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胡传忠(1934年生,男,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油坊店村人)
采访人:胡金铭(1990年生,清华大学研究生)
口述时间:2012年2月8日
口述地点:胡传忠家里
采访笔记:
胡传忠,按辈分我叫大伯,是村里老人中少有的识字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奶奶介绍让他讲59年的故事,说他记性好。59年发生在油坊店村的饥饿惨剧,他描述了大概的死亡情况,分析了饥饿产生的原因,也讲了许多骇人的故事。在我的追问下,他回忆起了许多在59年因饥饿而死的人名。整个访谈都比较冷静,他很少有感触,过去的确痛苦,但对于当下来说,最让人烦恼的也许仅仅是孙子高考或者今天吃什么的问题。
被访人引言摘录:
“59年的事情,说不得,59年饿的人,那惨啊。”
“59年我教民办小学,学生上课都把头低着,饿的,最后学生死的差不多了,就没教了。”
“10月是正要命的时候,那时候死的人最多。那时候胡萝卜正上令,你奶奶就偷胡萝卜茵子(胡萝卜顶上的叶子)吃,到60年民主补课,把所有的干部弄到我们油坊店供销社来背胡萝卜,那时候胡萝卜就多了。”
口述正文:
59年的事儿,那惨得很
你要问59年我的事儿,那简直多得很!记不清名字的多得很,那惨得很!都不能说太详细,惨得很!现在人知道什么哟,就知道59年过了那“一难”(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有粮食你吃不到。
59年,总结那时候的形势,就是解放后,由单干到集体,从一开始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原来是一户一户的自己种田,后来转为互助组呢,就是一个小集体,但是收的粮食还是各是各的田,田多收的多,田少收的少,只不过互助组在一起干活,你帮我我帮你这样的。那到了初级社呢,那就归大队了,收的粮食都归大队,大队按工分分配,做多做少大队统算,工分多,粮钱就多,家庭要是劳力少,连口粮都捞不回来。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又转为人民公社,以公社为单位。一个大队管十来个生产队,我街上就4个生产队,东西南北4个。(油坊店村的一条街,街上的人家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生产队。村民平时赶集都在这条街上)我跟你爷爷是西(边)队的,那时候都是社员。还有锅炉、长山、刘小湾、陈洼、新湾、阮湾这十来个生产队,都是油坊店大队的。大队队长住在刘山,陈洼有个主任,叫绿连升,会计是刘友全。
吃食堂是58年开始的,粮食放在生产队,不分给社员,干活给工分,按工分计酬,算得多得少。家庭不允许有小锅小灶,想吃肉,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肉,过年,大队也发点肉,也打糍粑,过称称,一个人发一斤二斤。不让养猪,让养也没得粮食养啊。
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树都砍了
大办钢铁的时候,一个家庭的锅啊,好锅都给你拿去砸了,去炼钢铁。那铁拿去炼,炼出来不还是铁吗?真的要炼铁,是矿山那石头拉出来炼的,才能炼出来铁。当时就在南大河、白雀乡那大办钢铁,光山县就这两个炼铁的地方。那夜里那炉子彻天红。那时候社员叫你去炼钢铁,男的女的都去。你劳力抽多少人,在那里白天黑夜地抽风匣。当时我一个生产队派有十来个去炼,住在那炼铁。
为了炼铁把树都砍光了!大椿树都放倒了,在那里烧炭,往炼铁厂送。有的家里的把供桌椅子都砸了,烧成黑炭往炼铁厂送,多少的供桌都给它砸了,炼钢铁。那个炉子老烧得些,老要炭。炼了有一年,炼出来铁,完全指望收底下人的铁家伙,锅、铲子,化成铁水,炼出来不还是那些铁么?
59年不是“自然灾害”,是“浮夸风”害的
生产队的粮食都交给大队,公社再告诉大队,一年的粮食卖多卖少。大队就得听公社的。那时候啊,我们家里都不交粮食了,那是高级社,我们只管做工分,粮食都不归社员所管了,统一交给大队,大队再按人口分粮吃。大队向上面报多了,下面粮食没有了,就减粮食吃。
一个大队要是卖得少呢,就落后了,那时候“争上游”,谁卖得多就光荣。所以这样一搞呢,谁不想争上游呢?你的粮食达不到,卖少了,大队干部就挨批评。一评比,每个大队按面积,多少亩,人家大队卖得多,你的卖得少,就不行。那要是收的粮食没有那么多呢,还要卖那么多,要交给国家,这样一搞,农民的粮食越吃越少,把粮食都交给国家了。
粮食被大队和政府弄去,搞“虚夸”。马龙山(当时光山县县委书记)向省里产量越报越多,越光荣。那时候粮食都都送走了!留一点粮食虚夸,都送去卖了,就是马龙山拼命吹,把粮食都收走了,卖给国家了,要不是把粮食收走,怎么也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实际这一斗(亩)田产200斤,马龙山向省里报了那多粮食啊,他往上报500斤。那时候800斤上“纲要”(“粮食上纲”即当时的“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现在一亩田不止800斤,上千了。但是那时候没有肥料,一二百斤算好的。(就是)浮夸!
在59年快过年的时候,就在我那边屋旁边,弄一堆糠头,上面撒一层稻,让人来检查,以为都是稻,其实是糠头!我当时看到上面有一层糠,我偷偷装一点走了,回家弄着吃了。那时候吃糠都不错哩,有的人把糠头拿来焊焦,再用力舂,用筛子筛,吃得呼恰呼恰的。(那时)吃得比猪都不如。
总之就是,那时候一级一级的浮夸,没有那些粮食说有那些粮食,你要是报得少就挨打,大队干部也是说斗就挨斗的,大队干部只能多报,他大队长报得多,生产队的粮食就交得多,都交到上面去了,农民就没得吃了。不交不行的!不交大队干部都要挨打!不打死你!就是这样把人饿死了。
不管成分好不好,说错一句话就挨打
59年主要的原因就是“浮夸风”,不说实话,向上级紧瞒,不“浮夸”就打你,说你是右倾,你太右了。生产队挨打的人多了,那个刘守义,也不知道说错什么话了,大队的就打他,打到最后被抬回来的,一下就打伤了。
那时候还有个挨打是怎么回事吧,那时候大队的问,你一天得多少粮食吃?胡传银他老头(父亲)胡源登也是贫雇农,他说政府不该不给粮食吃,不该让人饿紧了。就挨打,说错一句话就要斗你,不管你成分多好都要斗你。有时候开会发言,有时候平时跟别人说话,积极分子就报,有的人说的是好话,他能给你分析坏了,就斗你。
南头有一个老头,六七十岁了,叫肖丙银,大队问他,你一天能吃多少粮食?他说,我一天能吃三斤。一顿一斤米嘛,那个时候真吃得了,平时任何时候谁都吃得了。那样大队就斗他,在大队(部)斗啊,开全大队的小队干部会来斗他。你猜大队说他什么,说他反对粮食政策,一天居然要吃三斤米咧。我们都去了啊,不光要去,还得动手打,不动手打他说你不积极。他受不了也要打他,最多打得轻一点啦。实际上哪里个个都去打,就是在四周喊喊:你反对粮食政策,一天还要吃三斤咧。
那时候,人饿的时候能吃得了三斤米,那不敢说啊,谁个不想吃多一点呢?那斗人的大队干部也想多吃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粮食呀。说的就是反对政策,政策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吃。最后都不说真话,说假话受表扬,说实话挨批判,不然怎么能出现这些事。肖丙银他就一个光杆,没小孩,59年死了。他成分好,贫雇农,成分好也不行,照样斗。
59年,开始饿死人
到了59年,那年年底又缺欠(歉收)点,上面又“浮夸”点,粮食明明没有那些,他又“浮夸”。59年一人一天才6两,正要命的那两个月,一两都没有,不开伙。(食堂)有两个多月没开伙,家庭里又没有一粒粮食,你说死人不死人?非要让人饿死!阴历9月开始停伙,一直到腊月才有粮食。
这两个多月正冷,正过劲啊,吃什么?不就饿死!总而言之,就是大队浮夸,把粮食都交了,我们没粮食吃,就没得活命了,一家一家的都没得了。
饿得没法,偷杀队里牛被打,私宰小猪也被打
当干部的强点,能搞点粮食,社员到哪里去搞粮食?饿得没办法,偷偷杀生产队的牛,杀牛的人,牛皮都煮了吃了,大队逮不住就分了吃了,大队逮住了,就打个半死不活,把牛肉没收到生产队去。
就是杀自己养的猪也不行,吊起来打,猪肉最后也没收了。当时谢XX是大队支书,队长刘XX,那夜里我们这一片开大队干部会,六个大队的都来了,治安主任,支书,积极分子都来了,就在我屋后面开会。他们听见猪叫,有人跟大队告发,知道有人熬不住饿,要杀猪吃,就找,找到了就吊起来打,吊了七个人。大队打人,都组织底下的积极分子打啊。
我记得三佬(胡德福),把他逮住了。大队在我家屋后头,把他吊起来打,打得直嗷嗷叫。刚好你大爷(胡德勤)那天晚上杀猪被逮住了,就是杀自己养的小猪,你大爷养的,没多大一点。你大爷把猪盖在大缸里,大队(干部)把大缸掀开,逮住了,吊起来打,被打得浑身是血。有外大队的人,他打你大队的人还不往死里打?
我(家)对面有一个在大队里被打的,就是胡传武他父亲,叫胡德金,被抬回去了,是当场打死的,他外号叫三寡妇。打死了!不打死他,后面的也都打死了。
王从明当时被打晕了,泼凉水继续打,打完回家没几天就死了。王从明就是胡华阶的女婿,胡华阶就一个独女,回来找他爸老坟,没找到,在大沟(村里搁没人掩埋的死人尸骨的地方)里头找到一截骨头。
我家饿死一个孩子, 我带大儿子去逃荒
59年我家庭饿死一个,1岁多。我家里一共6个人,三个小孩饿死一个。那时候吃什么?吃糠头,吃燕麦,吃草皮头子,挖野菜,有什么吃什么。我大儿子金旺,怕把他饿死了,弄的饭都给他吃,也没多少饭吃,买点浆浆粉给他吃一点,这样才没把他饿死。
我急得跑走(指逃荒)了,带着我大儿,跑新县去了,在山上找野东西换钱活命。那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洋钱也买不到粮食啊!(连文芳插话:我那时候上普吉去买菜,差点死河里了。王XX,邵X的外甥,他是窑厂的头,他要我的菜,还要拿我一把半旧的雨伞,他拿了伞,让我把菜搁地上。我跟他哭,说我有个老婆婆在屋里等着,不然就饿死了,其实我哪里来的老婆婆,我老婆婆早死了,反正我死也不给他菜,他当时差点给我推到河沟了,我当时脚都快踩下去了。他现在还活着,我现在都不理他。你现在讲人情啊,那时候谁都不跟你讲人情!)那59年的事,都说不得,惨得很,说不得。
我家后面一家人都饿死了
到了过年都没饭吃,那年雪还下得大啊,直到60年4、5月的时候,生活才慢慢好一点。饿得厉害的时候,我后面一家家的都死绝了。胡华阶一家,那天你爸还问我胡华阶一家还有活的人没有,就剩两个媳妇了。他家里一二十口人,三个儿子,一个女。三个儿子,大老板的老婆姓颜,二老板的姓刘,三老板的姓郑。三个儿子都又生有小孩,加起来一共二十人。都饿死了。
胡华阶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个出名的人,他厉害,就跟现在那些流氓头一样,厉害,人都恨他。杀人倒没有干,就是厉害,是最厉害的人。54年全国一下子,一晚上就逮了好多人,连胡德耀、胡德海都逮起来了,那一晚上逮了好多人,逮起来之后就劳改了好多年,期满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之后地方群众又斗他,都恨他,又把他逮起来了,后来就死在外面了。他家其余的人都在59年饿死了。(胡华阶的)三个儿子没干恶事,都是农民。现在就胡德坤的刘氏还活着,80多了,又嫁到徐湾去了。
59年村里人饿死了一大半,我们生产队里还失踪了3个人
没有哪一家没死人,街上(油坊店村的一条街)死人多,原来街上有300多口,死一大半,这样的。那个叫胡德银的,一家五六口人,死绝了,他两口子就40多岁。王从明,一家也死得没得了……还有刘定国,一家也死完了,还有刘守义一家。我只晓得我队里的,洪毅禄、洪毅寿这弟兄两个两家人全死完了,他家人口不多,三四个人。
绝户的,我生产队里就这几家,那还有一家里死一两个人的,多了。洪毅禄、洪毅寿家没有老人,尽是四五十岁的,都饿死了。王从明他老娘置一个大寿木,结果王从明先死,他老娘后死。59年谁能抬动那个大寿木?就是我把他老娘抬到大沟扔了。最后那个寿木,三块银洋让南头邵三他妈买去了。59年谁有力气抬死人?有的人死在家里两三天。我们这里还算好的了,听说付老殿(潢川县的一个村)的,把死人抬得像稻草一样,一码一码的。我们还放大沟里。59年我抬死人就抬了两个。59年的事简直不能说。
王从明她妈,是我跟金老两个抬的,抬大沟(村里搁没人掩埋的死人尸骨的地方)里埋的。当时谁有劲抬呢?都抬不远,就抬到后院大沟里,放里面,铲两锨土上。那时候都抬不动,埋不动,不然把你自己也带倒了。坟只有一个,其它就不知道了。现在大沟也平了。
我队里59年还有三个人失踪的,一个艾裕阶,一个老头,他女儿在城里头,他去找他女儿,走到南大河北头,人饿得晕晕的,饿倒一下就起不来,就死在南大河那儿,死了也没人收尸,他儿都各顾各的命了,这死在外面就没弄回。还有胡传惠的父亲,那时候跑外面去要饭,那时候要饭谁有饭给你哩,最后就杳无音讯了。最后还有一个胡德培,他的四哥,也是跑到外头死的,到现在连坟都没有,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西队就这三个死在外面的,连坟都没有。西队当时有十多家人吧。
59年学校上不了课,因为学生都饿死大半
当时小学就在你奶奶家后面,那后面是大队的几间屋。大队在那办的民办小学,那时候的小孩,有的长到十几岁都没学上,年纪大都是文盲,不能把下一代的儿童都弄成文盲诶,后来大队就弄了民办小学,书杂费都由大队的出。就我一个老师,那时候民办的上学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就我一个人教。
我在小学教书,有的饿得晕晕的,都坐不住,学生上课都把头低着,饿的,还上什么课?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最后才剩十多个学生,都是饿死的,还上什么课呢?小孩都不来上课了。最后都不开课了。
村里确实有人吃人肉,还有人卖人肉
当时饿死的都放外面,连亲叔伯的都不知道。到处都倒的是死人……(连文芳插话:我从娘家回来都是从死人身上翻过来的,都是外面来的走路(逃荒)走到这儿饿死的人,就在四姐门口的陡坎儿那死的人,屁股肉都被割跑了。)
我还亲眼看到割肉,你晓得是谁吧?就是胡XX。他还卖,他把肉拿来卖,他开饭馆的,他弄的肉弄的汤,卖给人家吃。我亲眼看见,我那天去扒饭(应该是找吃的的意思,)往胡老殿去,就在小燕家门口那块田那里,那时天快黑了,瞧到那田里睡个人,那就知道他是死人,睡在路边田里,这是头天回来看见的。我第二天早上又从那儿走,往胡老殿那儿去,又从那个死人那里走,我还没走到那去,就看见一个人弯腰,手一动一动一动的,那就是在割,割那个人肉。他(割肉的人)眼睛也到处看,看到我非得往他那里走,他也怕,就跑了。跑到田埂那躲起来了,我从那走,看到割得红剌剌的,我才晓得人家在割那个人肉。等我走过田那头,又看见那个人又跑回去割。大家都说那是胡XX,他割人肉卖。
胡XX59年死了,他弄的人肉卖给人家吃,他结果死了(连文芳插话:他老两口爬一头死的,他死了屋里还有一坛牛肉,一坛米,还有洋钱。)最后就剩他一个儿,一大家人死的就剩他一个。他姊妹好几个,两个妹都是小孩,都饿死了。(一个叫)小娥死了,他瞒着,藏在屋里,没死,在食堂能打饭,他家人说小娥没死,还照样能多打点饭吃。那时候有一口饭都是好的。
我对门那个马X,她吃人肉,就是哑巴他妈,跟在武她妈两个人割的,吃人肉,她两个59年都过过来了。
解决“饥饿”问题,“民主补课”
队长刘XX,当时他家没死人,他能弄粮食吃,我们把粮食交上去,放在仓库里,在后洼仓库了,他能弄点出来吃啊。我们生产队的没得仓库,粮食不让生产队管,只有大队管,他能私自开开弄吃的,所以当干部的没得死人的。会计刘友全家里没死人。苦,苦了社员,晓得吧。
60年来一个“民主补课”,就是整顿59年里所有的卡粮食、不把饭吃、把人饿死了的干部,把原来打人的大队干部都逮起来,送到公社里学习嘛。油坊店大队干部都逮了老谢、吴思秀、刘子兴、就是禄连升没有去,他当主任那个时候。
“民主补课”县里省里都派人来整顿这些人,这些事。这时候粮食就解决了,上面才给粮食。生产队是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政府让上外面去挑,上北店(地点待落实)和凉亭去挑粮。刚开始解决的时候,一天一人连2两粮食都没有,后来慢慢解决,才加到一人一天6两。就算一人一天6两。一顿饭就十来斤米吧,在大食堂那大铁皮子锅里,十斤米煮的完全是水嘛。打饭用那划船的板子,搅着,舀着,盛到碗里就是一碗水,连米汤都不粘,就是喝个水,端回家加点野菜吃。这样一直熬到解决粮食。
那个59年的那些记载,我怕大队总有记载吧,我猜有人记载,60年“民主补课”死多少人都有数的,肯定记有。
注:“信阳事件”及“民主补课”背景介绍,参考文《“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者:鲁嘉宾(1980年《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原稿载《领导者》)引文如下: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缩影。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3-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