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

雷国珍


内容提要
60年代初,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通过贯彻这一方针,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还为国民经济的 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在第一线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无论在对 形势的估计上,还是在“八字方针”的制定及贯彻实施上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他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 这些理论观点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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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作出了“三
  七开”这样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

  50年代后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
对困难的程度和导致困难的原因的认识上,党内并不统一。刘少奇经过调查研
究,对形势作出了恰如其分的估计,对导致困难的原因作出了科学的分析。这
是他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刘少奇最初也和全党其他同志一样,真诚地接受,并热情宣传“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这些“新生事物”。随着实践的深入,其消极后果开始显现出来,
并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党中央有所觉察,采取措施来纠正过去已经存
在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提出引人深思
的三个问题:第一,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
个是主要倾向?第二,1958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是不是犯了路
线错误?是不是“左”倾盲动主义?第三,当时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万吨,
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希望大家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党内认识问题的焦
点。但是,由于庐山会议后期发生转向,刘少奇提出的问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
视。
  1960年,党中央开始酝酿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
针,得到了八届九中全会的正式批准。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方针,毛泽东号召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积极响应号召,带领一个调查组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在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
  在湖南宁乡,刘少奇所见到的实际情况要比他想象的严重得多。当地人对
他说,现在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给他太深的印象,
也引起他更多的思考。刘少奇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宁乡县
问题这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
教训很大。”
  在长沙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住就是18天。他走村串户,听汇报,看实情。
他明白地告诉大队干部和社员:请你们谈话的时候,放开思想,一点顾虑都不
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
不辩论。农民心里有了底,他们把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
掌握了大量的真实情况。
  1961年5月11日,刘少奇在宁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
了在天华大队的工作情况。他在信中说:现在乡村中乱拿别人的东西和小偷小
摸现象相当多,引起群众的不安,妨碍生产。形成这种乱拿别人东西的风气,
一是由于现在吃的东西太少,二是由于过去几年刮了“共产风”,动摇了社员
个人的那一部分所有制,也动摇了国家和集体的所有制。
  刘少奇在湖南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回到北京后,在中央
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从全国范围来讲,在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
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这种提法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在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引起了
强烈震动。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成为全党的共识,刘少奇在1962年1月11日至2
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修正
了关于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提法,认为缺点和错误至少
是三个指头,“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他说:“我到湖南
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
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刘少奇号召
全党“实事求是”、“倾箱倒箧”地找出“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
误,从中总结深刻的经验教训。
  七千人大会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全面展开,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1
962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发现国家财
政有50亿元的赤字没有报上来,刘少奇严肃批评了某些部门隐瞒矛盾和解决
措施不力。在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现在的问题主要还
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没有想到的困难。
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
危险的。”
  通过努力,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对造成困难的原因的分析,成为全
党的共识。实践证明,刘少奇的判断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他的分析促成党
中央下更大的决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导致困难的原因的
分析,是全党战胜困难的思想武器。

二、是因循,还是创新?刘少奇以其艰辛
  的探索及成果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全部精
力,主持和参加制定党中央关于调整的政策和措施。他勇于面对现实,提出了
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
件崭新的事业。1956年以后,毛泽东带领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刘少奇
在指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实践中,对调整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得出了明确
的结论。
  第一,提出农村所有制必须保持相对稳定。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
制过渡,必然会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1958年我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进程。由于急于求成,刚刚建立起来的
人民公社便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生产关系
跑到生产力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
就会破坏生产力)”因此坚决主张保持所有制的相对稳定。在七千人大会上,
他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在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
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
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需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
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观点对于当时克服急于过渡的情
绪和做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特别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客观规律,
如果违背这一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
想,他要求必须按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建设。但是1958年不
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的大规模基建项目,全民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造成了工农业的比重严重失调。在农业内部,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和
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地违背国民
经济建设的规律,在他主持下,党中央制定了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
减少城镇人口等措施。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从目前情
况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很快,“我看不是三五年,而是要十年八年
才能见效”,因此,一定要把支援农业作为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在七千人大
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
根本方针。”
  第三,坚决主张基本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那种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
规模过大的做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出现
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现象,造成了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的极度紧张和
国民经济各种比例的严重失调。党中央发现问题,采取了调整措施。但由于党
内的认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调整的力度不够,调整的速度不快。刘少奇
在指导调整的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之所以出现盲目扩大基建规模,是因
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没有真正掌握。他认为,由于我们的无
知,盲目扩大再生产,结果影响了简单再生产。这个教训是我们吃了很多苦头
才得到的。所以,我们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把基建规模降下来。有人认为,压
缩基建规模、关停并转一部分效益不好的企业是“消极的”,是“后退”。刘
少奇认为,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些措施不仅不是消极的,而且“是当前我
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
  第四,根据调整国民经济的实践,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思路。
  这些改革思路包括:一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和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
责任制。二是企业要有相对独立的管理权和经济核算权。
  刘少奇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对调整国民经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其理论
上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这些不仅对当时的调整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三、是错,还是对?千秋功过自有世人
  评说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为全党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搞好国民
经济调整工作上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具体研究和落实国
民经济调整的措施。如何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仍是摆在全党面
前的一项艰巨而细致的任务。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
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以及处于经济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邓小平、
陈云等的肩上。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认识,1962年2月21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毛泽东外,
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会议
认为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刘少奇明确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
况透底不够,有的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
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陈云在会上
作了重要发言,他既分析了形势,又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这些都赢得
了刘少奇和其他与会同志的赞同。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
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会后,刘少奇提议,陈云担任重新恢
复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大家的赞同。陈云想推辞。刘少奇对他说,大家
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事后,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议通过批转陈云等讲话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问题。毛
泽东同意会议的决定。
  但是,党内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非
议。与此同时,在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上,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比较好
的形式。这一观点得到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支持。刘少奇内心也是赞
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毛泽东最初认为可以试一试。但是,1962年7月
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包产到户。他说,
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团漆黑?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
义。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所谓“黑暗风”和
“单干风”,实际上是指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一些负责人对国内困难的经济形
势的估计和对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的支持。这两个问题
都与刘少奇有关。
  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面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他作了自我批评,但
对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和把党内不同意见无限上纲持保留意见。他担心这
样会打乱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把北戴河会议
的精神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也许刘少奇没有想到,他
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分歧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
证。这是一个历史性悲剧。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
62年底,取得了显著成效,1963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这一
切都是同刘少奇的艰辛努力分不开的。实践证明,刘少奇提出的重要的思想是
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他的一些设想在当时受到错误批评,但在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被人们认识它的科学价值。这就应验了刘少奇的一句话:好
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原载《湖南党史》1999年第5期第2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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