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老突然出现在六安

　　1973年春寒料峭的一天，路遇我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六安燃化厂革委会主任
罗万章，他悄悄地问我：“你不是认识张恺帆吗？”我说：“是呀。”“他现在
在专区医院住院！”“啊----”分手时，他又压低声音说：“他还在受军管呢！”

　　张恺帆是我敬仰的革命前辈，是大哥陈昭著的老上级，抗日战争时他们在一
起从事革命。解放后，昭著大哥在上海工作。1962年昭著第一次回乡探亲，受到
了恺老的热情款待，我也沾光参加了恺老家宴。“文革”以来，我对恺老行踪是
很关注的。但他受一阵批斗、被打倒后，就没有音信了。“恺老不知怎样了？”
“恺老在哪里？”我在背后私下常常念叨。上个月我在上海，昭著大哥要我仔细
打听恺老下落，说：“一有消息，立即告诉我！”我临走时，他送我到楼梯口还
一再叮咛。

　　现在恺老突然出现在六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又惊
又喜，管他受军管不受军管，我是小干部，无所谓，便立即赶到六安专区医院，
仗着人熟，很快在专医骨科二楼头数第一间找到了恺老所住的病房。我敲门进去，
见恺老躺在病床上，未带眼镜，脸色发青，有点浮肿，几年不见，苍老多了。他
的夫人史迈正忙着什么，他们的儿子张新元站在病床旁边。我走上前去，自报姓
名，他一下子想起来了，认出来了，显得格外高兴，忙坐起来，告诉我，他一直
被军管，和李葆华、黄岩等省委领导一起在六安北二十铺农场劳动，放老牛。前
几天，他的专案组到六安，他对专案组强加的一些污蔑之词怒不可遏，吵了起来，
一下子晕过去了，被送到这里抢救。说到这里，他仍愤愤不平。“我历史上没有
问题。”恺老如是说。“是的，你如果有问题，五九年是过不了关的！”我见恺
老望着我，忙又补充说，“这是昭著大哥说的。”“是呀！”老人的心境似乎平
静下来，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文革、文革。”接着他问了昭著情况，问
了我认识的一些人的近况。我告诉他，昭著大哥也被军管，在工厂劳动，名曰战
高温，发烧到38.5℃都不准请假。我又说到我所知道的故乡老革命夏冰流、唐晓
光情况。当我说到唐晓光受迫害自杀时，老人两眼湿润了。正在这时，走进一位
50开外、中等身材的同志，恺老问我：“认识他？”我说不认识。恺老说：“他
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登科！”陈登科说：“什么大名鼎鼎，臭名远扬！”我忙说：
“确实久仰大名，我还拜读过大作----《风雷》”陈登科说：“那可是‘大毒草
’！”我说：“那是报纸上说的！”恺老点点头，告诉我说，陈登科还有杨杰、
徐速之等也都在这二楼上住院治病，接受审查，杜维佑也住在楼下，他被整得很
惨。临走时，我问恺老需要我做什么？恺老说，睡不着觉，“你能不能给我搞一
点安定片？”我是六安地区生产指挥组办事人员，便从机关医务室搞了十几片。
我将药送去时，还提出安眠药不能多吃的浅薄的规劝，曾记得他笑着说，不要紧，
毛主席、周总理都吃安眠药，他们又不是神仙，说睡就能睡着，是靠安眠药。我
当时30出头，受这句话影响，直到现在，也经常吃安定片　　这是后话。

　　到了楼下，我在楼下东头找到杜维佑病房，他是我们六安地委书记，“文革”
以来，遭到残酷迫害，现被审查。没过几天，杜维佑要我给昭著大哥写信，他想
到上海治病，请予帮忙。昭著复信说，作为老战友，热烈欢迎他去。以后，几经
周折，杜维佑到上海治病，我于1975年初因患病毒性角膜炎也去了上海，我们在
一起盘桓了近两个月。

我为恺老传递上海亲友的信件

　　第一次见到恺老后，我以最快速度给昭著大哥发了信，很快收到大哥的回信
和转交给恺老的信。大哥说他因军管，无法请假前来，要我尽最大努力给恺老帮
忙。第二天又收到大哥来信，说恺老在上海的战友多，现在大家得到恺老在六安
的消息又有你这个关系，可能有很多信件通过你转，因为信封不能写恺老名字，
而写给你，你不要拆，直接送给恺老，不得有误。此后几十天，上海方面来信一
封接着一封，我都　一照办。我也因此三天两头去医院。一次恺老要我写信给大
哥，要他在上海代购潘生丁药片，药寄来后，上海方面来信询问恺老是否患了心
脏病。恺老说，那是杨杰买的。这件事，引起恺老在上海的战友一场虚惊。未过
几天，皖西饭店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上海来人找。我立即赶到皖西饭店，在服务
台边见到一位矮个子小老头。我问：“你是从上海来的吗？”他未应，我报了姓
名，老人眼睛一亮，赶忙从衣袋掏出信来，一看是昭著大哥来信，说来人叫张建
帆，是恺老三弟，现在上海工作，听说他大哥在六安，立即赶来。我上前紧紧握
住建帆老的双手，老人两行热泪不由地流过面颊。建帆老忙问：“有没有军队看
着？”我说“没有”。“能不能见”，我说“能”。老人破涕为笑：“看到你，
我放心了。”于是我们立即赶到专医。为使他们兄弟思想有个准备，到了骨科楼
下，我说我先到楼上报个信。果不出所料，尽管我事先已通报，大家仍然很激动，
他们兄弟俩见面仍是老泪纵横，硬噎得说不出话来。我在一旁也感到很难过，如
今事情过去26年了，但他们兄弟俩见面那种悲伤情景犹在眼前。

恺老对我谈的几件往事

　　在看望交谈中，恺老对我断断续续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在学生时代，
就参加了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了无为六洲起义，30年代初在
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于是我想起
了他在龙华狱中作的诗，那时我背不全，好像收进《革命烈士诗抄》。恺老说，
诗是这样的：“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
一般红。”他说他在狱中睡双人床上铺，他用铅笔将诗写在墙上，比较高，敌人
难发现。解放后，我军在清理敌人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烈士写的。萧
三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出版社
得知是恺老写的，便来信说明并道歉。恺老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
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我们几次谈到所谓“大闹无为”的事情。恺老说，1959年他到无为检查工作，
有的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农村饿死人，情况很惨，十分伤心。
每每说到这里，他老眼圈都发红。于是他在无为召开大会，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
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命令停办。我曾听说针对无
为，有人说农村食堂是雷打不散，恺老说我就是“雷公”，就是要打散这雷打不
散的食堂。我问恺老可有这事。恺老笑了，说，那是编造的话，我怎么会那样说
呢？我在无为发现食堂办不下去，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
时停办。还有一次，恺老十分感慨地说，曾希圣同志不在了，如果他健在，我的
问题会早日澄清获得解决。他见我很诧异，便说，我相信曾希圣同志。1961年7
月，我和曾希圣同志在江淮旅社见面，当谈到1959年我被整时，我说：“处理我
个人我没有意见，不该株连许多人，其中我的表兄王试之，抗日战争时你常住在
他家，也被整死了。”曾希圣同志十分吃惊，说：“我不知道啊，太对不起人了！
”他说得很诚恳，掉了眼泪。那时我还没有平反，我相信曾希圣同志是真诚的，
我相信他的党性，会说真话，会实事求是的。

　　我们也多次谈论“文化大革命”。有一次谈到造反派整人，他说，造反派中
是有坏人，一次在合肥工大受批斗时，有人在他背后狠狠地打了一棍，幸亏别人
挡了一下，就那样他时至今日，一到阴天，背部还疼痛。“那是要我命的！”恺
老说。一次我问他当时巡回批斗，折磨痛苦他怎么受得了？他坦然地笑着说，在
池州批斗他，台下黑压压一片，口号声不断，而他却在作诗，诗云：“经年未许
下高楼，难得巡回批斗游。正是阳春三月里，山花如火过池州。”以致造反派嚷
着要他交待问题，他不知是什么事。每当我们谈到全国乱得很的时候，他一句话
也不说，只是“是呀”、“是呀”……重复着，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六安人民对恺老的关心

　　人心是秤。他老在六安的消息不股而走，很多人自发地关心、爱护他，有的
人要我带着去见他，有的询问他的健康状况。

　　文章开头提到的罗万章，他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老同志，跟恺老非亲非政，但
他在厂里锻工车间搞了一个小浴池，每个星期天，利用厂休，亲自烧一池水，又
搞车子将恺老等几个老同志拉到厂里洗澡，然后再用车子送他们回医院，有几次
还请他们在厂里食堂吃了饭。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专区农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奚日先出于对恺老的敬仰，
要我陪他一道去专医看望信老。归来后，奚田先作诗云：“丹心一片为人民，敢
逆潮流做事情。此事后来虽曲折，凛然正气在人心。”指的也是所谓“大闹无为”
，端的是心里话。为方便恺老家人往来六安与合肥间，我找到朋友。六安轴承厂
司机刘先宏，刘先宏说：“能为恺老这样的人服务是我的荣幸。就是犯错误，也
值！”他不辞辛苦，多次给予帮助。

　　为恺老治疗疾病，我找到朋友、专医神经科蔡雄医师，请他多多关照。蔡医
师恪尽职守，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我是个医师，给病人治病，是我的天职，怕什
么，怕株连？我不在乎。

　　对于六安人民的关心，恺老后来给我的信说：“承许多同志热情关照，惜乎
我现在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请统代为致意。”

　　大概是6月初吧，恺老头晕在六安无法确诊，他提出去合肥治疗，省里当权
派说要由省里派医师来检查再定。又过了几天，省里医师来了，是耿兆磷。恺老
笑了，说这些人我们信得过。果然不几天，恺老离开六安住到了省立医院。

　　（1999年12月于六安）

《江淮文史》2001年第1期第8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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