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发动全
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里，第一次使用了
“大跃进”这个词。不久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篇社论。
　　“大、跃、进？”毛泽东品味着，琢磨着，频频点头。显然，他对这个提
法十分欣赏。在他看来，大跃进是个和“反冒进”针锋相对的口号。他高兴地
拿起红铅笔来，在社论旁边批了一句话：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
位）科学家。”
　　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嫌隙之
心亦由此可见。他发动“大跃进”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批评“反冒进”推动的。
　　建国以来，各项重大决策进展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很短的时间
里就完成了，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用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
发展，只要像战争年代一样，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办好。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
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正式向全国发表了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口号。
　　但在当时，如何才能把建设搞得好一些、快一些，在决策层中是有些思想
认识上的分歧的。这种分歧，反映在这一年６月２８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
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就是对急躁冒进情绪提出了批
评。这篇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最后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定的，定稿校样
曾送毛泽东。但在这份清样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毛泽东只在他的名字上画
了一个圈，旁边是四个字：我不看了。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毛泽东是保留
看法的，但在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
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没有多问。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后，国内
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开
始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批评。《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就被毛泽东认为
是中央一些人“反冒进”的证明。
　　毛泽东反“反冒进”一言既出，即成定局，并逐步公开化。在１９５７年
１１月１３日这篇第一次提出“大跃进”一词的社论里，他写道：“有些人害
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在毛泽东看来，那时北京的空
气很沉闷，而华东空气活跃，可以用地方来促进中央。于是，在１２月８日，
他就启程离京了。一路走， 他没忘一路批“反冒进”。他说：批评右倾保守，
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到了南宁。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
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
更加严厉了。
　　他把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的那篇社论摘要印发到会，并对它进行了批驳。
毛泽东认为：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
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他还说，这篇社论是庸俗马克思主义、
庸俗辩证法。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
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毛泽东解释他当时不看这篇社论的
定稿说，它是尖锐地针对我的，那我为什么要看?
　　南宁会议上，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承
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谓犯“错误”的责任。南宁会议把批“反冒进”推
向了高潮。
　　大踏步地跃进式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毛泽东的心愿，他的
心情是如此的迫切。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到苏联出席俄国十月革命４０
周年庆典，他当着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说过一段动情的话：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
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
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
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超过英国的时间后来在“大跃进”运动中变为十年、七年，以后又越缩越
短，到两三年。最后，就是要用几年的时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跃进”运动，１９５８年３月９日到２６日，中共中
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兴奋，在十八天的会议中，他一连
讲了六次话。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
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
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１９５８年５月５日到２３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
了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发动。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０年
写的《十年总结》中是这样说的：“１９５８年５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１
９５８年的大跃进。”
　　在追求经济建设的多与快的同时，毛泽东也开始逐渐追求所有制上的大而
公。１９５８年２、３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到，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
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八大二次会议中，陆定一在５月１８日
整理自己第二天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加的一段话，则可以让我们想见毛泽东当
时胸中的公社蓝图：毛泽东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
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
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
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
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
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方向发展。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３期上陈伯达的一篇短文《全新的
社会，全新的人》，借赞扬湖北鄂城县旭光农业社之机，透露了人民公社的名
称。半个月后的１６日，《红旗》第４期又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在北京
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正式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我们
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
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
的基本单位。
　　８月６日，毛泽东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盛夏的酷热，没能减少毛
泽东的好兴致。在办公室门口，看到公社的牌子，毛泽东禁不住赞出了声：“
人民公社名字好。”
　　这一句话，被随行的一个记者听了个正着。８月１３日，这句“人民公社
好”的名言通过报纸传遍了全国各地。顷刻间，遍地公社便真正如“雨后春笋”
了。据说，事后有人提出，这个提法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对此，毛泽东还
在小范围作了解释，他说：“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不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
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对于人民公社的兴起，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逄先知是这样评述的：
１９５８年夏，人民公社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这是因为，
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他没有想到，他的乌托邦被陈伯达
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这个讲话又被发表在由陈伯达任主编的《红旗》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给人民带来幸福。
相反，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混乱和损失，是他当时始料不及的。
（摘自《追求》，原作者：吴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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