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矢口否认田家英关于“真假两个罗世发”的调查结
果，回到四川便拿罗世发是问：你为什么说有两本帐？为什么说减产？罗早有
准备，回答说那只是田家英调查的三个生产队的情况，他既没有说全社，更不
是说四川。李井泉轻描淡写地说，你小子脑袋还灵光，便把他放了。
　　李井泉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主要对手的是田家英，现在对方已经在庐
山失败并且失宠，对罗世发大可表现胜利者的宽容。罗世发和新民公社，是他
多年关心扶殖起来的典型，搞罗世发正中田家英下怀，又暴露了自己心虚，他
才不会去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不打自招的蠢事。况且罗还是人大代表，名声
在外，有“通天”的机会呢。
　　罗世发能够轻松过关，得益于他多年的精明处世。这位前禾登乡街头剃头
匠的徒弟，具有非凡的调合上下利益冲突的本领。他从家乡的土地上一步步往
上走，从来没有忘记要把根留住，他始终参加劳动，动口也动手，动员社员拆
墙积肥，他带头将自家的墙掀掉；抗洪抢险，他第一个带头往水里跳。他一手
一脚建起一所中学，亲自担任校长。作为李井泉一手抓的典型，他不得不摆出
先进的姿态，以至弄虚作假，吹牛拍马。但他也会留一手，不把事情做绝，尽
可能给家乡父老留条活路。既要为上面“争光”，又要顾及下面的利益；既处
理好同领导的关系，而且是观点不同的各方面领导的关系，又不被大多数群众
唾弃，真是难乎其难，他居然勉勉强强做到了，这得有多大的本事！
　　给毛泽东提供的新民公社的调查报告题为〈光辉的里程－－罗世发和新民
公社走过的道路〉，记载罗世发从建立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历程，说明农村不
断扩大所有制规模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新民公社是温江专区屈指可数的
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之一，其宣传意义和庐山会议後“加速过渡”的
喧嚷甚为合拍。再次成为热门人物的罗世发却没有因此而发昏，田家英事件使
这位悟性极高的前剃头匠学徒窥到上层斗争的隐密：当年超额的粮食征购，已
经宣告不可避免的灾难即将降临。秋收以後，一个神秘的人物在新民公社的出
现，把他脑袋里的弦绷得更紧了。
　　这个人是周恩来的女秘书许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经当面说周恩来“
你们真是人情事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周恩来没有生气，而是提醒彭德怀注
意自己曾经犯过反冒进的错误，所以“应当谨慎，吸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
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田家英在
会上反映的“真假罗世发”的事，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庐山会议後，他派秘书
许明到新民公社调查，许明以四川省妇联干部的身份在新民公社调查了半个月，
找生产队长黄常和一些农民多次长谈，证明田家英的调查完全属实。据田家英
的妻子董边回忆，周恩来把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田家英态度“有所好
转”。①
　　59年底，罗世发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出国访问，参加“世界青年农民联
欢会”，周游东南亚及印度诸国。饱览异国风光之馀，他不断写信回家询问情
况。在印度，他收到家乡一封回信，告诉他今年春节全社每人吃了五个汤元，
一看见这几个字，他就认定大事不妙：往年生活再困难，社里春节会餐都要凑
够“九斗碗”，饭菜管够的啊！
　　1960年3月回国，一到成都李井泉就告诉他，马上到北京参加三月底召开的
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他说他必须回家看看。他坐车到新都，然後步行经马家到
禾登乡。正是川西坝子上春光明媚，景色如画的季节，但他不是诗人，他发现
庄稼孬得不成样子。人更不成样子，要么面黄饥瘦，要么皮泡脸肿，擦肩而过，
一个个神情麻木，东摇西晃，如行尸走肉。在马家乡和一个亲戚相遇，问起生
活，对方告诉他，没吃的了，啥子都没吃了，还不敢说饿，说饿就开会斗争，
背石头……
　　一块巨大的石头越来越沉重的压在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头上
冒出一层虚汗，突然他站住了：路傍躺着一具倒毙的尸体，一看他就明白，那
是饿死的……。
　　北京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单独接见罗世发，请他吃饭。
周以不经意的口气一再问他农村情况如何，他一个劲地回答好！好！他毕竟第
一次和总理面对面交谈。
　　“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周很有耐心。
　　他揣摸到总理的意思说：“就是农民病多一点”。“什么病？”周继续问：
“肿病……”看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样子，总理没有再为难他，迈过话题说，
“这说明你们生产有问题，你们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嘛？”罗再次把“两本帐”
的事和盘托出。
　　但是他没敢说，连堂堂的新民公社都在饿死人了。

　　1959年，四川地区粮食征购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当时公布的粮食产量
为700亿斤，後来核实为316亿斤。当年征购量154亿斤，占实际收获量的将近一
半，比1953年至1958年平均征购率高出十八个百分点。②
　　作为“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担负了远远高于全省平均征购率的征购任
务。当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合贸易粮20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15亿斤，约
占产量的75％！比1958年的10亿斤高出一半。扣除後来返还的1　亿斤，仍然占
当年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十亿斤的贸易粮征购，本来已经是维持农民生存所能达到的极限，所有超
出部分，必然以农民的生命为代价。当然那时候不是这个算法，当时虚报的产
量远在实际产量之上。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600－800斤，
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一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一千万斤。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
等晒乾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
兵把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
　　在反右倾运动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征购任务完成得异常迅速。每个基层干
部的命运都和完成征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为了躲过眼前令人胆寒的灾难，谁
也无暇顾及今後的生死存亡。九月中旬，《四川日报》兴高采烈地宣布，到九
月十日止，全省征购粮入库比五八年同期增加61％。十月底，温江专区完成了
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以往提前三、四个月。
　　以前所未有的迅度完成前所未有的征购任务，其结果是普遍的粮荒比以往
任何一年来得迅猛。尽管表面上仍在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在完成征
购的同时安排好社员生活，留足口粮种子饲养粮等等；层层上报的粮食分配方
案也做得十分漂亮，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交足征购之馀，还有足够的粮食供
社员细嚼慢咽，实际上纯属应付政治需要。绝大部分地方口粮所剩无几，有的
收完粮食便无粮可吃了。
　　征购如此之顺利，使地委领导大喜过望，事实似乎证明报表上的丰产数字
准确可靠。然而刚刚高兴了几天就被下面的痛苦呻吟扫得兴致全无。十月底到
十一月初，地委组织了一次口粮落实情况的复查。这一查，下面又以为是反右
倾，赶紧闭嘴。地委办公室报告说：“经过这次复查，四粮已真正落实，（“
四粮”即口粮、种子粮、饲种粮、储备粮），原来闹缺粮的管理区也不缺粮了，
按生活安排的标准可安排到明年五月底。”
　　真正落实的不是粮食而是政治高压。如果五八年的假话还有政治虚荣的话，
现在已经为彻头彻尾的政治恐怖所取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
别看、别听、别想，否则就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
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
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
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
他们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到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
你……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刹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
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宋文彬後来说，这时候他才真正开始清醒。他毕竟在这片土地上风风雨雨
工作了十年，十之八九的精力都花在粮食上，折腾来折腾去，每年能收到国家
粮库里的粮食也就是十亿斤左右，今年突然增加五亿，心头实在发虚。十一月
的一个傍晚，他独自一人来到温江县城附近的永兴乡，一群种小麦收工的农民
正在朝公共食堂走，他默默地尾随上去。走进食堂，蒸笼打开全是红苕。他问，
秋收刚过，为何尽吃红苕呢？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但山西口音暴露了他的身份，
那时候，温江专区地面上操北方话的个个是官。农民回答，红苕容易坏，我们
先吃红苕，再吃细粮。
　　用不着多问，他就发觉坏了，稻子打下来还不到两个月，已经粒米不见，
要出大事了。温江专区大大小小的粮库里有的是粮，但那是国家的，只有省上
有权调动，地委能掌握的至多两亿斤，那是供每年青黄不接时调剂的，眼下不
得不动用。他吩咐通知各县，敢快统计汇报缺粮数。
　　想象得到么，没一个县敢报！
　　反右倾运动他们刚上了一回当，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正在挨斗呢，谁
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想想自己面对省上的尴尬，宋文彬也就理解。这样吧，反正没有不缺粮的，
拿出1　亿斤，按人头、猪头平摊分下去。象一群打慑了的孩子咽着口水围住
一块大饼，开初谁也不敢下手，现在大人把饼切开，说拿吧，大家便闪电般的
把各自的一块抢到手，狼吞虎咽起来。拨的是指标，各自到就近的仓库如数照
领，方便得很，到十二月份粮食已经分配下去。新繁的曹云生顾不得什么先进
的面子，动作最快。
　　只有郫县没有去拿地委分的一片饼，他们骄傲地宣称，不需要！颇具不食
周粟之古风。他们觉得地委那帮人没安好心，一年多来尽往郫县脸上抹黑。眼
下正是洗尽污水，重塑形象的关键时刻，这片饼不好吃，吃了就给人家留下话
柄，不打自招的先短了气。为了绷先进的面子，竟然可以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
顾。然而设身处地，你又不能不为这种幼稚的愚蠢叹息，他们还嫩了一点，其
实就是吃了，先进照样可以当的。
　　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不能犯致命的错误。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是在
书写一方的历史。历史很无情，它不原谅任何犯致命错误的人。
　　地委拨下的粮食，就算全部能落实到人头－－实际上不可能，要维持到翌
年五月小春收割，远远不够，很快便被饥饿的浪潮席卷一光，一场前所未有的
大饥荒降临了。

　　1957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都在介绍科学常识－－人
为什么要吃饭？“不吃饭会饿死，人人都会回答，可是，这还不够完全。”“
每人每天究竟要吃多少食物才能得到足够的养料呢？”常识告诉人们，一个壮
年男子从事轻劳动者，每天需要2400仟卡热能。折合成食物呢？“一般的说，
成年人每天能吃到14两到一斤的米饭、馒头或窝窝头，吃到半两到一两的脂肪，
就差不多了。而在冬天，由于热能消耗大，需要吃更多的食物来补充多消耗的
热能。”
　　眼下正是严冬季节，四川省委给农村安排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两细粮
（记住了，这本书里所讲的都是16进位衡制），外加一斤红苕。红苕按4：1折
细粮，一斤红苕折四两，加起来总共八两，即半斤。脂肪？没有。这个标准大
约是“常识”标准的三分之一，但是省委说这样“就可以吃得饱，就可以吃得
好了。”是否吃得饱吃得好暂且不谈，问题在于，就连这个标准也落实不了。
1960年元旦前，李大章焦虑万分地在省委电话会议上讲群众生活安排问题，怒
气冲冲地说按省委的标准，只有60％的地方落实到了食堂，还有40％没有安排。
而且，所谓“落实”的60％也大有问题。③
　　“有的地方把红萝卜、白萝卜以六斤折一斤也当成粮食来计算，这样折算
的结果，每天又只有三、四两粮，二、三两粮……把萝卜都折算进去都只有二、
三两粮，这就成问题，没有细粮了。”
　　他要求“即使只吃粗粮，也应把折算的标准统一，细粮的折算，只能包括
红苕、薯类，不要包括萝卜。”
　　“红萝卜还顶点事，白萝卜一煮就成了水，吃到肚子头几泡尿就算了……”
　　他警告说，“不抓群众生活要出大问题。”
　　“现在叙永的暴动，简阳的暴动，叙永的暴动是复原军人，少数人在坏分
子的勾引下把支部书记捆起来了，就说是叫大家去向支部书记要粮食，要吃的
去。现在粮食太少了，就借这个缘故就闹起来了……你要跃进嘛，你又要马儿
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东西不行……”
　　在这个长篇讲话中，他对李井泉一意孤行，把全川推向灾难的深渊表示出
极大的不满，有些话简直就是直接冲着李井泉去的。在人人钳口结舌的反右倾
运动高潮中，敢于向李井泉公开挑战的，在省委领导中唯有他一个。
　　他提醒人们，不能再犯五八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就开始纠正的那些错误：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这个问题在八届六中全会和去年武昌会议就
提出的，一年来的实践，说明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否则就会出问题，八届
六中全会就提出了……”
　　李井泉大吹大擂的五九年四川粮食增产是怎么回事呢？
　　“今年预计粮食产量是715亿斤，现在又退下来了，实际上是能够保产。能
增多少，现在还有点疑问，所谓增就是增加点粗粮。”
　　对大张旗鼓的新一轮跃进，大修水利、大兵团作战、夜战等等，他颇有微
辞：
　　“每天劳动十个小时已经很够了，所谓搞夜战是不好的，再不要搞夜战了
……在水利建设方面，全国有七千多万人，四川有六百二十二万人……而这种
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兴农田水利，吃的饭都是汤汤水水，
都是冷的，送点冷东西去吃，就问题更多……”
　　口粮落实不了，食堂停伙，各地又在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李大章公开宣
布：
　　“我不主张搞运动反瞒产私分，这容易出问题……不采取反的办法，而采
取正面教育，说服的办法……”
　　这年年底，四川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央要粮。不过还不是由外省调入，而是
在四川外调粮食指标中扣除。中央答应拨十亿斤，李大章在讲话中说，这十亿
斤粮食他“主张一次下放，一次落实到公共食堂”。涪陵地委反瞒产最积极，
宣称反出五亿斤隐瞒的粮食，一面又要求分四千万斤粮食，李大章就让他们自
打耳光自讨苦吃。
　　那些不缺粮、或缺得少过得去的，就少分配一点，如象涪陵地委这样做，
前前後後拿了四千多万斤粮食，现在你们反出五亿多斤出来，比这四千万斤多
得多，因此是否考虑分配涪陵地委的四千多万斤可以少一点，或者涪陵地委把
省委分配的粮食暂时冻结起来，不要分配下去了，把你们反出的五亿多斤粮食
分配了，也比别的地区好的多，因为你们量太大了……
　　地处武陵山脉的涪陵专区，粮食总产不到十亿斤，居然反出五亿私分粮，
纯属天方夜谭。李大章并非反对救济涪陵，而是借机让见了棺材都不掉泪的吹
牛大王当众出丑。

　　在这个冬季，温江专区没有“暴动”事件，没有大反瞒产私分，没有大兴
水利，但是有和全省一样的饥饿和死亡。
　　饿死人的事从五八年冬季开始出现，五九年已经很普遍。李大章一次到华
阳检查工作，发现华阳县委门口倒着一具饿殍，当即下令撤县委书记马维政的
职，宋文彬为马说情，说这不是一个县的事，把马下放到温江清平公社做党委
书记去了。
　　大规模的死亡发生在1959年到1960年冬春之间，象一阵迅猛的旋风席卷整
个川西平原。从1958年冬季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
堪的人们，再也经不住这次惨重的袭击，成批成批的倒下了。
　　人吃少了会饿，会衰弱，但是要饿死可不那么容易。活过来的人说，一天
有一两米也饿不死。然而现在已经不是缺粮，而是断粮，少则十天半月，多则
数月，食堂停伙关门，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
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场取缔，甚至到城里挤馆子都不可
能了，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老人们在呻吟中衰竭而死，孩子在哭叫中嘎然而去。倒毙在路边田间的多
数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为生存绝望地奔走，被驱赶到田间干活，然後象断了电
的马达走着干着突然倒下，猝然而死。女人由于有较多的脂肪储存和较慢的代
谢，承受饥饿前煎熬的时间长一些，但她们也因此受到更多的精神和肉体的折
磨。一个家庭，往往是男方先去，剩下她们去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面对敖敖
待哺的孩子。
　　没有啼饥号寒的喧嚷，没有呼天抢地的悲泣，没有“饿死不如肇死”的骚
乱，甚至没有大规模死亡引起的震惊和恐惧。死者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消失，
活着的神经麻木，除了减轻生理上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关注和兴趣。
有时候，他们会见惯不惊地互相告诉一下谁又死了，就象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
事情。无力走动的人躺在床上绝望的等死，谁也无力帮助他们，有时候全家人
就躺在床上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後死的根本无力掩埋前者，而且埋不埋似乎也
失去了意义，因为後者很快也会死去。一些全家死绝的人家数日後才被发觉。
　　从理论上讲，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充公後，社员的生、老、病、
死就全由公社包乾，这是被竭尽赞颂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之一。死了人，自然
得由集体组织人员安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安葬工作是十分草率的。传
统的安葬仪式已经作为封建迷信彻底铲除，旧有的坟园大部分开垦为农田，担
任这个差事的人本身就有气无力，不得不潦草从事，一般是在房前屋後就近掩
埋，好一点的有口“火匣子”（即薄木棺），差点的裹床草廉子，或者什么也
不用的“软埋”。到後来有的地方连抬埋死人的人都难找了，乾脆抬到少有人
走动的地方一扔了事，任其曝尸荒野。
　　“饿”犯忌，“死”更犯忌。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人们默默
无言地忍受饥饿，悄无声息地死去。连掩埋工作也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干部唯
恐被追究责任，不得不用恐赫、打骂的办法封社员之口，除非上面派人调查，
绝少有人敢主动反映实情。在来不及组织人安埋死人的情况下，有的就下令将
尸体扔到邻近的社队，嫁“娲”于人。需要说明的是，在死人最多的60年冬春，
极少有反映死人问题的资料，大部分情况是在这一年年底到六一年年初整风整
社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而当时的资料，又对死人的原因作了很大的歪曲，将其
统统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或者说不敢）
从路线政策上找原因，甚至不敢提“饿死”二字，有关崇庆县五江公社十六管
区的一分材料说：
　　“去年腊月社员朱克伦因病不能坚持积肥工作，向（队长）粟某某请假未
准而哭了起来，当即被粟发现，晚上召开会议要朱讲哭的道理，朱被赫得屁滚
尿流，粟即以随便屙屎屙尿，有辱公共食堂为名，将朱打倒在地，乱踢一阵，
并在严寒季节罚站三个钟头。朱克伦因此得病趴床不起。病中60年正月14日朱
到食堂秤米时，又被粟以样子“褛垮垮”打了一顿马鞭子，这样朱便一病不起，
于60年2月24日身故。”
　　如果说朱克伦之死看起来还象是挨打所致，以下的两个例子这样说就很勉
强了。
　　“1959年冬月初四，社员粟子明，因在田里拿了斤半红萝卜被栗鬃当众打
了几个手心，并将粟子明推到柑子树下跌伤腰杆……冬月底因扫食堂走迟了一
步，又被栗鬃打了一顿，以後病势日渐严重，于腊月29日死亡。社员粟蒋氐（
七十多岁）因迟到食堂一步，未赶上开饭时间，被栗鬃打了几腚子，隔三四天
即死去。”
　　有关死亡的资料往往只能从干部违法乱纪的材料中反映出来，恰恰说明当
时对死人情况掩饰之严。事实上，干部打人骂人的现象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
现在则达到了高峰。反右倾的结果，是使一大批正直的干部被打倒，取而代之
的是所谓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他们鉴于前者的“教训”，面临来自上面
的高压、下面极端恶化的现实的多重压力，乞灵于粗暴恶劣的方式支撑局面，
如果他们还想“干”的话，恐怕拿不出什么办法了。
　　邛崃道佐公社第二书记杨树楼及该社三管理区主任汪齐松的违法乱纪案件，
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当年29岁的杨树楼解放前曾是邛崃平落乡绸缎铺和纸铺
里的学徒，1952年入党，他“侮辱贫苦农民”的名言是“穿件破衣裳，六十二
个疙瘩，不搞生产去赶场，买一砣肉夹在胯底下，血都跟到胯胯流，回去洗都
不洗，丢在茶壶罐罐头煮来就吃了。”据说他亲手打过的社员有66人，打人手
段有捆绑、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数人围
住一人推来推去。管区分支书记朱正林在党员大会上被“逗”後几天不能出工
，女社员郑本兰在斗争会上被“逗”得“屎尿流了满裤子”。社员吴天清等三
人到法院告杨打人，杨便把他们打成“反动小集团”弄到大会上斗争，并当场
宣布“管制劳动”。杨却因为“工作有能力”，60年10月调太和公社升任第一
书记。
　　有杨书记带头，全社干部打人成风，最厉害的是三管区“当过伪军”的主
任汪齐松。据说该管理区二中队四十三户社员，被他打过的就有四十户，其中
六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岁的女孩汪木林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
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葫豆，小队长吓唬他“等
汪齐松回来再说”，汪齐青吓得上了吊。群众见了汪齐松“就如老鼠见了猫”，
小孩哭时只要说声“汪齐松来了”，马上就要住声。据工作组的调查，被汪齐
松打死的有五人，打後一至两月内死的六人，三个月後死的十一人，打残废的
二人。
　　杨树楼、汪齐松违法乱纪东窗事发，是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告到省里。经省
公安厅和县委工作组在道佐公社三管区调查，证明控告“基本属实”。但是，
把道佐公社三管区惊人的死亡情况，归罪于杨、汪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全管
区58年11月建立公社时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迁入11人，应有870人。
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
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
後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
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
等六人死後，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
老鸦啄食一尽。三四月份，连到仓库运口粮的劳力都难找了。干部派工，社员
说：“我都不晓得哪天死，干一阵又怎样，死了还不是给野狗吃”。年底工作
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人，较公社化
初期减少人40％。”④
　　杨树楼十月份升调，匿名控告信11月份发出，可见杨在任时没人敢告，县
上对杨的印象不错。事实上，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杨、汪不过是倒霉鬼罢了。
死人是普遍现象，地、县一级大部分领导干部对死人的真正原因心中有数，除
非形势所迫，不会追究基层干部的责任。暴露了真相他们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
这是各级干部的共同心理。
　　基层干部处境最难。完不成征购、说粮食不够吃要挨整，饿死了人还要挨
整。事情败露，上面推下面，他们毫无推托馀地。面临大规模死人，除了竭尽
全力掩饰，别无选择。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
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
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掩埋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菜
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
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⑤
　　社员挨打最常见的原因，一是不出工，二是偷。饿得半死不活，哪有气力
出工呢？组织不起生产，干部又如何交差呢？他们又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把社
员驱赶到田头去呢？几年来，他们听了太多伟大的构想和美妙的承诺，也为之
付出空前的激情和艰辛，然而天堂没有见到，地狱倒是实实在在的出现了，他
们既无力也无心从事生产了。
　　经过五十年代初的大力整肃，川西坝子社会秩序安定，可谓夜不闭户，道
不拾遗。现在则“偷”风大炽,社员偷、干部偷、男女老少人人都成了“窃贼”。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不为人齿的勾当，但他们既不可能做绿林好汉杀富济贫－－
过去的富人已整个地不存在；也用不着打家劫舍－－家家一贫如洗。所有能下
肚的东西都属于“集体财产”，一动即偷。也有人认为偷集体的东西不算偷，
既然共了产，一切东西都是大家的，“公社就是我们家”，我的是你的，你的
也是我的。拿别人的东西为偷，拿自己的东西怎么是偷呢？在饥饿的煎熬下，
“偷”在道义上的意义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恐惧是被抓住後所受的折磨。基层
干部收拾人最常见的手段是“开会”和“扣饭”。前者追溯起来，还是土改以
後为人们所熟悉的斗争艺术，不过从那以後，多半就用于整自己了。它的功效，
除了皮肉之苦，更是一种当众的凌辱，面子－－说文明些叫“人的尊严”扫荡
殆尽，使你觉得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扣饭是甚于一切的惩罚，几乎是判
你的死刑。由于惧怕这类惩罚，一些人宁肯自杀。1959年九月，郫县灵圣公社
（原属崇宁县）报告当月二号发生的两起自杀。一桩是金星管区四中队37岁的
王鬃，“因此人平常说了些坏话，说食堂糟糕，干部做事不公道，闹粮食吃少
了等等”，当晚干部通知他到食堂开会，他没有去。队长李鬃亲自跑去喊他，
看到他在厨房站起的，喊他数声，不见答应，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转，把队长
喊来就跑了。一喊群众来看时，才知道他吊死了……
　　一桩是火花管区三中队32岁的妇女易鬃。报告说，当夜某社员从食堂吃饭
回家时，发现茄子地里有人影，就问“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见答应，就跑去
一看，发现是易鬃，又在地边的慈竹笼头发现了她偷的茄子，于是将她弄到食
堂去。“众人七嘴八舌说绑起来，她要去解手，他们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阵都
未见转来，大家去找四处不见人……第二天早晨去问她男子，说未来过，到吃
早饭李仙桥来人报信说她淹死了，这时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⑥
　　天大的事莫过于吃，天大的罪莫过于偷，偷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为了自己
的生存，人们不惜采取种种残忍的手段对付偷窃者，包括使用武器。在那个“
全民皆兵”的时代，民兵手中都有真抢实弹。1960年10月，省委监察委员会下
放金堂竹蒿区的干部，报告三起将偷窃者打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10月18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鬃，男，31岁，偷了转龙公社三管
区两窝花生吃，被“社员”用乱捧活活打死，然後，将死者捆绑抬到石佛公社
地界。
　　10月10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区社员陈鬃，贫农，40岁……偷了本管区六队
花生65颗，被正在巡夜的几个社员发现，当即被王鬃从治安员手中夺过步枪，
将陈打死。
　　8月14日晚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鬃，62岁，去石佛公社胜利管区偷了包谷
40多个，被看守包谷社员拖回食堂，用乱捧打死後，抬到转龙公社地界上……⑦
　　对付偷窃，发展到不问青红皂白，草菅人命的地步。1960年5月23日深夜
12点，崇庆县廖家公社两社员在本队洋芋田边捉到“小偷”一名，捆绑至公社
审问，发现该小偷“言语异样”，且手上无老茧，“即认为是特务、流窜犯”，
又押解至公社农场“吊打审问”，此人任凭打骂，再不开口说话。24日下午，
公社干部下令将其反绑双手，用枪押解至县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几次倒在秧
田中“打滚不走”，最後走到一条河边，纵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边，即
对准开枪射击，子弹从左背穿出前胸而死。
　　押送者向县公安局报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县公安局也就不调查追究。
几天之後，设在元通镇的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所到县公安局联系，称该院
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经病患者”去向不明。经查证，正是那个被击毙的“小
偷”。⑧
　　这个休养所便是当年闻名全国的“荣军学校”，收养朝鲜战争中的残废军
人。1958年，他们组织的演出队曾轰动京华，一部描写他们生活的纪录片感动
了千百万人。廖思忠幸好是“神经病患者”，否则他会为没被美国鬼子打死，
而死在同胞的枪口下不得安息呢。
　　饥饿是一种毒素，它麻醉理智、良心、亲情以及一切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
经历了长时间濒临死亡的饥饿後，你会变得如同病入膏肓的隐君子一样，除了
吃、吃、吃，真不知人间还有何物。“家中无粮，父子不亲”，岂但父子、夫
妻、母子都顾不得了，人人都在死亡线上挣扎，顾了别人，就顾不了自己。非
此即彼：母亲让给孩子，自己就得饿死。在这种时候，你无法指责残忍。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4月23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
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
　　原因：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碗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
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
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即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
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XX鬃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
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则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
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⑨
　　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却永远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话题。从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几乎都听说过关于吃人肉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当时，它被视为反政
府的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一经查处将被处以极刑，散布此类传闻也有相当风
险，因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的进行。孙二娘式的勾当极为少见，多半
是在死人身上打主意，他们本无杀人之心，只是饿极了而已。同样的原因，在
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连“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泸州专
区曾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内肉香，又
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踪影，
回到学校便疯了。吃人案由公安部门秘密侦破，判处情况绝对保密，因此尽管
广为流传，却难以掌握准确的例证。为了不致让人感到它不过是流播和言传，
作者引用当时记录在案的两件事，这是灌县一天之内同时发生的。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41岁，地主成份……51年丈夫
病死，为逃避群众改造，52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婚後夫妻感情不好……3月
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
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後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
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
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　元一斤，共卖了11斤
12两……事为食堂事务长黄荣太觉查，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
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此毒手，为了及时
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丈夫死了，妻子将尸体挖出来吃，这本是饥荒造成的惨剧。但因为妻子曾
是地主的寡妇，丈夫是贫农，就成为有计划、有步骤的阶级报复，这是当时流
行的推理方式：阶级成分决定行为动机。似乎除此以外他们连人的基本需要都
不存在。因此，他们若有不轨行为，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反过来促使他
们挺而走险。这使作者想起这年大肆宣扬的合江县著名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
一个叫王文学的前地主在地里偷辣椒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将王带到公社，王最
後掐死了他。无论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王一旦被送到公社
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成分不算坏，就从思想上挂靠，总之，吃死人肉之类的事决不是坚
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干得出来的。
　　“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解放前男人外出
当兵病死，解放後在四大运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统
购统销後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下，该周对现实极为不
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3月16日
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
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⑩
　　因为能找到政治原因，县委才可能向地委报告。可以肯定，大量“政治影
响不好”的事已经永远石沉大海。

① 刘冠群：《田家英在大丰》。原载《红岩春秋》杂志1996年第六期。
② 见《当代中国的四川》第100页。
③ 《省委12月30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
（1959年）。
④ 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佐公社党
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1960
年12月6日。
⑤ 温江地委工作组：《潘廷光违法乱纪案件》，1960年12月1日。
⑥ 灵圣人民公社关于死亡人的报告（59字00号）。
⑦ 中共四川省委监察委员会：《金堂县竹蒿区发生违法乱纪打死社员三人》，
1960年10月12日。
⑧ 崇庆县委：《关于元通荣军校精神病员廖思忠抢杀一案的检查报告》，
1960年8月9日。
⑨ 温江地委办公室接大邑县委办公室电话记录，1960年4月25日。
⑩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1960年3月26日。

（选自东夫著《麦苗儿青菜花黄　　川西大跃进纪实》第四章第一节。该书根据
大量原始档案，文件、报告、讲话，以及对当事者群体的长期访谈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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