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使馆官员被苏联驱逐
　　（１９６３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８日开幕。当天，
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由于中共中央的信件对苏联“毫无根据的攻击”，因
此，“目前”在苏联将不予以发表，其他共产党要求：“作出公开的答复，
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６月２１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公报
驳回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对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的决议，以及对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７日，苏联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召回在苏联散发中共中
央复信的复制本的三名中国使馆官员。但这一要求被中国外交部说成是“毫
无理由的和不友好的。”苏联外交部７月１４日的声明说，中国使馆工作人
员置苏联外交部的两次抗议于不顾，在莫斯科和苏联其它城市散发了大量用
俄文印刷的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中国于７月５日发表的一个照会对
这一驱逐提出了抗议， 坚持认为：“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驻另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的正式机构及全体人员散发自己的政府和党已经发表的文件是完全正常
的。”


　　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中苏两党的会谈于莫斯科在绝密的条件下开始举
行，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代表中国共产党，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安
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寥夫、列昂尼德·萨丘科夫、斯捷潘·契尔沃年
科（苏联驻北京大使）代表苏联党。会谈于７月２０日结束，没有正式达成
协议；次日发表的公报说，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已经决定“双方代表团
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
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苏共对“二十五条”的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７月１４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的信件和苏共中央
一万八千字的复信。

　　苏共中央的复信采取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形式。这封信谴责了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
数以亿计的生命；谴责中国领导人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和在一些共产
党内组织破坏活动；这封信暗示，中国领导人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激励，
而不是被共产主义的原则所激励。苏共中央的复信概述如下：

　　引言。“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
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信件，
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读到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
结的响亮词句后面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

　　“还有什么对苏联和苏共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信件中呢？
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 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 ’、
‘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
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面前胆怯’、‘历史的倒退’，甚
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在
我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关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
义”时，信中回忆说，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１９８个工业企业和其它项目；
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向中国提供了１４００多份
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
正在对中国的８８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关于论战的展开。信中
说，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当绝大多数共产党拒绝了中共的观点时，
中国代表团“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
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此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的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后来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
一系列呼吁没有得到北京的响应。

　　信中声称，中国领导人通过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
经济和贸易关系， 把各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扩大到国际关系中。
“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
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从１９６１年年底起，中
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要求把苏联代表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
排除出亚非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苏共中央的信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的许多论
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
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
产党人吗？……第一，中国同志……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
表达过以及同他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他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
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
（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
的切身利益的问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
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
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
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
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码？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的后果的
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象中国
同志说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战争的真实情况正
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呢？它宣称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
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
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
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

　　关于热核战争。“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
言，‘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
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
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但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
亿万人呢？还是对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
（这句话指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作者注）
“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断言，‘胜利的人民，他
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其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
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
否明白，世界火箭　　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他们直截了当
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
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的确用不
着了……

　　“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我们对它
的破坏力非常清楚。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
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
使用这种武器……“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
旧世界的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
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原子弹不会辩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
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
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
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
设‘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 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中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
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

　　关于古巴危机。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
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
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实际情况究竟
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
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
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
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
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单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
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
战争的实际威胁。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的支配而走
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形势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
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 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
……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使得有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
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
明智和现实态度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认为，一切资
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
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
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次，美国政府仍在履
行自己的诺言　　没有对古巴的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
走火箭的保证， 并履行它。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还对古巴人民作出过保
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会要进一步援助古巴人
民……

　　“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
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关于裁军问题。“中共领导的真正立
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
苏共中央的信中继续说。“中国同志千方百计地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
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
过起来……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
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
帝国主义……”

　　关于和平共处。“中共中央在６月１４日的信中指责各共产党，说它们
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
迫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一种）……真
正骇人听闻的臆造和诽谤。……当我们谈到和平共处原则时，我们是指社会
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而言。和平共处原则当然绝对不能引伸
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敌对阶级之间的关系中……”

　　关于个人迷信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共领导人扮演了个人迷信维护者和
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
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信中接着引用了毛泽
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在１９５６年完全赞同苏共二十大包括对‘个人迷信’
的指责的决议所发表的那些声明，并且说“他们对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谈到“恢复党内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时，信中说：“在个人
迷信时期毒化人民生活的恐俱、怀疑和傍徨的气氛已经永远消失了……请问
一问那些父母在个人迷信时期成了镇压的受害者的人，承认他们的父母兄弟
是正直的人，他们自己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变节者，……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
什么……

　　“苏联人听到中国同志企图辱骂苏共纲领，感到吃惊和荒诞。”信中继
续说。“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时，
暗示苏联社会的有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脱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
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
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关于革命斗争的方法。分
歧中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道路
和方法问题。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
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
正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福
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 列宁教导说：‘ 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
……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列宁是不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
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
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改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
济成就，……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
来更为便利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
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
本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
共产党，说他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
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
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解释，没
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有分歧。……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
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
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　　暴力的和
非暴力的形式”。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信中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
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
联系问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
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
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
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
解放运动。“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
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
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
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
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
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
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
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
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宣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
点的其他目的……”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指责中国人“旨在破坏世界社会
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时，信中说，在最近三
年里，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下降了一半以上，由于中国破坏协
定，使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信中继续说：“在‘主要依靠
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见中共中央６月１４日信件中的第２２条----
作者注）这一公式下掩盖着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这一概念，对这种经济
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仅限于贸易。中国同志力图把这种态度强加给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策不能把它看成别的，只能看成是破坏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信中还指责中国领导“策划和支持各国
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这些反党集团有比利时、美国、巴西、
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信中说，“第四国际”的托
洛茨基分子企图利用中国党的立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领导人用许多种
语言发表文章，辱骂性地攻击苏联、法国、意大利、印度和美国等国的共产
党，“企图要其他兄弟党从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信中说，中国领导人“尽力利用阿尔
巴尼亚领导人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并且“把他们推上了公开反对苏联及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道路”。

　　信中否认了中国关于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并引用了
１９５５年《人民日报》的一句话：“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已经取得
了重要的成就”。苏共中央的信问道：“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急剧地改变
了自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呢？他们把这看作是他们认为有利的借口，
用来污蔑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此外很难作别的解释。”

　　信中继续说：“在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在若干原则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
依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象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这一点便把南斯拉
夫‘革除’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有十四个社会主义国
家。……执掌国家领导权的兄弟党所遇到的问题，范围日益扩大，而且每一
个兄弟党都在不同条件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各兄弟党对解决这些或那些
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态度，这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我们仿效中国领导人的榜样，那么，由于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劳动
党领袖们的严重分歧，我们不是早就该宣布阿尔巴尼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但这是对解决问题的不正确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尽管同阿尔巴尼亚领导有
分歧，苏联共产党人认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从自己开始采取措
施，不使阿尔巴尼亚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国对苏联声明的评论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对苏共中央７
月１４日的信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评论。他说，苏共中央信件的内容“是不
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位发言人的声明，语调具有
讽刺意味，声明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再一次发表其６月１４日的复信，同
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复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他说：“我
们广播苏共中央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
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劝告尽可能多的人来
学习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７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信件的全文，并附有一篇编
者按，断言“这封信采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
倒是非的方法”。《人民日报》指责苏共领导人“恶意地指责所谓‘中国的
好战态度’特别是攻击毛泽东同志”。苏共中央的信件指责中国领导人完全
改变了原来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态度，为了答复这封信，《人民日报》指出，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全盘肯定”苏共二十大。《人民日报》继续指出：
“对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我们从
来没有同意过。……我们一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同样的，关于和
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也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
当时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了照顾苏共和苏联的威信，我们
在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上没有公开批评过苏共领导人”。

　　为了答复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已经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
断言，《人民日报》指出，１９６０年苏联撤走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
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困难和损失，成为中苏经济贸易联系减缩的
主要原因。中国是受害者。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反而责怪中国缩减了中苏经
济贸易联系，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颠倒是非竟然达到这种
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中国对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的谴责
　　（１９６３年７月）

　　１９６３年７月３１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声明，谴责７
月２５日苏联、美国在莫斯科草签的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条约为“肮脏的骗
局”。声明说，这个条约“与爱好和平人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它没有阻止
美国进行“核讹诈和核扩散”的政策，并且表明了一种美国、苏联和英国保
留自己的“核垄断”的企图。条约的范围不包括地下试验，这被看作是有利
于“美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苏联政府被指责为“心甘情愿地听任
美帝国主义夺取军事优势，”“出卖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包括苏
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中国声明宣称，世界
人民需要真和平，而不“假”和平，条约映出了“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丑恶
面目”。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日，周恩来向各国元首发了一封信，倡议召开世界各
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彻底、全面、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
问题。除阿尔巴尼亚外，接受这个建议的国家仅仅有：北朝鲜和北越（当时，
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争论上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以及巴基斯坦。
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与中国保持亲密友好的政策。

　　刘少奇在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８日讲话中，把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
谈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新型武器”时，他断言，“在现代修正
主义者看来，……活着就是一切。活命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
论”。

　　苏联政府为了答复中国政府７月３１日的声明。于１９６３年８月３日
发表一个长篇声明。苏联政府把中国声明说成是“充满失望和悲观情绪”，
它表达了自己的诧异：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发表这样一个声明。苏共
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无耻的”断言起了强烈反应，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实
际上等于对鼓吹世界热核战争和反对解决国际圆桌会议争论的问题的那些人
的纵容”。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与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
共处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态度，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置于公开反对社会主义
大家庭，公开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公开反对欧、亚、非、拉美所有
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活动之中。

　　苏联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１日的一个声明坚持认为，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个
核禁试条约的真正动机，就是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得到他们自己的原子弹。
９月１日，中国政府在答复中指责苏共把１９５７年有关核武器的秘密协定
的细目传给了美国。

摘自《中苏关系内幕纪实》([英]彼得·琼斯　 西安·凯维尔 著，郭学德 
朱耀先 黄飚 译) 第四章

(送交者: 阿看 于 May 21, 2001 18:17:59:[新观察/xgc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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