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参加了一次非常“幸运”的调查研究。说“幸运”，是因为
196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进行修改，取消原草案中关于举办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规定。这种改变
事关重大，先在各地进行试点。农村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在各地试点时受
到农民热烈欢迎。为慎重计，毛泽东指定吴冷西组织一些人在北京郊区进行
一次深入的调查摸底。于是以《人民日报》为主，新华社参加，组成一个包
括八个编辑、记者的调查组，吴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组里配备两位女编辑，
便于接近农村的大娘大婶。中央打算做的，正是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我们
所要调查的。万无一失，皆大欢喜，所以说我们非常“幸运”。

　　在此之前，一位原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调到科学院的我的老战友，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绝不可办，写了一个
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认为
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
“挖社会主义墙脚”？于是左批右批，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
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要取消公共食堂，我这
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两百多户人家，农
业生产、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
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
稀搭配，勉强够吃。这里的干群关系比较好，我们蹲点的一个月时间，无人
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现象。我们住在大队长吴士华家里，只有他家能挤出两
间房子，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两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
离现职工作专事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
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所以分得
地主这座房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的生活还很贫苦，这也是村里的干部
比较廉洁的证明。

进村时，群众用惊异的眼光
瑞祥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
犬吠，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得说，
必有什么大事。当时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
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
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
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
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
了。办公室主任奋笔疾书，大概是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地
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种新的决策，还不能完
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
计这是自保之计，可在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时，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　　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
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　　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
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
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样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
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
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
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调查了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
“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了当前群众心里的主要
“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
高，只要能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些事情纠正过来，他们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年的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
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倡的增产措施，载入“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
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
“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
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幅度减产以至失败。农民靠种地
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
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不行，又不敢违抗，
就把一半棉籽背着工作员煮熟，同未煮棉籽掺合在一起，工作员监督过秤、
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群众向
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
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
群众看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却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
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甲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
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
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
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
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本来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
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尽员保留，就让羊头岗大队
想法带头。于是队里选定一个社员，二十多岁，出身不错，略认几字，从小
不爱劳动，家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他到城内上学，说是
“培养新一代农民，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创造条件”，他的学费
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2O
0多户，论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
就恼火。支部书记徐德贵当时问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
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
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听说过
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
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
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例子。徐德贵等重事实，准确介绍我们在该村调查研
究时的所作所为，帮助我渡过了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就是公共食
堂，许多宣传像天方夜谭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
现在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
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粮）300斤出头，折合从商店买的商品粮250斤
左右，大体相当1996年北京郊区人均口粮的三分之一。即使口粮不多，如果
农民自炊，各家精打细算，大小人平均，干饭稀饭搭配，粮菜混吃，可以渡
过荒年；把口粮集中到食堂就显得很不够了。我们吃的食堂，其实是个制作
玉米窝窝头和稀饭的厨房，曾经供应过简单的煮菜，我们在时已经没有了。
各家把主食领回去，添上自做的菜粥，勉强度日。报纸上曾经大肆宣传公共
食堂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内行蓄意骗人，定是外行胡乱想象。说节省许多劳
力，其实恰恰相反。农民自饮，基本由半劳力担任，一个老太太包下来，而
且做得细致；羊头岗的食堂竟有七八个全劳力，群众还反映曾经在稀饭里吃
出虫子来。说公共食堂节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谭。农民自炊，有点草柴，配
上风箱，就可以把饭做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头岗的树当时还未砍
完，大队长说，再办两年公共食堂，把树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领
导人在调查以后说：“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党和农民间的一个疙瘩。”可谓一
语中的。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实，搞清楚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调查研究的精神
是务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伪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
凡是发生重大路线偏差的时候，都是不讲真话、实话的时候，也就是不进行
或者不许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假话盈耳，怪事迭出，领
导不加干预，甚至欣赏和鼓励。当时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像前面提到的
那位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病，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
干部，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突出代表。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调查
研究不被重视，许多干部在‘帽子”、“棍子”之前，显得十分软弱。我自
己，以及继我到羊头岗调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报》编委，在这方面表现都
很突出。

　　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
看。哪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
每户合计半亩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
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到
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时这就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
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
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太
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实际是
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
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怎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
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
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当时人人畏难自保，实事求是
的传统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绝难再办，“供给制”
不应坚持，都有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我们已经看到的更重要、很
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这样做，说轻些是畏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就是
这样的报告，报社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还抓住不放。我们的调查报告是铅
印了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形式也是一字不漏，再能上纲也无问题。
于是改追“阴谋”。毛泽东指示作此调查，党组织选派全部人员，堂堂正正，
有何阴谋？折磨我近半年，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我曾想过，造反派如果
不追阴谋，而批评我为什么这么怕负责任，为什么胆子这么小，明明发现重
大问题(自留地引起的农村体制问题）而不向中央反映，哪像一个入党多年
的共产党员？我大概就不会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没有阴谋，而要作出发自内
心的检讨了。

　　我们调查组结束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派到同一个地
方，这是一个省力的办法，因为基本情况已有积累，不必从头调查起，而且
我们同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已经建立了朋友关系。这个调查组由四人组成，
一位编委牵头，但他们一直跌跌撞撞，远不如我们“幸运”。

　　原来在1962年7月，邓子恢本着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
利害，在中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相继作《关于农业问题》
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
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农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
子恢的这些主张，是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合长期农村工作经验提出的真
知卓见，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表示赞同。
《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出不少人到北京、河北、安徽、同川
等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就是其中之一。没料到
邓子恢的主张触犯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并且
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主要指彭德怀给
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一事，彭在这封长达八万亩的信中，请求中央全面
审查他的历史，特别申明在党内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
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被指为翻案），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
当时的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正确观点），正确的意见再一次受到压制。

　　因此，这个调查小组的遭遇十分坎坷。小组的一个成员在一篇回忆文章
中写道：“像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
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
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
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
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十分敏感，最高领导同广大群众在
这个问题上激烈“顶牛”。调查组非常聪明，先写了一个初稿，内容简单明
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万无一失。调查报告还未送出，
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对组员兴奋地说，中央召开会议，允许“百家争
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包括
“包产到户”的试验。全组立即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
“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
“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
返工，“调整报告”，压缩篇幅，“重点又转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
产”。这样的调查研究很像小学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捏成圆就圆。在
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
“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
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调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不过，只要不是想推波助
澜，总是有调查比没有好。就以60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
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对几年来习惯于根据下面来的不实材料作
决定的许多中上层领导，很可能起一些清醒头脑，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义，
纠正虚假作风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


《百年潮》1999年第??期第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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