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
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　　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
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
加入了包括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
门上火车，经过一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 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
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以致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
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
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
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
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
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
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
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三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
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
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铺成一米厚三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现在徐
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一倍半。 秋种80万亩，
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 目前作物长势很好，
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 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
株结60个棉桃，最多达100个。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
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产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梁和
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 毛主席8月4日下午3
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 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
人的棉田， 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斤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
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
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
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
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
办？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
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
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星”的计划改为放小麦“卫星”。当晚
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
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各乡纷纷宣誓，保证小麦亩产超过两千斤，并要使各条战
线放出的“卫星”，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县“共产主
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便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于是，在6、7月间刚由全
县250个合作社合并成的100多个大合作社， 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都是
“一大 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 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
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
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
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
中央要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 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
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
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
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
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两千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
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
食堂。 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食堂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
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
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报告，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
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
认为机会难遇。可是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
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
观丰产田。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
卜”(培起十几层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
菜，用竹竿竹篾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 但经了解，这些
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
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
木椅，上面贴着“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
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
已有1??8米高了。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
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施肥的“成果”。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
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
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
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　　在
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
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
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
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
同挖水沟。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
施肥。可是当学生挖完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
里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沤熟就要使用。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
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师生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
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
进一步大跃进。主要的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
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
的将来的事情了。”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
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
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始的耕作
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
也。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
得知了这个秘密　　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
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
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 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
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
结的空垄，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
我也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
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
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象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
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毛主席视察过后，9月，中组
部长安子文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 9月20日，县委就正
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
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同时取消粮票，
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
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
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 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
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据后来的统计
资料：1958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
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
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了：“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
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
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一批号
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
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如此炼铁
　　 
　　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 徐水县委
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为配合这
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但正当
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
工作。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
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办公室负
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
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
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
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
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
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
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
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
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
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
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
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 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
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20多
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炕
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
条件十分艰苦。 然而到9月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
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
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
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没有技术人员，就从
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做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蹄的工匠都
组织起来。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当时是怎么“找”
到废铁的。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是
姓郑。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
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刻组织力量
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
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 这位区干部说，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
“找”废铁。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
个大铁??，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
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这位
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到灶台前，挥起铁
??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 在场的队干部一个
也不敢吭声。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 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
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说完他径直
朝第二家走去。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每见他砸一
??，我的心就紧缩一下。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
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听
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最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
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
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他冷冷地看了我一
眼，说：“你来当我这个区干部试试?” 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他扭头对身
边的队干部说：“砸!” 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他命令立刻把“废
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我意
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
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白旗”，
甚至要批斗。没有办法，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
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铁引子可以用“砸”的办法取得，焦炭和煤怎么办呢？这在农户是找不到
的，只能到钢铁厂去“找”。听说各战区都秘密组织人力到当地或邻县的钢铁
厂去“捡”或“借”。开始时，土高炉有焦炭供应，还真的炼出一点铁水来，
于是人心大振，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我们也及时做宣传报道，进行现场采访，
还编了快板书和活报剧在工地巡回表演。我采访了一位50多岁的老中农，他为
了多炼铁，两天两夜坚持在高炉旁，说一定要守到铁水流出来。问他为什么这
么拚命干，他说：“为了多出铁水淹死美国鬼!为了共产主义人人都要拚命干。
”一位复员军人几天几夜不离炉，炉子风口堵了，他戴着湿手套进去掏砖，烧
伤了手仍继续干……。人民的干劲确是鼓足了，但中央决策者不切实际发动的
“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恶果，却严重伤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土高炉流
了几天铁水后，焦炭告罄，而且也无处去“找”了，于是指挥部决定改用木柴
和煤。到了11月份，炉内温度不够，铁熔化不足，铁水流不出来，结果??了炉。
热情高昂的建设者们还硬要顶牛向科学宣战，炉长带头披着浇湿的棉被，钻进
热气逼人的炉膛去砸??炉的铁块，每个人砸几下就得撤下来，把结在炉内的煤
铁混合块撬出来，各战区就把这样的东西上交。在徐水火车站上，这样的怪物
堆积如山，也不知道送到钢铁厂有什么用，而这个“战绩”又将计入今年的钢
铁产量中去了。

　　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批评大炼钢铁“有得有失”而受到毛主席的
严厉批评，指责他是有意说成“有失有得”，以否定这场运动。但依我在徐水
的所见所闻，干脆应当说是“一无所得”，还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和
损失。这笔得失账该怎么算呢? 
　　 
　　办流动党校和“过关”
　　 
　　在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工作中，我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
无奈。 理论书本上的ABC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经常冲突，使我言不由衷或无言
以对，真是苦恼极了。 

　　我把在钢铁工地上了解到的情况向许邦仪作了汇报后，他告诉我，现在炼
铁工地集中了不少各公社的领导干部，正是办流动党校的大好时机。他让我在
工地试办一两期，取得经验再推广。我回到工地后立刻组织起流动党校，并确
定了密切结合学员工作和思想实际进行教育的原则，先后讲了四次课，内容包
括党员的权利义务，什么是共产主义，党的群众路线等。讲课利用晚上或劳动
空隙时间，学员是从各战区抽调出来的党员干部。给他们讲课真是困难极了。
最多讲十来分钟主持人就要高喊：“嘿，醒醒啦!” 他们劳动一天太累了。但
当我联系到谎报产量、砸锅、毁水车和强迫命令等问题时，听众立刻清醒了，
纷纷交头接耳起来。我抓住时机提出问题，让大家自由发言。在这里没有什么
压力，大家也就敢讲真话，几乎异口同声反映上级定的指标太高，完不成要么
“插白旗”，要么撤职，没办法只好谎报，谎报了还有奖励。针对这种情况，
我分析说，上级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客观原因，但主观上我们做干部的不
应只考虑个人得失，而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谎报了产量虽能插
上“红旗”，但上级根据你所报产量调拨粮食支援穷困县怎么办？现在整天吃
白薯粥就是谎报的恶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但又问我：“你讲得很好，很
在理，可任务下来怎么办呢?” 我硬着头皮激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论
面对多大的压力，都应把保护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向党讲真话。多少先烈就
是这样做的。”我只能用这完全正确的原则回答他们了。我自感在当时如火如
荼的“大跃进”形势下，理论工作者在现实面前却如此无能为力。

　　这期流动党校受到了许邦仪的表扬，说办得很有特色，提高党员干部的觉
悟是根本的，是长期起作用的，鼓励我继续办下去。他安排下一期流动党校教
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过好“十关”，即：劳动关、集体关、家庭关、分配关、
能为官能为民关、等级关、生活习惯关、道德关、差别关、听党的话关。他说
公社化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不从思想
上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更谈不上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强调说
这“十关”不单是针对农村干部，对我们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严峻的考验。

　　我按照这“十关”对干部的思想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准备党课
教材。比如“劳动关”，我调查了一位女劳模的情况，让她现身说法讲移栽大
白菜的技术，借以说明大跃进不光是盲目拚体力，更重要的是善于学习科学知
识；关于“集体关”，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干部认为“一切归公”就是集体化了，
我则说明私有观念产生的基础是私有制，一夜可以实现集体化，私有观念却不
能一夜消除，要加强主观努力；“家庭关”的调查和自省最令我难堪，我深感
自己远未过关，只要一见当地幼儿园的孩子在泥土地上滚爬，我就想起自己丢
在北京的幼儿们。母亲来信不断告急：大儿子误食蓖麻子中毒，二儿子患脑膜
炎在医院抢救，小儿子患严重的蛔虫病等等。我却在这里硬着头皮说孩子送幼
儿园可以解放生产力的大道理。妇女干部当场驳我说：许多妇女劳力并未解放，
她们大多不出工，到幼儿园去招呼自己的孩子了。我被驳得哑口无言。实际上
我心里也在想：要求广大农民过好这一关的当权者们，自己是否过关了呢？这
是否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和常情呢?……越在下面调查研究，我的课越没法讲了。
流动党校关于“过十关”的教育，就这样流产了。

　　种种矛盾和思想深处的巨大冲突，使我困惑，也促使了我进行了冷静的思
考。我问什么叫“听党的话”，干部回答：“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级
指示坚决执行。”我又问：“上级派下高指标，执行就要谎报，这叫听党的话
吗?”大家哑然。我说“实事求是才叫真正听党的话!”他们摇摇头叹息。在理
论与实际的矛盾冲突中，我终于意识到，在当时历史转向的条件下，盲从并非
“听党的话”，应当根据实践去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这才是一个唯物主义
者真正的“听党的话”。

　　据此，我返回学校后，联系徐水下放的实践给学生讲课，批评“大跃进”
中的浮夸风、共产风，学生很欢迎。虽然不久就受到批判，说我否定徐水成绩
是“右倾思想”，但我自认为在实践中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对我的后半生有
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1958年令我终生难忘。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