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予我们最大的恩情，就是把我和弟妹们带出
了“生活关”——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困难时期。

　　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他老人家虽然谢世十五年了，而我却常在梦
里见着他，并在同大哥及弟妹们相聚时谈及他。其实，孩提时的我，对父亲
并无多少好感，因为年轻时的父亲脾气躁，不顾家，常常惹得母亲呕气。可
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父亲便象换了个人样，逐渐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父亲给予我们最大的恩情，就是把我和弟妹们带出了“生活关”。所谓
“生活关”就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连续三年遭受的自然灾害造成
的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母亲是在1960年的春天去世的。在此之前，大哥已在1958年就读于成都
市戏剧学校。对于母亲的死，父亲怕影响大哥的学习不让告诉，待大哥知道
时，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

　　母亲去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便落在父亲一人肩上。一家五口人（还没包
括在外地的大哥）靠父亲每月22元的微薄薪金，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为了使
全家人能够平安地度过“生活关”，父亲在每月开工资时，就一次性地把全
家人的粮食定量买成饭票，按当月的天数分成等份，月大31份，月小30份，
每天取出一份去买三餐的主食。困难时期，由于猪肉供应奇缺，菜里见不着
几滴油，人们的饭量大得出奇，饭装到喉咙管还想吃。那时候，我和弟妹们
无时不在感觉饥饿。每当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手帕取饭票时，我们巴不
得父亲能够多取出一点饭票，让我们吃一顿饱饭。可父亲却坚持计划用粮，
从不让我们多吃一点。是父亲舍不得吗？当然不是。其实，父亲每天都要上
班干活，下力气，他何偿又不想多吃一点呢？但是，为了保全一家人，他不
得不带头勒紧裤腰带。父亲就是这样把我们一个不剩地带出了“生活关”。
 
　　母亲去世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力所能及地关心、照料着我和两妹一
弟。为了怕我们吃亏，他老人家每次都谢绝别人的好意，始终没有续弦。父
亲操心最多的是小妹和小弟。七十年代初，小妹在农村插队，在“退顶风”
中，我们都劝父亲退休让小妹顶替，可父亲却执意不退。他嘴里不说为什么，
心里却盘算着要把指标留给最小的儿子。结果上面一纸通知便冻结了“退顶”
工作。为此，我们都埋怨父亲，小妹更是大发脾气。所幸的是，小妹在生产
队被推荐上了中专，加之顶替工作不久又被解冻，小妹小弟的就业问题才算
画了个句号。后来我们都说，幸亏父亲没有提前退休，不然小弟的就业问题
还不知如何解决。

　　随着弟妹们就业问题的逐个解决，我家的生活逐渐好转，而父亲却依然
过着俭朴的生活。他的酒量不大但每天都喝一点。酒干了，杯子放在桌上，
过一会儿还要端起来咂一口，不允许有一丁点儿酒残存在杯内。父亲年近古
稀时，有的亲友劝他办两桌做生，他就是不答应。母亲去世时，由于家境不
好连口薄板棺材都买不起。所以父亲年迈了，我们当子女的决意给他准备一
副上等棺木（那时还没有硬性要求火化），然而父亲却不同意，他老人家对
此看得很淡。别看父亲生活上节省，可在教育上舍得投入。他退休金本来不
多，但每逢我的孩子开学，他都要拿出20元钱给孙子交学费。须知，八十年
代初期，20元钱相当于他半个月的退休工资。

　　对于儿女们的婚事，父亲是关心而不干涉。就在我们四个大的儿女陆续
成家、小弟有了女朋友的时候，父亲便离开我们而去。父亲逝世时安详地躺
在床上，那情景似乎告诉我们，他已经实现了母亲的临终嘱咐，可以毫无愧
色地去见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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