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宗诗(四川)

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211

口述人:先宗诗(男,1944年出生,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白米乡龙聚村村民)

采访人:吴文光(男,1956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

采访日期:2013年2月 9日

采访地点:先宗诗家

采访笔记:

先宗诗父母50年代初作为贫农分进我祖父吴家房子住,就此成了60多年邻居。先家和吴家第三代(先家孙女和吴家孙子)80年代成家,两家成了亲家。现在吴家老房子人走屋塌,先家还住在原地,房子已经翻新。我先采访先宗诗老伴程文碧,两天后再去采访他,他很热情,讲了很多,好像一直等着我来采访。

口述正文:

大跃进大干

刚土地改革几年,生活逐步富足,那几年还好。55年开始搞互助组,开始凭工分吃饭,五七年是高级社,五八年就说入人民公社。我是小学毕业,58年毕业的,我老父亲土改时就死了。人民公社开始抢工分,我妈是小脚,我妈带着我们抢工分,开始苦了。

58年大跃进,我们这些(家里)柜子箱子的铜扣铁锁都要上缴,贡献给国家。你要不交,就来拿你。调去古蔺(县)大战钢铁,大兵团,走到去,两百多里,去挖铁。我们都去挑煤炭,去石宝山,整几个土窑子,牛黄(冒)起来,人就(晕)倒了,赶快抢救。当时就这样。

伙食团

毛主席那时号召搞人民公社化,搞大食堂,那时好恼火!“过渡时期”嘛,吃不起饭,一个人一天三两麦子,一年半都难得打回牙祭,吃个鸡鸭就是好得很呢。鸡鸭都喂不起,那时粮食都没得,好恼火呀。

干活路回来,没得吃的,我妈就在家里推(碾)些萝卜壳壳(外皮),放点麦子在里头,做成窝头,干活路回来,饿得很。当时我17、8岁了,正长身体,饿,就吃这个萝卜壳壳和一点麦面蒸的窝头。吃不下去,喝水古倒(强迫)灌下去;吃下去,消化不倒,屙都屙不出来,那是最恼火时候。

地里偷红苕

我这个故事讲不完。最饿时,有个豆豆子吃还是好的。老子就想办法搞吃的。偷红苕,还偷胡豆(蚕豆),坡坡上摘到,就在坡坡上烧吃,被干部看见你就要着(倒霉)。

还有,走过红苕地,悄悄地,拿点带回来,藏在衣柜顶顶上。晚上我妈就煮吃,怕被看见家里冒烟,就晚上煮,在墙角角处煮,少出点烟子噻。红苕藏在衣柜顶上,耗子也多,也来啃你的。

吃观音土,我继父死了

粮食没得了,只有找点野菜,找点“代食品”,还有泥巴,就是观音土,把它合到粮食里一道吃。观音土这种土,摸着很细,说它是观音土,意思就是它是救苦救难的。

没得吃的,就拿观音土吃,拿来,推成细面面,弄来吃,吃了招不住,吃了屙都屙不出来。

那哈生活恼火。我继父得了病,周身浮肿,后来到61年他就死了,50几岁,名字叫裴家兴。还有个叫庞炳云的,最吃得了,也饿死了,他也是贫下中农。

我那年得了重病

吃食堂时搞得我要死不活的。我得了“湿黄病”,周身发肿,差点死了,着不住(耐不住),去街上医病。后来遇到一个苗子,他说我“亏了”,给我一副药,要我五块钱,让我回来吃。

我这个人还是不该死,后来就好了。当时我满19岁。我就是那年得了重病,到现在我没有得过病。

六零年,刘少奇大概看着不行了,下放点土地,搞了半年啊,刚刚点上白薯和红苕,后来就赶紧收上去。如果按照这个政策,那不会死那么多人。

 “偷公粮”事件

那哈生产队的粮食不见了(指发生在1961年的“公粮被偷”),就是队干部他们几个,还有保管,把粮食偷去私分了。他们就说刘家几哥弟他们偷的,古倒(硬是)把刘家那几哥弟就捆到。刘玉清,还有那个刘金明,被弄来,捆到,古倒(硬要)你承认。你没偷,偏偏说你偷的,逼你成招。

捆他们时我在旁边,不敢说。那时我们说都不敢说,为啥子不敢说?那些干部哪个不怕他们?

那哈生产队长就有那么大的权力,说他偷粮,古倒(硬是)让他招。最后他们就承认了。把刘家的鸡鸭,还有兔呀,还有羊子,牵(走)了。

分给我们家抵粮的羊子被干部牵了

公粮被偷了,那时一人一天分三两麦子,那哈我们家是三口人,我妈,还有我妹子,一家人一天不到一斤粮,10多天有10多斤粮没分到。干部说,粮食被偷了,从那些“偷粮”人家里牵他们的鸡鸭和羊来抵粮。一斤羊子大概抵一斤粮食,拿羊子来抵我家的粮。

没得办法,我们只有拿了羊子,就喂起。后来羊子喂得差不多了,有20多斤了,两个队长,李二麻子和李歪嘴两个来了,还有几个人,说:妈了个逼,把羊子拿来,把羊子牵毬走!

他们古倒(硬是)就把羊子拉了。我打又打不赢他们,那哈我才18、9岁。

队干部权力大得很

那哈,那个生产队长歪得很啊,权力大得很,我们又不敢开腔(讲话)。那哈的生产队长就是那个李家的,李歪嘴,还有李二麻子。那哈最惨了,一点都不讲人道,想做啥子就做啥子,他们和大队勾结。毛主席也管不到他们。

我老子心里不服啊!后来文化革命我就弄他们,有红卫兵来串连,把他们弄来斗争,他们乱干,我要反抗,造反,造他龟儿子的饭,我不服气。

后来我当了10多年的队长,从72年干,到83年我就退了,没干了。

李二麻子“四清”(1964年)就下台了,文革时是李歪嘴当队长。这个李歪嘴,弟兄几个凶得狠,动不动就打人,也叫他“歪三爷”,是贫农。这两个队长现在都死了。

吃食堂之后

到63年才划点自留地,接着土地分了点,就好点了。

吃伙食团时,最恼火是61年、62年,白天黑夜的干,人心也假,公粮生产队要交,大队统一调拨,粮食拉走,再统一调拨,生产也没做好。

那时政策把大家都捆在一起,哪里做得好嘛?就是一个家庭,都还有一些努力一些不努力的,集体捆在一起干,哪里干得好?当时就是政策不好。现在好了,感谢党,党的政策。现在农民种地,还倒给你钱。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3-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