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法堂乡玄都村七组，小地名周家湾。

　　1958年快打谷子时，人民公社成立不久队里办起了公共食堂。办之前，
队干部先到公社开了会，回来又开社员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公共食堂好”
。提出办公共食堂，叫社员们大家讨论。那阵搞大跃进，心里虽说不愿意，
但嘴上还是赞成，怕说是反对“三面红旗”，挨批判、斗争。头晚开了会，
第二天队干部和食堂；管理员就带人把我家堂屋和另一间屋打通，通知各户
把桌子板凳搬来，就成了队里的公共食堂兼会议室，把挨近我家房子的周新
民家做厨房。我们家是一个大院子，到处墙壁上用石灰写上“总路线万岁！”
“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队上还派人到山
上、石岩上写了很多标语。那阵上级来人检查生产，首先看标语是否写得多、
写得大。写得多、写得大的地方干部就可以收到表扬。

　　成立公共食堂后，社员种的自留地由食堂去收，社员家的粮食、猪肉、
油和咸菜坛全部交给公共食堂，社员养的猪交生产队饲养场，干部还怕社员
家里吃的没交完，还要到各户去看。当时这些看来都是记了帐算了价的，到
后来实际都成了糊涂账，老实人多交就贴了，少交的就拣到了，紧接着就是
干部带上管理区的代购代销员收“破铜烂铁”，到各户收铁锅、鼎锅、铜罐、
铜瓢等炊事用具，说是这样做了才能断社员的烟火。才能安心搞公共食堂。
要是干部发现哪家房子上冒了烟，就要去检查，责问：“你煮的粮食哪里来
的？肯定是偷的”，要遭到批判斗争。

　　公共食堂吃饭按劳动等级确定，现在我只记得煮熟了的饭的标准，每天
主劳是三斤半(1.75公斤)，次劳三斤(1.5公斤)，半劳二斤六两(1.3公斤)，
附劳二斤(1公斤)，没有劳力等级的老小按附劳标准吃。管理员的瓢儿就是
秤。生产队的粮食全部交管理区，各公共食堂的口粮由管理区按标准拨。每
人每月由粮站供应五钱(25克)菜油，逢年过节由公社按人供应二两(100克)
猪肉。才办食堂时，饭煮得干，社员体质好，大家还过得去。到了1960～19
61年时，只有逢年过节吃得上一顿干饭，平常都是三领稀饭，而且饭越煮越
稀了，一口气可以喝完，红苕切成胡豆大小的颗颗，饭里只看到几粒米，照
得起人影子，有时搭干苕叶、干萝卜叶、油莱脚叶，社员说“端起碗，看见
鬼。”原因是一些干部“冲壳子”，说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实际只有几百
斤。我们队在山沟沟里，上面经常调劳力，不是修水利就是去帮公路边的队
搞丰产片，剽下老弱残兵种庄稼，当时又只准种大田大地，二、三台地丢荒，
说是“少种、高产、多收”，所以除了征购、种子外，社员口粮就不多了，
再加上于部多吃多占，社员吃到口的粮就更少了，于是只能靠喝那种“鬼稀
饭”来活命。1960年。我添了个孙女，跑到管理区去称产妇补助的口粮，结
果只称了二十斤(15公斤)筛筛下面的泥巴碎米花花，我说添个人还不如牛下
个崽，一条牛崽国家供应五十斤(25公斤)大米，管理区干部把我这话告到公
社书记那里，还准备开我的辩论斗争会哩。

　　人是铁，饭是钢。吃得孬，活路又重，好些人得了水肿病，管理区在冯
家大院子办病房，公社在陈家湾办病房。专门收住严重的水肿病人。我们队
先后在公社、管理区病房的有十二人。我同我小女两个地方都住过。病房由
公社、管理区派医生给病人吃消水肿的中草药，主要是补助营养，由管理区
按人按天增供半斤(0.25公斤)大米，由公社每月供应半斤(0.25公斤)猪肉、
菜油和米皮糕。我们队当时十八户，一百零三个人，办食堂的两年多害水肿
病死了十人，害急性脑膜炎死三人。我大哥周运楷全家十四人，害水肿病死
五人。我二哥周运洪，食堂刚下放，到石桠粮点去买粮，等排队站拢人就晕
倒了，找人带信给他儿子，他儿子把他背回家，只说了句：“要喝口米汤”，
一会儿就断了气。

　　小锅小灶，好柴孬柴都可以烧，公共食堂烧毛毛柴不得行，要烧木柴，
先拆社员的猪圈烧，后拆三户吊脚户的房子烧(吊脚户由队安排住在大院子)，
这些烧完了就到坡上去砍树，加上搞烟薰肥也砍，山上的树几年砍光了，到
现在都没复起原。未办食堂前，社员养猪五、六十头，队里办饲养场只养五、
六头猪，我大哥当时就是饲养员，没得粮食只喂猪草，一条猪一两年都喂不
肥，皮子有筷子头厚，猪背一弓起，脑壳和尾巴拖地，社员说猪成了六条腿。
我二哥说生产队喂的猪还不如以往一户人喂的猪多，还受过批判。

　　1961年农历二月间，解散公共食堂，对社员的房屋、猪圈作了赔退，划
了自留地，供应了口粮，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有的说，要是再办几年公共
食堂，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

　　(完)
《营山文史资料选集》( 政协四川省营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9年9月)
第174-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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