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八年冬天开始到一九五九年周小舟同志在庐山受到批判以后，
愈演愈烈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为主要标志的
“五风”，在湖南泛滥成灾，宁乡县尤其突出。
一、盲目的“大办”高潮
“五风中一个流行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总动员大办粮食”、“大办水利”
、“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反右倾”、“大办万头猪场”等等。
这些不顾民力物力，盲目冒进的“大办”是一剂又一剂“触媒”，促成了一
股强迫命令与浮夸风。从而，冒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如“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两年超英、三年赛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百万人民
齐动员，十大卫星升上天”，“党委书记劲一鼓，粮食亩产六万五”、“苦
战三个月，生产万吨钢”等等。有些人在这股“大办”、“大反”的狂风中
顺“风”而上，飞黄腾达，入了党、升了宫、掌了权，不肯盲从附和的党员、
干部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二、触目惊心的打人风
宁乡的打人风是从县城开始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程旭华因为不同意
学生长期停课去炼钢铁，被拖出来在三级干部会上批斗。一阵拳打脚踢之后，
又用砖头击断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事后程旭华被戴上反
党分子帽子，判刑劳改，直到刘少奇1961年回乡时才予平反。灰汤公社党委
书记杨永寿的父亲是烈士。他向上级反映灰汤地瘠民穷，一年无法改变灰汤
面貌，使被视为典型的促退派和反党分子，遇到多次毒打。公社其他几个主
要干部如杨永寿等，也被定性为“程高杨史右倾反革命集团”，被下到农村
改造。道林公社党委书记何逸仙是原地下党石潭区委书记，由于他对把农村
劳动力抽调去大办钢铁和修黄材水库表示异议，于是被看作是反对大跃进的
右倾典型。一连开了他二十多次大小斗争会，次次遭拳打脚踢。龙风山公社
副主任汤新民不愿强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粮，于是在斗争会上被打得皮
开肉绽，几次昏死在台上。后来他爱人给他脱衬衣洗伤口，只见衬衣被血粘
在皮肉上，无法脱下，一撕便钻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浓茶水侵润衬衣，慢
慢地启动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脱下，有的皮还粘在衬衣上。汤新民
痛得发抖，他爱人也流了泪。双泉乡党总支书记李巨鸿是个木匠出身的地下
党员，他问指挥打人的县委副书记：“这样打干部，中央到底有没有政策？
马列的书上也讲过党内斗争要打人的话没有？”只这一问，就使得这位老实
忠厚的老党员成了资产阶级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罚跪，挨耳光，
还被吊起来毒打。宁乡中医院一位新党员熊智，认为应当让医师治病，不要
让他们长时间去炼铁而荒疏了业务。这个昨天还受表扬的女积极分子，因此
变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殴打和人身侮辱，跳到沩江河里自杀了。党
员干部钟日新、黄超仁对毒打侮辱干部不满，私下进行了议论，也被戴上
“右倾玑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用竹蓖片、杉枝打得九死一生，并下放到
水库工地劳动改造。
“五风”中不但干部打干部，教员也打教员，社员也打社员，打人风像
恶性传染病一样蔓延全县。县立七中、宁乡帅范的支部书记都被打成重伤。
七中支部书记张幸庭被打得卧床数月，宁乡师范支部书记地下党员王子台多
次被毒打后上吊自尽。朱石桥一个叫李赛贤的小学教师因为对小学生集中住
学校表示反感，被打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斗争“积极分子”还说他是装蒜，
又点着香火去烧他的伤口，痛得李赛贤在地上打滚。李的爱人也是教师，对
爱人的遭遇私下掉泪，被认为是同情坏人，同样挨斗挨打。以后夫妻俩被迫
逃住新疆。教员杨道行是右派，在替食堂画壁画时，把一个农民画成瘦个子，
被“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左派教员发现了，认为这是丑化三面红旗，诬蔑
农民吃得不好 以致骨瘦如柴。于是杨被打得死去活来，痛得在地上又爬又
滚。主持斗争会的人还要考验他妻子的立场如何，要她去打丈夫，不然就就
打她，杨的妻子举起鞭子就昏倒在丈夫身边。
在五风中挨过打的干部、教员不少，至于社员挨打的更多了。竹山大队
杨绍云等几个社员因粮食少，出工无力，被打。新花大队社员周连生因犁田
质量不高，被打。社员杨尚德因偷饭吃，被打，后来被关在仓里活活闷死．
蔑工谢世昌因出夜工时偷偷回家，夫妻俩被脱掉衣服毒打。新湖大队民工刘
顺清在黄材水库工地因年老体衰，出工不积极在斗争会上当场被打死。砌工
周民生在建万头猪场时，因口粮不足，腹饥头晕，从脚手架上跌下地来。不
料主持工程的“积极分子”说他是装病，对口粮政策不满被打得吐血，屙血，
十天后死去。在这种“打人风”中死去的干部群众不少。
三、拆屋高潮和“屎湖尿海”
1961年刘少奇主席听炭子冲大队干部王升平汇报因造“屎湖尿诲”拆掉
一批房屋时，觉得这一名词十分奇怪。王光美当即问：“什么叫屎湖尿海呀？
”王升平解释说，大跃进中，为了夺高产，大办肥料，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叫
茅屋洗澡。把所有的茅屋、草屋拆掉，将茅草放到池塘里，浸出一种酱色的
像猪牛尿一样的颜色的水，再把一些人粪牛羊粪挑到这些池塘里，便成了用
之不竭的“屎湖尿海’。有的作业组还用手车子车这种肥水灌田哩。全县都
推广了。于是全县茅屋草屋都洗了“澡”。不仅如此，还拆了许多瓦屋！起
先为了炼钢，起食堂，后来是为了使社员集中住到食堂，以利统一出工，统
一开餐，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的大兵团作战；为了斩掉社员一家一户的资本
主义与封建观念，养成公有观念和集体思想，以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掀
起了拆星迁住食堂的高潮。食堂里白天开餐，晚上开铺，阶基上、屋檐下也
开铺，被称为是“战斗化和革命化”的新事物。拆了社员的屋，床铺家俱坛
坛罐罐怎么办？能搬的就搬，难的搬就打碎。这叫做“打烂坛坛罐罐，轻装
进入共产主义”。1961年5月10日，刘少奇主席在双凫铺黑石岭碰见一个四
十多岁拖儿带女蹲在路边痛哭的妇女，一问才知她家里土改时分的房屋早已
折光，五风中共搬过八次家，东西都搞光了。如今丈夫已死，食堂解散，她
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刘主席回到县里查问，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何长友汇报说：
“全县原有社员住房七十多万间，前两年大搞茅屋洗澡，拆掉了一批；大炼
钢铁，需要水材，又拆掉一批；大办食堂强调集中居住，又拆了一批。共拆
掉社员住房十五万余间，减少了社员住房百分之二十几。”显然，这个数字
是经过层层压缩上报的，但己很惊人了。
四、“六万五”带来的灾难
湖北麻城亩产粮食十万斤的“奇迹”在报上公布以后，宁乡县各行各业
也大放“卫星”。那些积极打人和放“卫星”的人大多扬了名，因此而入了
党，升了官。于是有人想在粮食上也放大卫星。五九年历经铺党委书记刘俊
强的试验田亩产纯净干谷六万五千斤，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县里，县委机关报
立即发出号外，县广播站也一日数次地向全县广播。刘俊强这位卫星创造者，
不久便被提升为县委宣传部长。他到处宜传他的增产经验：肥多、密植、深
耕、勤管、禾密得丢个鸡蛋也不会落到田泥上去。县里还召开现场会，到实
地过秤验收。刘俊强试验田边的晒谷场上，沉甸甸、金灿灿，颗粒结实的谷
子堆集得象一座又一座小山丘，刘部长成了大跃进中涌现的中国农业专家。
有人明知道是他命令附近各作业组把谷子挑来集中到他的晒谷场上，制造出
这一“卫星”的，但“打怕了”的干部不敢乱讲，如果戴上反对三面红旗，
反对先进的帽子，那还得了？
于是在“六万五”的影响下，“卫星”陆续升天。有位姓易的放了“高
产卫星”，人家问他的增产经验，他说一是多施肥，肥得蔸蔸禾比蒸钵还大，
二是坚持密植，通通２×２寸。这一来就露了馅，有人迫问：“蔸距２×２
寸，怎能蔸蔸蒸钵大呢？岂不要借面积长禾？”但放“卫星”的总是好的，
吹牛皮不犯法，最低限度总不会受批评、挨斗争。所以“高产卫星”不断涌
现。有位党员的试验土里的红薯每蔸有五十斤。他把许多绝大红薯捆在一起
送到县里报喜，还在展览会上介绍深挖洞，多下肥，早收割和把薯藤搭棚通
风的“经验”。这“经验”也在全县广泛传播。
与农业卫星上天的同时炼钢铁也大放卫星，有的人炼不出铁来，就把社
员家里炉锅，菜锅，炭盆收来打碎，还有旧锄旧犁一并丢入炉中烧成铁水，
溶结成块，再敲锣打鼓去报喜。
随着“卫星”的上天，浮夸风、汇假报，也在全县恶性慢延。例如亩产
稻谷只有二百八十斤，起码要报一千斤。这和放卫星不同，只是为了不挨斗
争。麻山大队一位刘会计，为了报增产，要求各作业组把虫伤、鼠咬，扮禾
时掉在地里，收割前风吹散落的谷子都估计进去，也只有四百多斤一亩。总
支书记说这不行，不能右倾，要多报一点，刘会计就报了亩产八百斤。公社
党委还嫌少了，他老实地说：“连这八百斤也有一半是我摸脑壳增加的哇！”
这一下就糟了，他被当作抹煞领导和群众成绩，专唱冷腔低调的右倾分子，
在斗争会上手被打伤，肋骨被打断。从此，再也无人改报低产，敢讲真话。
所以报出工人数总是报满勤，报积肥数量总是每亩几百担或上千担。西冲山
有个干部五次报的积肥数字加起来，一亩有九千担。一位干部暗暗发笑说，
“照他这样，肥料会比田滕出一尺多。”但当时这类现象已司空见惯，也就
理所当然了。
五、可怕的罚饭政策
“五风”的特点是帐面上，报纸上，大小会议上都要宣传土里、田里、
水里、猪栏里，年年大增产。实际却是大减产。因此一面说增产，一面却不
能完成上缴任务，社员的口粮更是严重不足，解释就是遇上自然灾害。于是，
就卡社员的口粮，食堂里实行按劳动力规定口粮标准。当时是十六两秤，一
等劳动力吃一斤，二等十四两，三等十二两，老人、病号吃半斤，小孩三两、
六两不等。粮食如此少，食堂又缺油，私人又没有菜地，劳动强度大，连老
头子老婆婆也要出工。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
必须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
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
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夫，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
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
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
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
支持不住竟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七十多岁的
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
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
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许家
坝食堂一个六岁的小孩，病倒在床上，哭喊着：“妈妈，我要吃二两米硬饭，
”(因当时老人小孩口粮太少，食堂里都给他们蒸粥吃。)还有一位社员因挨
饿，力气不足，出工时跌倒在田里，被罚饭三餐，说他是消极怠工。他又饿
又气，上吊自杀了。
因为口粮少又常常罚饭，干瘦、水肿病人日见增多，“无疾而终”的人
不少。据王升平向刘少奇主席介绍：“拓木冲食堂刚办时有一百一二十人，
现在不到八十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患水肿病住进大队临时
医院的好几个。”刘主席问：“这些社员是怎么死的？”王升平直率地说：
“冒饭吃，吃树皮，啃稻草，屙屎不出，有的肚胀腹痛死了！您哭不相信，
外面那几只梧桐树的皮都剥光了。上级怕中央来的人看了出丑，就叫人除了
一层黄泥，用草绳缠住包扎了。”刘主席又问：“食堂喂了猪吗？”王升平
回答：“过去按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队仅只一条母猪，
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嘛，因为人都没有吃的，哪
有东两喂鸡？！全队连一只报晓鸡都没有了。”
少奇到赵家冲看望姐姐时，外甥女鲁新秀也说：“舅舅，想起父亲就难
过，吃糠粑粑，屙尿不出，他是活活闭死的。”刘少奇问她：“你们食堂死
了几个人?”新秀说：“仅这两个月就死了十一个。”少奇姐姐也说：“老
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呀？”少奇问她：“你现在吃多少呀？”
“每餐二两老秤米。一天至少要吃十三两才够，一餐不饱餐餐不饱呀！”王
瓜嘴作业组有个姓谢的大汉，饿得实在不行，便他偷挖了食堂几只萝卜吃了。
当然又要挨斗挨打，打了之后，他又去愉。抓住他再斗的时候，问他为何这
样不怕死，他说“饿着不死，还要强迫出工，不如死了痛快。”那时候吃夹
钵饭，偷菜吃，都要挨斗挨打。
六、有名无实的”万头猪场”
宁乡是养猪之乡，“吃饭靠田里，用钱靠栏里”，成为宁乡农民的治家
格言。可是五风中毁掉了家庭副业经济。在“大养其猪”，“猪多肥多粮食
多”的堂而皇之的口号下，人民公社大搞“万头猪场”。全县几十个公社就
有几十个万头猪场，几百个大队，就有几百个千猪场。按理应该有肉吃，有
油供应，事实上却有很多人不只是三月不知肉味，而且也不知油味。在那些
红砖白粉墙，青瓦盖顶，金字牌匾耀眼的“万头猪场”里，大米、黄豆等饲
料成了主持副业的干部及其安排在猪场的亲友的补助口粮。王升平说：“拓
木冲食堂三年只生了两个小孩，还有两个两岁的孩子不能走路”。许佳坝食
堂一百四十多人中，六十对有生育能力的夫妻，三年中只有两个大队干部的
妻子生了小孩。而东湖塘万猪场的几个女眷们都做了妈妈。刘少奇在调查了
解东湖塘等几个“万头猪场”的情况后说：“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万头猪
场，你们这里却到处都是。一了解，每个猪场不过几十头猪。而且喂得很不
好。”社员反映，猪婆喂得像狗婆子，架子猪像瘦猴子。谢觉哉回到故乡，
有的领导干部故意把几头特别蓄养的示范猪抬到这里又抬到那里，让谢老参
观，表示宁乡养猪有成绩。谢老对一位党支部书记说：“我是宁乡农村里长
大的，一头猪要多少人工、饲料才能喂得大，多少时间才能出栏，难道我不
清楚。你们县里那几位领导把几只大猪搞搬家活动，让我参观，岂不是自欺
欺人。”
七、“你敢吃掉社会主义？！”
东湖塘叙花大队的中农社员周富生，年纪六十多岁了，平日是个出工积
极，常说大跃进好话的人。这天他忽地跳到塘里要自杀。他的婆婆有气无力
地坐在塘边上哭着叫喊：“是找这个老不死的拖累了你。”他的女儿和儿媳
则下水拼命扯他上岸来。站在岸上的供销分店袁经理却怒冲冲，指手划脚地
说：“你吃社会主义，还用死来威吓干部。你这种人日里死五十双算一百，
晚上死一百也只五十双，你敢跟三领红旗对抗吗？今晚就开你的斗争会”。
周富生的家属只得磕头作揖，请袁经理原谅他是不懂政策的老实农民，并且
保证把鸡和蛋交给国家，再也不敢吃社会主义了。后来经作业组长出面，先
命令周富生把鸡和蛋交给供销店收购，再答应作业组明天开斗争大会批评这
个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中农社员才了事。
这到底是回什么事呢？
原来周富生的婆婆有个头昏眼皮黑的病，要吃鸡蛋煮黄芪滋补，“五风”
时期，黄芪难办到，鸡蛋也是“禁货”。周富生就偷偷地在自己床铺下喂了
一只鸡，平日挖点蚯蚓，捉些蚱蜢，扯点野草喂着，把生下的蛋偷偷地煮给
婆婆吃。那时不准私人喂鸡，集体的鸡蛋要送给供销社，说鸡蛋可以换回机
器建设社会主义，谁吃了一只蛋谁就是吃社会主义。周富生私养鸡和私吃蛋
的事被一位“积极分子”晓得了，报告了供销社袁经理，这位袁经理是做机
匠出身的，靠打人斗人被升为分店经理，一听汇报，就赶到周富生家里，强
迫他交出鸡婆和鸡蛋，还要写检讨认罪认错。周富生一时横了心，跳到水里
要自杀。而袁经理还一本正经、神气十足地说：“这样的中农，对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阳奉阴违的。革命的社员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他们破
坏。周富生这种吃社会主义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周富生后来果然挨了斗，
罚了饭。
八、“文字狱”和“语言狱”
宁乡本是个青山绿水，林茂粮丰的好地方。只因为大跃进中，各地炼钢
铁及搭工棚，要砍树；兴修水利，要架工棚，织菀箕，架木桥，做土车，又
要伐木砍竹；放煤炭卫星要坑木，当然又要伐树：兴建食堂和“万头猪场”，
造办公楼也要伐树取竹。此外，千万个食堂要柴烧，也取之于山林。于是满
是密林的大小青山逐步变成“和尚山”、“癞子山”。
花明楼大队大队长曹建国看到几百“刀斧手”上双狮岭等地砍伐森林，
出面劝阻，可是来者持有县委副书记的手令，说的是要支援戴家洲煤矿。这
位曹大队长冒着摘掉乌纱帽的危险给副书记写了儿句话：“大战戴家洲，青
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这一下落恼了书记，立即指示把这
个反对大跃进的曹队长批斗，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从此，砍树者更加有
有恃无恐。
水佳山庄周家老屋是座始建于南宋，再修于明洪武年间的古旧山庄。庄
后花苑有一对古茶花树，枝繁叶茂，隆冬，一开红花，一开白花，花有碗口
大，清香四溢，与腊梅争芳斗艳。因年深月久，两树相距两丈，而裸露之根，
盘根锗节，相互交织，国民党元老周震麟先生曾拟建茶花亭护此古树。县志
和府志及风物志对此古树均有记载。这次也被戴家洲煤矿卫星指挥部一纸手
令锯倒在地，弃叶丢根，千年古茶花树竟作了煤矿的坑井撑木，山庄后山有
一山楠竹也在三日之内断送于刀斧手中。
刘少奇主席为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特地聘请他的亲戚贫农成敬常和炭
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玉升平做他的农民通讯员。嘱咐他俩随时把农村情况如实
地直接写信告诉他。他1961年回到故乡看到“五风”如此严重，便责备成敬
常、王升平如何不及早向他写信。他们回答说，写了几次信不见回信，反听
到县里和公社的干部说：“花明楼有人向中央告状，反对三面红旗，要彻底
查出写信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就再不敢写了。
泉塘湾发现一张反对吹牛皮放假卫星的白帖。公社和县里就派出几十名
侦察人员逐队逐组清查嫌疑分子，几乎十里内外能写字的人都受到一次至几
次审查。黄材水库工程指挥部有人不赞成打人罚饭和强迫民工打赤膊出工，
此人便被戴上漏网右派帽子。一个靠整人得到须导信任的“积极分子”又异
想天开地诬蔑这位同志是特务，是钻进来破坏社会主义水库建设的。弄得人
心惶惶，从此，谁也不敢多嘴。杨林桥齐××因说了“不办食堂也可以进入
社会主义”，便被视为阶级异己分于，毒打之后送进了牢房；贫农周明生说：
“如今生产不自由，出工不自由，走亲戚不自由，说话不自由。”这些话一
经传出便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大批大斗之外，还勒令他交出后台。
九、叫人哭笑不得的化装和口号
“五风”中的瞎指挥者想出一套表现群众冲天干劲的措施。他们要求出
工的男女主要劳动力，特别是青年突击队员都要化装出工，男的赤膊上面着
五星，头上戴看毛巾扎成英雄结，脸上画成红脸、黑脸、花险，叫做赤膊化，
彩脸化，高呼“青年赛赵云”、“中年赛过张飞与关公”的口号。女的也要
画彩脸，但身上可穿一件短汗衫，迎接检查团更要赤膊化加跑步化，挑着土
肥起飞跑，口中高呼迎接检查团。他们还把社员家里的被面扯下来作彩旗，
插在田间大路及工地上，表示彩旗飞舞，干劲冲天。当时比较流行的出工口
号是，“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是好天，要把晚上当白天，一天要当四、
五天”、“白雪当白袍，北风当扇摇，风雪越发大，干劲越发高。”这些奇
怪的装束和奇怪的口号叫人哭笑不得，但出工必须照着呼喊，否则便被认为
是死气沉沉，没有干劲。要是被插上白旗就要罚饭挨斗。各个民工连，各个
大兵团都有一班手拿喇叭苗专门带头喊口号的宣传员。
《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12月)第141-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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