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郑州会议之间，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两个会是连起来开的。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11
月28日至12月10日开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我都参加了。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1958年11月，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去苏联。等到回
国后赶到武昌开会时，已经迟到了两天，23日才开始参加会议。记得晚到的还有
田家英、张平化、张春桥等。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是会上听传达得知的。
参加武昌会议的除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书记处的
部分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常委除周恩来、
朱德、林彪外，都参加了。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工农业生
产指标问题，目的是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行降温。21日和23日，毛泽东
在大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1958年秋，“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乱子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暴露。
武昌会议前，毛泽东批阅过的反映农村问题的几件材料，就反映了“大跃进”和
公社化的混乱情况。如11月10日，批转《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
闻情况的报告》。11月14日，批发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
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
疾、肠胃炎症也有发生。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所未有的， 已波及到
21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
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食堂办得不好，社员得不到休息，身体抵
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这些文字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实
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广泛得多。毛泽东认为，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很多
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急急忙忙往前闯，有必要使头脑清醒起来。
21日，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
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
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23日，毛泽东又说：我说把空
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变，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
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他强调，路线还是那个路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
还加上土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
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换“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面红旗
必须高举。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
人大概是“冒失鬼”。开会的前几天，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
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十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
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苏联已经四十一
年-厂，还准备搞十二年(按应为十五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
渡。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石油，他还那样谨慎，
还要十二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
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照顾得不够。这时，毛泽东批评北戴河讲三四年或五
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到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
没有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
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
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如刘少奇说：达到150 200元
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
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
0 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
了。把“三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
三四年即过渡。
对这种意见，毛泽东似不以为然。他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
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
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才只有九年，
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仪是茄联先进好。也许
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
可能，也许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十年，到1968年我们已准备好了，也不进，
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这样
的意思毛在两次讲话里都说过。在第一次讲话中，他就说：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
年，再搞十二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他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
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了，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
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种形势是
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就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有所退却。北戴河会议提出
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即可过渡，这时的估计比北戴河会议的说法延长了，而且说这
个时间“难以设想”：这就遏制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当然要看到，
毛泽东仍然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难以设想”，比如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三
十年，而没有认识到从现在起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这
是按当年应当具有的理解说)。还要指出，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苏联的基础比中国
强，另一方面似乎又以为中国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从国际影响考虑，要“逼”
苏联先过渡，思想上还是有急于求成的情绪。
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有一个
时期仿佛认为商品愈少愈好，时间愈短愈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了，这是有问题
的。我看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至少也得十五年，这
有什么害处呢?他还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
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彻底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
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
破，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用，这就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毛泽东在
这里所讲要破的那一部“法权”，其实是干部作风和干部制度问题，与马克思所
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并无关系。不过破除这一部分东西，应该说是对的。他提
出要保护工资制，是对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取消薪水制主张的改正。至于提出
“商品时期搞长一点”，则否定了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价格的“共产风”
主张。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降低过高的指标，这也是会议讨论
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戴河会议曾确定1959年钢产量2700万吨一3000万吨，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
现的可能。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搞不搞得出来这么多钢
的问题。他说：钢3000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邓小平说：“明年
任务，各省自议。3000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定3000万吨，
是应该考虑的。”薄一波也认为值得考虑。薄是经委主任，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
较熟，他说：今年1700万吨铁，是6000万人搞出1000万吨来，实际有700万吨是
估出来的，但能炼钢的高估也就是200多万吨。说钢1100多万吨，数量上可能有
超过，分析内容，情况大变，好钢不会超过900万吨，可能是850万吨好钢。如到
3000万吨钢，就要翻2．5倍。薄的估计接近事实，1958年经过核实的好钢只有80
0万吨。毛泽东于是说：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只翻一番，今年1070万吨，明年214
0万吨。他还谈到，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
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了相当的经验。总要有实际可能才好。
毛泽东承认：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真正掌握客观规律，要熟悉地
掌握与运用它，整个说来，还是个问题。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
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关于十五年社
会主义建设纲要40条》，毛泽东不主张作为武昌会议的重点。他说：40条这次可
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提出来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再
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需要不需要4亿吨钢，能不能搞到?王任重给
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的问题，需要不需要，没有回答。毛泽东点王
任重的名是有来由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40条时，王提出10年内工业主要产品
按人口产量赶上或超过英美，钢在1967年达到4亿吨产量，机床达到1000万台。
对毛泽东的发问，王无言以答。倒是最早提议搞40条的曾希圣说：全国4亿吨，
安徽就要(生产)3000万吨。毛泽东追问说是不是可能?是不是需要?曾也承认：连
明年120万吨钢也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接着说，40条如果传出去，很不好，叫做
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提议，把1959年产钢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但他心里仍无把握，当
晚半夜里，又找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等人谈指标。他认为不是3000万吨有无
把握的问题，而是22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薄一波建议定为1800万吨，对外公
布1600万吨。第二天晚上11点钟，毛泽东找各大区负责人谈钢指标，对1800万吨
也表示怀疑。23日的大会讲话，毛泽东说：昨天和大区同志吹一下，究竟1800万
吨有无把握?要能说服，才能打通。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远不能服。我已经是
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此而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将来又搞
“马鞍形”。过去是人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别人的冒进。1800万吨，我觉
得现在还是根据不足。如果没有充分根据，还要减到1500万吨。
从钢铁生产，毛泽东谈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问题。池说：钢铁上去，各方
面都要上去。64种稀有金属，都要有一个比例。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在实
践中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然后去熟练地运用它。我
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他对轻重工业
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铁拐李”。现在我们摸了一点比例，是搞两条腿
走路，三个并举。我们搞三个并举，就是使腿长得差不多，使农业的腿长一些。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泽东说，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
也可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前，谭
震林、廖鲁言向中央提交了有关农业生产安排的报告，提出1958年冬1959年春全
国农田水利建设要搞1900亿土石方。这个工程量相当于”57年冬1958年春的近4
倍。毛泽东认为，1900亿土石方多了，要减轻任务。他说，你要人家睡足觉、吃
饱饭。“睡足觉、吃饱饭”，是要求各级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会议期间，
毛泽东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1958年春夏间，云南发生了因病死人的严重
情况，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对持续紧张苦战中的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造成发病多，
死亡率高。毛泽东在批语中批评一些干部：“不善于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
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同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
密切有关”。提出两条解决方法：“(一)任务不要压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
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
片面性。”
高指标的产生，同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有直接关系。毛泽东 在讲话里特别批
评了作假之风。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要出名，就管他作假不作假。没
有那么多东西，就要作假。我建议同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
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嘛，不要
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相信。从中央、省
委、地委到县委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了。
作假的原因不只是在于上面相信，更主要的是上面压任务、上面好浮夸导致
的。其实毛泽东本人就有直接责任。为了完成他提出的钢翻一番的指标，他在北
戴河宣布六条纪律，泰山压顶，谁敢少一吨。
北戴河会议之后，我忙于自己的业务，到甘肃和青海出差，参加刘家峡水电
站的开工典礼，查看黄河最上游的龙羊峡坝址，并到青海北部看当时的“引大
(通河)工程”。随后，11月又率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截
流工程。由于北戴河会议前我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
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等情
况，可能同当时的狂热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所以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
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武昌会议时情况起了变化，即狂热已过，
开始降温。有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毛泽东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
方我是非常熟悉的，不仅珞珈加山与东湖分不开，而1952年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
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
平房，就在东湖之滨。毛泽东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
解释。谈话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
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得
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反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
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
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接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
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池，你是农村长大的，
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
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
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
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
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
粮食产量有7500亿斤。对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来经核实，
1958年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中，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
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泽东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
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
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
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提
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他在讲话中谈到消灭阶级时说：消灭阶级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上的，容易消灭，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
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
有消灭。由此他又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究竟何
时宣布才有利?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消灭。如果宣布消灭，地主都是
农民了，资本家都是工人了，有利无利?记得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个剥
削阶级”的概念时，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是隐含在他作出这个判断的过程之中
的，这两个标准还没有显性化，更没有归纳成为明确的概念。武昌会议则沿着成
都会议的逻辑轨迹，将隐含在“两个剥削阶级”概念中的政治、思想标准显性化
了，并且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明确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错误，我
在《“大跃进”亲历记》上卷作过分析。一是没有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把已经消灭和正在消亡的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
依然作为存在的实体。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把非经济标准
(政治、思想标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而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偏离。
在这里，我想说这么一点意思，就是经济上的“左”的错误，实际上也推动
政治上“左”的错误发展。反过来，当然也一样。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产生
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到武昌会议又有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以“大跃进”是搞经济为理由，否认这中间有
政治上“左”的错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武昌
会议，直到后来的庐山会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与认识，总是伴随着经济上
的冒进错误同步发展，每一步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系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这一个环节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链条，即经过一步步发展，最后形成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是理论推导，而是历史事实。不管承
认不承认，它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存在。
武昌会议期间，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和
1959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提交给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
审议。
八届六中全会的开始和小组讨论
武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1月28日，接着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没有参加政治
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纷纷赶到武昌。周总理和朱老总也来了。
会前，11月27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六中全会拟于十二月二日开会，
由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到十二月一日止，在这四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全会
按大区分组，一共七个组。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陶鲁笳、张苏；华东组组长
柯庆施，副组长曾希圣、江渭括、廖鲁言；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吴芝圃、
安子文；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叶季壮；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
宋任穷、谢富治；西北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王恩茂、王震；东北组组长欧阳钦，
副组长黄火青、李葆华。
28日晚7点钟，邓小平主持全会的预备会议，讲了会议的日程安排和全会的
任务。从29日开始，每个小组阅读了4天文件并分组讨论。这个期间，11月30日
下午，毛泽东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谈过一次话，可以看作是在全会正式开始前的
吹风。第二天，各小组作了传达。
----今年夏、秋两季，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
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郑州会议感到紧张，现在搞出些章程来，心情就比较舒
坦了。21号开会，10天了，也比较紧张。斯大林的书过去看过，不感兴趣，现在
感兴趣了。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工业问题也有所
准备，但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中央没跟地方结合，条条没跟块块结合。块块第
一书记，过去你们不是干劲冲天吗?华东现在就走下坡路嘛!过去没有经验嘛!
----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
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项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牵制也有，但比
较少一点。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气可鼓而不可泄，
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要接受1956年的教训。我现在代替了总理和陈云，你们
在北戴河反我的冒进，现在不一样。那时反冒进就是不对。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3000万吨钢，那时谁听了3000万吨钢不喜欢?现在看
来，当中至少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
并不简单。小平插话：钢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国家计划不会受影响，
钢、电、交通按第二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方案)。
1959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究竟提多少?今年粮食是7500亿斤，明年增产3000
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每人平均1500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2000斤。今年
来一个以多报少的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6700万担，明年1亿担。粮食收
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稳当。现在还未
收完，还要看看，这次会议不公布最后数字。明年人代会上再公布。
----少种多收。粮食原来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就翻上去了。农业
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山
西石楼县的经验很好。要深耕细作。这是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创造出来的
经验；试验田、高产，是人类的一大解放，是人类的自然界认识的大解放。三三
制，这个提法，舍不得丢掉。我已经打了许多保险系数。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
时间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关于粮食产量，
毛泽东当时还是极其乐观的。会上印发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
老虎的问题》，文中说了这样的话：“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
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但可以等候一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
了思想很混乱，要作酝酿，要使人懂得，要把问题讲清楚。
----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的理直气壮。
生活集体化，以家庭问题为中心，展开回答。杜勒斯攻击我们，一有机会就
整我们的人民公社，说我们一是奴隶劳动，一是破坏了家庭，这要回答。其实资
本主义国家早就消灭了家庭，完全是金钱关系……我们现在是社会养老，“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入之幼”。
----工资差额问题，要开展一下。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因为农民有平均
主义的倾向，工资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淡。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地发生了一些强迫与
作假。造假比强迫的害处轻一些。比如，枣阳县，文盲一个未消灭，县委一布置，
限三天消灭，结果县委登报说文盲消灭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什么造假比强迫好
些?无非是文盲未消灭，四害、蚊子未消灭；强迫就要打人、捆人、劳改。要专
门将这个问题谈一下。
分组讨论从11月29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8日。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两个，
一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这
里分为几个问题对讨论内容作些介绍。
一、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公社化运动中，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
共产主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股风。刘少奇在华中组第一次讨论中，就提出这
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到底怎样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怎样从社会主义
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时就是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之日，这中间没有一道鸿沟。有人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两个
条件：一个是按人口平均，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当或超过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农民
每年收入达到150 200元。另一个是收入稳定，在此条件下由国家包下来，给农
民发工资，就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
东北组有人认为，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应该把精神条件强调一下，
甚至在决议中专门写一段。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现在一方面有见物不见人
的现象，但也有人把物质条件看得很轻，因此还是以文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
并提为好。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如何转法，华南组有人说，必须根据条件成熟
的程度分批地转，但是，不能认为，在一个县、一个地区转了，就算建成社会主
义。所谓建成社会主义，应指整个国家来讲。现在有的县的标语写着：“1959年
建成社会主义，196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对的。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
讨论中普遍认为，决议草案强调在现阶段发展商品生产，是针对当前一些人
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出发的，这些是很正确的。有人提出，草案中“继续保
留商品的外壳”这句话，用“外壳”仍然是回避商品生产的提法，实际上，即使
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商品存在，所以不要“外壳”两字。
西北组有人提出，草案中“商品经济仍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给人一
个很长的印象，可否改为一定时间。多数人认为原来的提法较好，可以不改动，
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如稀有产品，不过这种商品和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华南组也有人认为，商品是随着
社会性质的改变而起不同作用，到共产主义社会，商品也还会在生产与分配过程
中起它的作用的，但不一定叫它“商品”。
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与现实直接相关的问题。华南组提出，现在国家调拨的
产品(主要指生产资料)算不算商品?有的人认为是商品，而且是实在的商品，不
是“商品外壳”，如鞍钢的产品装备轻工业部的工厂，轻工业部生出的商品，在
计算成本时包括了鞍钢产品的价值。有人则认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范围内进
行产品调拨，不能算是商品，只有从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调拨产品给集体所有
制企业的公社，才能算是商品。华东组还有人认为，在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后，
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仍然实行劳动价值相等的新产品交换，商品就不止
是“外壳”作用了。
三、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对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比较普遍的意见是赞成“缓办”。很多人都提到，
城市办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
中还相当浓厚地存在着，还由于城市经济情况复杂，究竟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办
法为好，都没有经验，需要进行试点，取得一套适合城市情况的经验。刘少奇在
华中组讨论城市公社问题时说：城市要以市或区建立公社，不能以机关或工厂为
单位建立公社，将来要下放一部分小工厂给公社，大工厂还是国家的，人员可以
参加公社，机关、工厂不挂公社的牌子。城市公社要进行重点试验，取得经验。
对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有人提出，现在人民公社不能“包”得太多，因为
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都不一样，特别是因为当前产品还不丰富，如果“包”多了，
就会使生活搞得简单化，就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对“吃饭不要钱”的提法，西
南组有人建议把草案中“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的理想”，改为“做到吃饭不要钱”。
华南组有人认为这个提法严格推敲起来，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解为“白吃”，
因农民自己劳动吃自己的，不是“不要钱”的问题。华东组有入认为这一提法不
很准确，因为实际上是要了钱的。但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很重要，不改为好。
对公社的规模，华中组有人指出，草案说“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这里面有社大、社小的问题。根据北戴河会议的意见，一个公社以不超过2000户
为宜，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般都超过了此数，这样队就大了，因此考虑队以百户左
右，山区40户至50户，一个公社下属十至十五个队为好。
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华南组有入认为，在现时提出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社会的必要分工同等级制度混淆起来，加以反对。
四、关于农业生产问题。
对实行耕作“三三制”，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本地情况有所变
通。西北组有人指出，草案要补充这样的意思：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
有所不同的步骤和办法，如地少人多的地方，种树、种草和休闲地可以少于1／3；
而地多人少的地方则可以各1／3，或多于1／3；并且实行的时间可以有快有慢。
华北组讨论中，大家赞成写“三三制”，但是为了避免下面机械地硬套，修改时
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得灵活些，说明“三三制”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各个地区应
当根据耕地的好坏、山地、平川、人口多少等具体情况，进行统一的规划。华中
组许多人认为，“三三制”是在单位面积高额丰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实行这
种制度，需要经过若干年在农业生产上的努力，但这是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个方
向。华东组的意见，认为农业“三三制”在全国范围这样提是可以的，但是由于
南方某些地方地少人多等情况，做起来恐怕有困难。在执行中应该根据南方北方、
平原山区、地少人多和人少地多、复种指数高低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在人多
地少、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首先是降低复种指数，水利、土壤条件较差的地区，
暂时还不要过多缩减耕地面积。还有人认为“三三制”这样固定化的提法，还值
得研究。华中组也有人认为“三三制”、“18亿庙”、“2000斤”的数字在草案
中讲的死了一点，可否修改得灵活些。华南组有人说，根据有些地方的条件，实
现“三三制”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办到的事情，故建议在决议中对如何搞好当前农
业生产、认真贯彻“八字宪法”问题，强调一下。
华东组有人提出，亩产万斤粮、千斤棉，在部分地区是可以办到的，但普遍
实行不易做到，在文件中不具体提为好。对1959年的农业生产，不少人感到工业
生产的安排，财力、物力都很紧张，将化肥、排灌机械、农业用电等支援农业的
项目，几乎挤掉了，对这方面要作适当安排。
五、关于干部作风问题。
许多人都指出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很严
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压”、“逼”、“拔”(拔白旗)、“辩”(辩你一下)等
办法强迫群众；有的地方对群众体罚很严重，甚至使用了吊打等刑法；个别地方
组织了“劳改队”、“督战队”等等。浮夸、虚假不仅表现在谎报粮食和钢铁生
产成绩上，在扫盲、商业、税收、地质调查，以至公安部门的破案中都有。弄虚
作假已经带来不良后果，有的群众对放“卫星”这样说：“不怕办不到，就怕说
不到”。
关于发生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严重现象的原因，大家作了分析，比较一致地
认为，除了干部本身的问题外，同各级领导有直接关系。东北组许多人认为，造
假和强迫命令现象，除干部品质问题和个别地方组织不纯外，也是同有些地方领
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如给下面的任务太重，超过实际可能，完不
成又要批评为“右倾”，要“拔白旗”。有的只喜欢听好的一面，只看到“红旗
招展，遍地灯火”，而看不到“十面埋伏”的真相。下边干部往往看领导颜色行
事，有的形容说：下边干部汇报时两个口袋装材料，一是“左”的，一是“右”
的，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材料。这个组的讨论特别指出：现在有一种情绪，一提
纠正缺点就被认为是泼冷水，抹杀成绩，“右倾”。这种连一个指头的缺点也不
让批评的现象是危险的，应当警惕。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
作假是不容易的。
西南组讨论认为，强迫命令和虚假倾向的滋长，除了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不纯
外，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领导头脑太热，不善于冷静地分析情况，布置任
务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布置任务时又没有充分教育干部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与
关心群众生活。这个组还指出，由于这种不良倾向是在一种“左”的幌子掩盖下
滋长的，有些干部误以为一提纠正缺点就会“泼冷水”，有的人明知有问题也不
敢提出，怕戴“右倾”帽子，不少基层于部甚至地、县委干部不愿和不敢暴露问
题。
西北组有些人指出，“大跃进”以来各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另一方面却也滋
长了讲形式、图表面的风气，有的检查团下去时，到处扎彩棚，贴标语，过分铺
张。也有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只讲成绩，看不到缺点。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也只
表扬，没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作风。
华东组总结了发生干部作风问题的六条原因：(1)有些于部的思想不纯；(2)
省地县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不够；(3)上面交下面的任务重，弄得下面干部为难；
(4)干部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解有片面性；(5)干部听正面的话很愿意，听“九个
指头”的话很有劲，而听“一个指头”的话就听不进去；(6)报纸宣传不冷静。
对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大家认为关键在于领导，首先在领导布置任务
时，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布置任务或听取反映，都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还有人特
别提出：进行各项工作时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允许人们讲不同的意见，
不能认为讲反面意见不利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才能
造成广大群众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讨论中也有一些人惟恐出现对三面红旗的怀疑，认为高产“卫星”总还是真
的多假的少；还认为对干部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有确切的估计，要认识到这是“九
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否则，反对弄虚作假的口号一喊，有些人就会
误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很可能把成绩和缺点真假不分，把“大跃进”和群众路线
也反对掉。
六、关于1959午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如何安排1959年计划，首先有个如何估计和总结1958年经济建设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般维持在基本肯定的基调上，但也有些意见较为尖锐。华中组
有人指出：1958年以钢为纲的方针非常正确，取得了异常巨大的成绩，在社会主
义国家中，我国找到了一条利用群众路线的办法发展工业的新道路。但是，在办
钢铁以来，也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某些失调现象，致使有些人又回顾到
1956年出现的“马鞍形”，中央各部也感到“元帅”升帐以来有苦有乐，所以大
家都想搞运动，都讲第一书记挂帅。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压力太大，处于过分紧
张的状态，相应也带来各种物资供应不上，长久下去，群众会反对我们。这个组
认为：我们不是“唯条件论”，但是必须注意和考虑到客观条件，因为我们是唯
物主义者。
东北组在讨论中，有些人认为决议草案以1070吨钢为例，说明“经济发展速
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似乎是说这个任务没有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
础上，因而不主张举这个例子。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决议草案的写法是适当的，10
70万吨钢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既可能又太紧张这两个方面，我们正是从这里得到
了文件中所提的经验教训的。
对1959年的计划，西南组建议将决议草案所说“为1959年钢、铁、铜、铝、
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项目，分别加以斟酌，确能赶
上的才列上去。东北组谈到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与农业，煤、铁、木材内用和
外调等等矛盾。由于东北电力不足的影响，不少轻工业工厂已经停产，这样势必
影响今后轻工业品的供应。
在讨论计划的具体安排时，各方面的矛盾还是较大的，降低指标也不很容易。
东北组感到全国任务指标降下36％，投资也降了36％，但东北各省的任务减得很
少，有的不但没减，反而增加了，但投资却减了36％，因此在计划项目的安排和
投资、材料供应上还有矛盾。西北组认为，投资安排西北困难更多一些。因为西
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钢铁、机械元帅没有升帐，钢材指标的削减，就会影响西
北的基本建设，如石油、石油机械、有色金属、军工、铁路占了很大部分，这些
方面的项目和投资都不会削减很多，这样就势必削减地方基建项目。在讨论中，
部门也有类似意见。机械工业部门反映1959年计划生产重型设备155万吨是不够
的，按各方面的需要是200多万吨；机床13万台也是不够的，按各省最近提的要
求计算是60多万台。
情况其实是很清楚的，造成指标难降的原因，主要在总路线、“大跃进”仍
然是旗帜，高指标产生的根源没有消除。此外，由于前一段已经造成各方面比例
失调和关系紧张，一下子降低指标势必继续导致各地方、各部门的重重矛盾(比
如一些在建工程就要停工下马)，这些矛盾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从上面概要介绍的分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经历了近一年、尤其是经历了
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大跃进”运动，不少人感到出了许多乱子，照这几个
月的搞法还会继续出乱子，所以开始从狂热中有所降温。有的还作了某种萌芽性
质的反思(如指出不良倾向是在“左”的幌子掩盖下滋生的)。‘‘大跃进”的一
整套路线、方针以至做法，在实践中碰了壁，撞了南墙，人们才往回退却。但这
只是一种实践本能的反映，还不是一种意识的觉醒。退却和降温都只是量的减少，
远远不是对质(即“三面红旗”)的改变，因此它不能纠正全局性的错误，也难以
遏止更大灾难的发生。我知道一件事情，是胡乔木讲的，很说明这种退却的局限
性。武昌会议通过有关公社的决议后，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王不敢向
毛泽东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泽东发了脾气。关于7500亿斤粮食，
持怀疑态度的人是不少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征购。会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
就担心征购多了影响农民的生活，要给中央打电报。关于耕种“三三制”的问题，
毛泽东仍然坚持，许多人倒是发表了不同意见；照此办的地方，后来吃了大亏。
毛泽东的讲话和全会决议
除了11月30日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的谈话，在正式的全会上毛泽东只作过一
次讲话，时间是全会结束前的一天，即12月9日。
毛泽东一共讲了十二个问题。这里概要叙述一下。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
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
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
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
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
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二)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
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劳动热情，也会挫伤劳动人民的热情；没
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之后，给以轻重不同的处罚，也会挫伤
群众的热情，因为他们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有些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犯处理。
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处罚极少，保护极多。
(三)有一个口号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是否适
当?3年办得到办不到?农村也许能够办得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3年
之内，能搞多少钢?大概能搞到3000到4000万吨钢，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
四千万吨钢，就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了吗?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如果这
就算改变了全国面貌，今后就没有改头了。这个口号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
下，因为报纸已经在大宣传了。或者提5年基本改变，10到15年彻底改变；或者
说超过英国，算基本改变；超过美国，算彻底改变。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
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但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当了很有味道，我
愿意当，我说马克思会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们的。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的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国际上也
有议论。主要就是说性急了一点。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是
对于国际的、历史的情况，对于内外局势条件，缺乏分析，过早地纷纷宣布自己
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一
点。我们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关键的这一方面讲的。可能有几千几万干部，
他们是很好的同志，忠心为党为国，他们怕我们搞得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
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是同我们商量问题的。各省都有，有的不讲出来，
实际上他们内心是有忧虑的，恐怕我们跌跤子。这些人是好的。这个决议也可能
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
们则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国内外局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并不是不成熟的问题。
我提倡读斯大林的书，提出了两个过渡。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个问题过
去不可能答复，比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就没有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
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现在可以答复了，就有可能在12月这次会议上作出这个
决议。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初级、高级。现在全世界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都
要我们答复。杜勒斯也在议论，一有机会就讲一篇，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
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
慢。中间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议论纷纷，各国共产党、无
产阶级、外国的同志出来替我们辩论，替我们答复。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
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果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就会出现很
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
一方面要防止太急，一方面要答复这些问题。
(五)讲一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
会，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小平同志他们提出：“大集体、小自由”，
这一提法很好。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都是属于对立统一学说，
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内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发
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
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
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现在有高产、中产、低产
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在高产
条件下，减少耕作面积，实行“三三制”，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
再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有两
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结合，是对立的统一。公社，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
所有制，但是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徐水、遂平都看到此点，
武昌会议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的计划，订计划时要有热有冷卜要雄
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一到武昌后，
就觉得有点不大妙了。过去，我也想过1962年搞到1亿或1．2亿吨。那时我只忧
虑这些钢谁用，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那时我还没有考虑可能性的问题。现
在看来，还有能不能生产这些的可能性问题，今年搞1070万吨，把大家累得个要
死。因此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3000万吨，后年6000万吨，1962年1．2亿吨，
这种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提高客观可能性，不提
搞3000万吨，把这盘子放小，只搞1800 2000万吨。是否可能超过呢?到明年再
看情况，2200 2300万吨都可以，甚至更多点，行有余力则超过嘛!提出的计划
低点，让实践去超过。
现在我们有些人，有些县总是好抢先，提出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
入共产主义，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一
个是对国际主义不利，中国比苏联先进，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再一
个有没有可能也是个问题，值得研究。
(七)十五年纲要。在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会议上搁下没有谈。15
年搞4亿吨钢，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没有充分的根据，
而且连初步的根据都没有。所以，目前不定这样的计划纲要。
(八)1958年我们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应该说这也
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
道丁。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想读
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人民公社、公共食堂、
托儿所，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可能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
可能性是对立的两面，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我们这个决议是为
了让它巩固，但是如果不垮几个，就不会巩固。总趋势是巩固，发展。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我们中华
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
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我们的工业基础，
使我们国家比现在巩固。我们现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
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大。这一点要
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报纸一登，打开报纸一看，尽是说的大话，尽是说干
劲冲天，就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借机到处讲一
讲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垮台，公共食堂垮台，人民公社垮台，党内分裂，
脱离群众，或者被美国占领，国家灭亡垮台，只剩下一些游击队打游击。但是我
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住了，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
时的、局部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
赞成。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一天乱
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一天好起来。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它们烂、乱，
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它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没有
变成帝国主义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它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
灭亡的时代，是我们的好时代。我们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
也要估计到曲折，还有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
性，可能要打大仗(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
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充满了豪情壮志，大大鼓舞了与会者的情绪)。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有所降低。比如，1959年钢产量计划，
由2700 3000万吨下降到1800 2000刀吨；“三年改变基本面貌”的口号，延长
为五年以至十年、十五年；对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风浪头，也批评真“性急了一
点”。他号召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还认为《十
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缺乏起码的根据，主张目前不定这种计划。
然而，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许多由衷的肯定，认为人民
公社是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实现两个过渡，便于办很多事。他
以徐水、遂平为例，说明人民公社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并认为人
民公社总的趋势是巩固、发展。毛泽东确实对人民公社极为欣赏，因为同他的理
想社会模式是一致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他先后写了两个
批语。第一个批语说到：“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
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是吃
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
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
产力于今进步了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
天地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
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
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方面，
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
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
制 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有我国的历史来
源的。”
第一个批语的铅印件，毛泽东用墨笔划去，另写了一篇，即第二个批语，印
发给会议。这个批语主要是介绍汉末张鲁行“五斗米道”的情形：“其法，信教
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在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
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
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
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显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
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被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当作旗帜，而且一直影响到近
代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既讲划清两个界限，又着力维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
恐怕还同国际上的反应有关。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国际上议论纷纷，有褒
有贬。两方面的评论他都注意到了，其中来自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更为注意。11月
10日《参考资料》刊载合众社电讯称，美国官员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
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
在纸面上把社会组织成为最有效的生产单位”。14日和19日的《参考资料》，再
次先后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的两次演说，其中指责了中国的公社化运
动。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批示印发给了全会。
毛泽东是“挑战”与“应战”心理极为强烈的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自然
是一概予以坚决回击。这就是他在讲话中说的，“要答复这些问题”。反对西方
国家对中国内政的干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问题是在解决国内问题时，他也
带有这种心态，把国内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观潮派”、“算账派”，认定有不同
意见的一些人，“是不怀好意的”。相反，即便是批评“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时，
仍然肯定这些抢先的人，“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结果是
自然给予这种“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以更多的维护，对急于过渡的批评则打
了几分折扣。无怪乎，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一开始就是对
人民公社的礼赞：“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
的广阔的地干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
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
全会于12月10日结束。这天的会议通过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
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
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
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千问题的决议》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
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
的产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决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带
来的显著利益；并认为它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比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过渡
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
的道路，三大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
道路。
《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将成为实现两个过渡
的最好形式。《决议》提出，全国人民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
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使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全面
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
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议》说，全部完成这个过程，
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同时指出，由农业合作
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
义的过渡，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企图在农村过早否定集体所有
制，匆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成功的；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
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
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还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
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决议》又说，在今后一
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
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
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
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
用，这种想法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决议》还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要实行工资制
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办好公共食堂、
托儿所和幼儿园、敬老院、中小学和成人教育。《决议》要求公社各级领导人员
必须对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
产阶级的作风来对待群众。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主要是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
划作调整，降低一些过高的指标。毛泽东在12月9日的讲话中说，这个决议慢一
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到明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发表好一些。所以
会后没发表这个决议》。但是新华社发表的全会公报，还是公布了钢、煤、粮、
棉四大主要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亿斤，棉为1亿担。
其中除了钢的指标下降了之外，煤的指标还略有提高，粮、棉指标没变；就是已
经降低的钢指标，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过调整的指标仍然很高。
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钢、煤、粮、棉指标和1958年75
00亿斤粮食产量。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乔木，
说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反过来表扬了陈云，还说“真理有时
在一个人手里”。这是后话。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再次给“大跃进”降温
的会议。对原定1959年的某些过高的经济指标，会议作了压缩；对急于过渡到共
产主义社会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对总路线领衔的“三面红旗”从根本
上肯定，因而降温只能在这个大框架内进行，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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