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记明(广东)

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311

口述人:谢记明(男,1943年出生,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炮台桃山村人)

采访人:谢佳乐(女,1992年出生,西安美术学院影视摄影2011级)

采访时间:2013年2月3号

采访地点:谢记明门诊所

(口述整理:吴文光)

采访笔记:

从回老家就一直打算采访明伯,直到今天才正式对他采访。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我家对面开药店,从小就爱开我玩笑,所以我跟他特别熟悉。到我十岁离开这个地方后,但每次有回来依然会跑到这和他聊天。

他从小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在59到61年只有他和他父亲两个人下地干活,所分的粮食经常不够全家吃,所以在那些年被饿得很厉害,在他家这么困难的时期,他还是有到学校去上学,半读半干活,学校有发粮票,但读了两年初中后,学校倒闭了,他只好一直在地里种田。到64年,他开始拜师学医,过了九年后在红丰农场当赤脚医生,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搬到我家对面开诊所。

从他表面来看,他很乐观向上,平易近人,爱与人聊天,如果不是这次的采访,我真的不知道他从小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长大的。

口述正文:

“自然灾害”是台风

那三年吃食堂当然记得了,这个是经过的,当时都差不多二十岁了,什么都记得。那时发生自然灾害了没?有,台风,台风年年有,台风是常有的。那时被饿得很厉害哪里是因为台风,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领导方式不好。

交公粮

主要的是水稻和番薯,水稻多,交给国家一半多,叫做公余粮,交给政府嘛。那时做得很辛苦才六百进退(左右)斤,收割不多,公余粮又交了一大堆,还不止一半交还政府,哪里有饭吃。

交了就放着粮仓,然后再调来调去,单位,部队,城市居民啊,城市居民都是在政府这里统筹过去。不然单位和部队哪有得吃啊?他们分配粮票,要拿钱去买,一人多少斤,你家有多少人就分配多少斤。分配后就有一张叫粮票的,你就拿钱去买,一斤一角二多,那时的工资是二三十块。

我们家

那时我们家里有十人,兄弟姐妹八人,五兄弟,三姐妹,和我父母,总共十人。我们家劳动力少,就更严重了,被饿得快死了,真的要被饿死。十月割谷后,最多就吃到正月过,就吃完无米。

我和我父在地里劳动,我母这些女的就在家做花(绣花),也是公家的,比如你做一块钱就给你拿三角,然后就记工,做了也是记工的,没有说做了是你的。

生产

那时叫做“集体”,集体就是,这些田地拢总集体,我们这些人,你去读书就免去劳动,无读书就得去田做工作,做后就来算工,工多就多,工少就少,就变成欠款。譬如:你拿他一千元物件(东西),你才做八百,你就还欠生产队两百块;你要是劳力多的,拿一千元,做一千多,就还存(剩)。存(剩)了的,是记成数的,哪有还钱,才没有呢,存款也记成数,欠款也记成数。

还抓到特别严,在收割的时候,你爱去讨赚无好讨赚(你要去做生意,也不能去做生意),田里事多。六月那会,人就去翻田,抱土,哎……事一大堆,事一直做不完。那时都是驶牛,驶牛的人,驶好后还要去用手工弄多一遍,干到晚上。

“集体阶段”(指公社时期),在田里做得很累,做多少都五六百斤,现在还不用动就有千多斤。

只有公社化才吃食堂,58年,59年就已经无了。无食堂就依靠这些粮了,看你的工和人口去计算,然后去分。分不多,等到结算分的粮,六个月吃不到三个月就无了,然后再想办法。

公社化,那时我十七八岁,去炮台读书,那时就拿米去食堂炊,那二两多的米,当现在一两多。放学肚子特别饿,有人不见饭盒,不见番薯,被人拿走了。

那时就是最惨的,吃饭都紧张的。饿死没有,是做了吃不够,不会说什么都没得吃,是吃好吃差的问题,吃一些稀饭,特别稀,吃过就肚子饿。

分鱼

一年分两斤半鱼,七月半就分半斤,中秋半斤,冬至半斤,过年一斤这样,就是这样。一条鱼没几两,放在现在,给人吃人都不要。以前人就是这么辛苦的。

 

穿

一人分不到两寸布证,连做个裤衩都不够,全家人做不到一件衣服。过年到了就有人来移衣服,就是染色,比如我这件衣服,过年觉得太旧,就拿去给人移,就是新的了。

60年最苦,那时你去炮台得有粮票才能去店铺吃,凡是吃的就要粮票,没就没得吃的。人身边都没钱。

那三年至到后来这集体阶段一直都不好。公社化58年到70年都不太好,到了改革开放,七几年到现在才好。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4-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