足，头戴蓑帽，在“赤日炎炎如火烧”的监视下，从早上七时下水田，分工定样点，点数分蘖，穗数，每穗粒数，秕谷数等等，报的报，记录的记录，一直忙到下午六时才收工。中间仅回住所吃中饭，算是休息了一下。饭毕，立即再去田间。晚上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这样干了三天，忽然得到通知，说明天可以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这位区长接见时，说他一直注意到我们一行，天天头顶烈日，赤足下田，同农民一样，是真心来塘下总结的。原来他不立即接见我们是考验我们，三天的考验总算及格了。但当我们向他汇报几天来抽样估产的结果，亩产约四五百斤时，他的脸色忽然起了变化，只是没有立即发作。

第二天他召集区里的干部和我们一起开会，会上他宣称：“我们塘下区今年晚稻的产量不能低于两千斤，现在有些人在我们田里东数西数，算来算去，只有四五百斤，这是在我们这里搞促退，我们不欢迎！”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才好。隔了一天，县里通知我们去开会，县委书记在讲话中也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说有人在瑞安总结晚稻产量搞促退，因为我们是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没有进一步使我们难堪。会上宣布成立晚稻产量工作组，将我们师生拆散，分别编入省、地、县、区混合的几个小组里。这一来，倒是减轻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不再怕被宣布为促退，只要跟着大伙走就是了。

其实，我们采取的定点取样估产方法是可靠的，同实际收割的产量相差很小。1958年的晚稻产量是丰收的，连作晚稻的全生育期比早稻和单季晚稻都缩短，产量当然不可能很高，五百来斤是不错的产量。

在大群的人们沿着稻田走时，我有意和当地一位老农（他是县劳动模范）走在一起，我轻声问他：“老伯，你看这片晚稻田约可打多少斤谷？”他看我不象领导干部，反问我：“你是要跃进数字还是要实际数字？”我说：“当然是实际数字。”他说：“同志，你不知道，我也很为难，如果来人要的是实际数字，我说了跃进数字，会被骂为不老实；如果来人要的是跃进数字，我要说了实际数字，会被骂为老保守，促退派。”我说：“你不要顾虑，我是省里派来的，我们要知道实际数字。”他就放心地对我说：“同志，你看，这稻子不错，有五百来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客观存在的产量，还有实际和跃进之分。大家走着走着，到一块稻田边，停了下来，都说这块田的水稻生长得好，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估算起产量来，当然，估来估去，没有低于一千五百斤的。于是一个村干部问这位老模范：“阿炳伯，你看，这稻田可以打多少谷？”他回答：“五百来斤。”“老保守！”，那干部骂了他一声，以后再也不理睬他了。

其他小组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老师带学生到黄岩县调查的，对一块县高产试验田进行估产，得出约八百来斤（其实已经高估），县农业局长听了大为光火，说：“我们插下的秧苗就有二十万株，我们要拿万斤稻，不要你们来促退！”工作组只好撤离这块高产试验田。到另外田块去总结，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即约同生产队长到田头共同实地收割，就地脱粒，即时过秤，以湿谷的重量作为干谷计算（明知不科学，也只好将就些），也不满千斤，由工作组组长和生产队长共同签字上报收割数字，以表示公正可靠。这样做了以后，第二天，工作组去食堂吃饭时，食堂已奉命不给他们开饭了，他们只好离开到别处去调查。

在基层被批评为促退，关系不大，因为回到杭州，就没事了。如若在本单位被视为促退，就要小心认错，千万不可顶撞。省农科院一位植保技术员，负责院里晚稻高产试验田的植物保护，由于密植程度太髙，田间通风不良，植株下部尤其郁闭，因而到了后期纹枯病大发，稻茎基部腐烂，眼看丰产指标难以实现。恰好这时省领导来视察，当他了解到田间纹枯病严重时，问有什么防治措施，这位技术员回答说，已经喷药几次，但很难根治，因为纹枯病是个世界都未解决的问题。省领导听了，当场就指出，世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这是典型的洋奴哲学！谁知这位技术员接着说了一句，那也要通过进一步试验研究，马上解决是不可能的。 于是站在一旁的院党委书记觉得大失农科院的面子。第二天即组织全院的干部、技术员张贴大字报，对这位敢于顶撞省委领导的技术员大肆挞伐，狠批洋奴哲学。接着又召开批判大会，要他检讨，这位技术员仍觉得自己没有错，只不过说了真话。于是院党委打报告，反映上述情况，要求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很快得到批准。划右派分子是1957 的事，运动也已经结束了，但为了斗争需要，可以补划右派。后来落实政策，给予取消右派名义时，他已辞世先走了。

浙江亩产两千斤在当时算是很保守的数字，不多久，全国各地纷纷传出五千斤、一万斤，直至三万斤的卫星！发行国内外的《人民画报》封面上，在金黄色的密密麻麻稻丛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居然不会陷下去（小姑娘其实是坐在一只小凳子上，被稻穗遮住了），的确轰动了世界，神话也就彻底破灭。接着上演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

录自《中华农业文明网》之“农史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