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胡传忠（1934年生，男，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油坊店村人）
采访人：胡金铭（1990年生，清华大学研究生）
口述时间：2012年2月8日
口述地点：胡传忠家里
采访笔记：
胡传忠，按辈分我叫大伯，是村里老人中少有的识字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奶奶介绍让他讲59年的故事，说他记性好。59年发生在油坊店村的饥饿惨剧，他描述了大概的死亡情况，分析了饥饿产生的原因，也讲了许多骇人的故事。在我的追问下，他回忆起了许多在59年因饥饿而死的人名。整个访谈都比较冷静，他很少有感触，过去的确痛苦，但对于当下来说，最让人烦恼的也许仅仅是孙子高考或者今天吃什么的问题。
被访人引言摘录：
“59年的事情，说不得，59年饿的人，那惨啊。”
“59年我教民办小学，学生上课都把头低着，饿的，最后学生死的差不多了，就没教了。”
“10月是正要命的时候，那时候死的人最多。那时候胡萝卜正上令，你奶奶就偷胡萝卜茵子（胡萝卜顶上的叶子）吃，到60年民主补课，把所有的干部弄到我们油坊店供销社来背胡萝卜，那时候胡萝卜就多了。”
口述正文：
59年的事儿，那惨得很
你要问59年我的事儿，那简直多得很！记不清名字的多得很，那惨得很！都不能说太详细，惨得很！现在人知道什么哟，就知道59年过了那“一难”（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有粮食你吃不到。
59年，总结那时候的形势，就是解放后，由单干到集体，从一开始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原来是一户一户的自己种田，后来转为互助组呢，就是一个小集体，但是收的粮食还是各是各的田，田多收的多，田少收的少，只不过互助组在一起干活，你帮我我帮你这样的。那到了初级社呢，那就归大队了，收的粮食都归大队，大队按工分分配，做多做少大队统算，工分多，粮钱就多，家庭要是劳力少，连口粮都捞不回来。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又转为人民公社，以公社为单位。一个大队管十来个生产队，我街上就4个生产队，东西南北4个。（油坊店村的一条街，街上的人家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生产队。村民平时赶集都在这条街上）我跟你爷爷是西（边）队的，那时候都是社员。还有锅炉、长山、刘小湾、陈洼、新湾、阮湾这十来个生产队，都是油坊店大队的。大队队长住在刘山，陈洼有个主任，叫绿连升，会计是刘友全。
吃食堂是58年开始的，粮食放在生产队，不分给社员，干活给工分，按工分计酬，算得多得少。家庭不允许有小锅小灶，想吃肉，一个月两个月都吃不到肉，过年，大队也发点肉，也打糍粑，过称称，一个人发一斤二斤。不让养猪，让养也没得粮食养啊。
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树都砍了
大办钢铁的时候，一个家庭的锅啊，好锅都给你拿去砸了，去炼钢铁。那铁拿去炼，炼出来不还是铁吗？真的要炼铁，是矿山那石头拉出来炼的，才能炼出来铁。当时就在南大河、白雀乡那大办钢铁，光山县就这两个炼铁的地方。那夜里那炉子彻天红。那时候社员叫你去炼钢铁，男的女的都去。你劳力抽多少人，在那里白天黑夜地抽风匣。当时我一个生产队派有十来个去炼，住在那炼铁。
为了炼铁把树都砍光了！大椿树都放倒了，在那里烧炭，往炼铁厂送。有的家里的把供桌椅子都砸了，烧成黑炭往炼铁厂送，多少的供桌都给它砸了，炼钢铁。那个炉子老烧得些，老要炭。炼了有一年，炼出来铁，完全指望收底下人的铁家伙，锅、铲子，化成铁水，炼出来不还是那些铁么？
59年不是“自然灾害”，是“浮夸风”害的
生产队的粮食都交给大队，公社再告诉大队，一年的粮食卖多卖少。大队就得听公社的。那时候啊，我们家里都不交粮食了，那是高级社，我们只管做工分，粮食都不归社员所管了，统一交给大队，大队再按人口分粮吃。大队向上面报多了，下面粮食没有了，就减粮食吃。
一个大队要是卖得少呢，就落后了，那时候“争上游”，谁卖得多就光荣。所以这样一搞呢，谁不想争上游呢？你的粮食达不到，卖少了，大队干部就挨批评。一评比，每个大队按面积，多少亩，人家大队卖得多，你的卖得少，就不行。那要是收的粮食没有那么多呢，还要卖那么多，要交给国家，这样一搞，农民的粮食越吃越少，把粮食都交给国家了。
粮食被大队和政府弄去，搞“虚夸”。马龙山（当时光山县县委书记）向省里产量越报越多，越光荣。那时候粮食都都送走了！留一点粮食虚夸，都送去卖了，就是马龙山拼命吹，把粮食都收走了，卖给国家了，要不是把粮食收走，怎么也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实际这一斗（亩）田产200斤，马龙山向省里报了那多粮食啊，他往上报500斤。那时候800斤上“纲要”（“粮食上纲”即当时的“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现在一亩田不止800斤，上千了。但是那时候没有肥料，一二百斤算好的。（就是）浮夸！
在59年快过年的时候，就在我那边屋旁边，弄一堆糠头，上面撒一层稻，让人来检查，以为都是稻，其实是糠头！我当时看到上面有一层糠，我偷偷装一点走了，回家弄着吃了。那时候吃糠都不错哩，有的人把糠头拿来焊焦，再用力舂，用筛子筛，吃得呼恰呼恰的。（那时）吃得比猪都不如。
总之就是，那时候一级一级的浮夸，没有那些粮食说有那些粮食，你要是报得少就挨打，大队干部也是说斗就挨斗的，大队干部只能多报，他大队长报得多，生产队的粮食就交得多，都交到上面去了，农民就没得吃了。不交不行的！不交大队干部都要挨打！不打死你！就是这样把人饿死了。
不管成分好不好，说错一句话就挨打
59年主要的原因就是“浮夸风”，不说实话，向上级紧瞒，不“浮夸”就打你，说你是右倾，你太右了。生产队挨打的人多了，那个刘守义，也不知道说错什么话了，大队的就打他，打到最后被抬回来的，一下就打伤了。
那时候还有个挨打是怎么回事吧，那时候大队的问，你一天得多少粮食吃？胡传银他老头（父亲）胡源登也是贫雇农，他说政府不该不给粮食吃，不该让人饿紧了。就挨打，说错一句话就要斗你，不管你成分多好都要斗你。有时候开会发言，有时候平时跟别人说话，积极分子就报，有的人说的是好话，他能给你分析坏了，就斗你。
南头有一个老头，六七十岁了，叫肖丙银，大队问他，你一天能吃多少粮食？他说，我一天能吃三斤。一顿一斤米嘛，那个时候真吃得了，平时任何时候谁都吃得了。那样大队就斗他，在大队（部）斗啊，开全大队的小队干部会来斗他。你猜大队说他什么，说他反对粮食政策，一天居然要吃三斤米咧。我们都去了啊，不光要去，还得动手打，不动手打他说你不积极。他受不了也要打他，最多打得轻一点啦。实际上哪里个个都去打，就是在四周喊喊：你反对粮食政策，一天还要吃三斤咧。
那时候，人饿的时候能吃得了三斤米，那不敢说啊，谁个不想吃多一点呢？那斗人的大队干部也想多吃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粮食呀。说的就是反对政策，政策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吃。最后都不说真话，说假话受表扬，说实话挨批判，不然怎么能出现这些事。肖丙银他就一个光杆，没小孩，59年死了。他成分好，贫雇农，成分好也不行，照样斗。
59年，开始饿死人
到了59年，那年年底又缺欠（歉收）点，上面又“浮夸”点，粮食明明没有那些，他又“浮夸”。59年一人一天才6两，正要命的那两个月，一两都没有，不开伙。（食堂）有两个多月没开伙，家庭里又没有一粒粮食，你说死人不死人？非要让人饿死！阴历9月开始停伙，一直到腊月才有粮食。
这两个多月正冷，正过劲啊，吃什么？不就饿死！总而言之，就是大队浮夸，把粮食都交了，我们没粮食吃，就没得活命了，一家一家的都没得了。
饿得没法，偷杀队里牛被打，私宰小猪也被打
当干部的强点，能搞点粮食，社员到哪里去搞粮食？饿得没办法，偷偷杀生产队的牛，杀牛的人，牛皮都煮了吃了，大队逮不住就分了吃了，大队逮住了，就打个半死不活，把牛肉没收到生产队去。
就是杀自己养的猪也不行，吊起来打，猪肉最后也没收了。当时谢XX是大队支书，队长刘XX，那夜里我们这一片开大队干部会，六个大队的都来了，治安主任，支书，积极分子都来了，就在我屋后面开会。他们听见猪叫，有人跟大队告发，知道有人熬不住饿，要杀猪吃，就找，找到了就吊起来打，吊了七个人。大队打人，都组织底下的积极分子打啊。
我记得三佬（胡德福），把他逮住了。大队在我家屋后头，把他吊起来打，打得直嗷嗷叫。刚好你大爷（胡德勤）那天晚上杀猪被逮住了，就是杀自己养的小猪，你大爷养的，没多大一点。你大爷把猪盖在大缸里，大队（干部）把大缸掀开，逮住了，吊起来打，被打得浑身是血。有外大队的人，他打你大队的人还不往死里打？
我（家）对面有一个在大队里被打的，就是胡传武他父亲，叫胡德金，被抬回去了，是当场打死的，他外号叫三寡妇。打死了！不打死他，后面的也都打死了。
王从明当时被打晕了，泼凉水继续打，打完回家没几天就死了。王从明就是胡华阶的女婿，胡华阶就一个独女，回来找他爸老坟，没找到，在大沟（村里搁没人掩埋的死人尸骨的地方）里头找到一截骨头。
我家饿死一个孩子， 我带大儿子去逃荒
59年我家庭饿死一个，1岁多。我家里一共6个人，三个小孩饿死一个。那时候吃什么？吃糠头，吃燕麦，吃草皮头子，挖野菜，有什么吃什么。我大儿子金旺，怕把他饿死了，弄的饭都给他吃，也没多少饭吃，买点浆浆粉给他吃一点，这样才没把他饿死。
我急得跑走（指逃荒）了，带着我大儿，跑新县去了，在山上找野东西换钱活命。那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洋钱也买不到粮食啊！（连文芳插话：我那时候上普吉去买菜，差点死河里了。王XX，邵X的外甥，他是窑厂的头，他要我的菜，还要拿我一把半旧的雨伞，他拿了伞，让我把菜搁地上。我跟他哭，说我有个老婆婆在屋里等着，不然就饿死了，其实我哪里来的老婆婆，我老婆婆早死了，反正我死也不给他菜，他当时差点给我推到河沟了，我当时脚都快踩下去了。他现在还活着，我现在都不理他。你现在讲人情啊，那时候谁都不跟你讲人情！）那59年的事，都说不得，惨得很，说不得。
我家后面一家人都饿死了
到了过年都没饭吃，那年雪还下得大啊，直到60年4、5月的时候，生活才慢慢好一点。饿得厉害的时候，我后面一家家的都死绝了。胡华阶一家，那天你爸还问我胡华阶一家还有活的人没有，就剩两个媳妇了。他家里一二十口人，三个儿子，一个女。三个儿子，大老板的老婆姓颜，二老板的姓刘，三老板的姓郑。三个儿子都又生有小孩，加起来一共二十人。都饿死了。
胡华阶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个出名的人，他厉害，就跟现在那些流氓头一样，厉害，人都恨他。杀人倒没有干，就是厉害，是最厉害的人。54年全国一下子，一晚上就逮了好多人，连胡德耀、胡德海都逮起来了，那一晚上逮了好多人，逮起来之后就劳改了好多年，期满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之后地方群众又斗他，都恨他，又把他逮起来了，后来就死在外面了。他家其余的人都在59年饿死了。（胡华阶的）三个儿子没干恶事，都是农民。现在就胡德坤的刘氏还活着，80多了，又嫁到徐湾去了。
59年村里人饿死了一大半，我们生产队里还失踪了3个人
没有哪一家没死人，街上（油坊店村的一条街）死人多，原来街上有300多口，死一大半，这样的。那个叫胡德银的，一家五六口人，死绝了，他两口子就40多岁。王从明，一家也死得没得了……还有刘定国，一家也死完了，还有刘守义一家。我只晓得我队里的，洪毅禄、洪毅寿这弟兄两个两家人全死完了，他家人口不多，三四个人。
绝户的，我生产队里就这几家，那还有一家里死一两个人的，多了。洪毅禄、洪毅寿家没有老人，尽是四五十岁的，都饿死了。王从明他老娘置一个大寿木，结果王从明先死，他老娘后死。59年谁能抬动那个大寿木？就是我把他老娘抬到大沟扔了。最后那个寿木，三块银洋让南头邵三他妈买去了。59年谁有力气抬死人？有的人死在家里两三天。我们这里还算好的了，听说付老殿（潢川县的一个村）的，把死人抬得像稻草一样，一码一码的。我们还放大沟里。59年我抬死人就抬了两个。59年的事简直不能说。
王从明她妈，是我跟金老两个抬的，抬大沟（村里搁没人掩埋的死人尸骨的地方）里埋的。当时谁有劲抬呢？都抬不远，就抬到后院大沟里，放里面，铲两锨土上。那时候都抬不动，埋不动，不然把你自己也带倒了。坟只有一个，其它就不知道了。现在大沟也平了。
我队里59年还有三个人失踪的，一个艾裕阶，一个老头，他女儿在城里头，他去找他女儿，走到南大河北头，人饿得晕晕的，饿倒一下就起不来，就死在南大河那儿，死了也没人收尸，他儿都各顾各的命了，这死在外面就没弄回。还有胡传惠的父亲，那时候跑外面去要饭，那时候要饭谁有饭给你哩，最后就杳无音讯了。最后还有一个胡德培，他的四哥，也是跑到外头死的，到现在连坟都没有，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西队就这三个死在外面的，连坟都没有。西队当时有十多家人吧。
59年学校上不了课，因为学生都饿死大半
当时小学就在你奶奶家后面，那后面是大队的几间屋。大队在那办的民办小学，那时候的小孩，有的长到十几岁都没学上，年纪大都是文盲，不能把下一代的儿童都弄成文盲诶，后来大队就弄了民办小学，书杂费都由大队的出。就我一个老师，那时候民办的上学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就我一个人教。
我在小学教书，有的饿得晕晕的，都坐不住，学生上课都把头低着，饿的，还上什么课？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最后才剩十多个学生，都是饿死的，还上什么课呢？小孩都不来上课了。最后都不开课了。
村里确实有人吃人肉，还有人卖人肉
当时饿死的都放外面，连亲叔伯的都不知道。到处都倒的是死人……（连文芳插话：我从娘家回来都是从死人身上翻过来的，都是外面来的走路（逃荒）走到这儿饿死的人，就在四姐门口的陡坎儿那死的人，屁股肉都被割跑了。）
我还亲眼看到割肉，你晓得是谁吧？就是胡XX。他还卖，他把肉拿来卖，他开饭馆的，他弄的肉弄的汤，卖给人家吃。我亲眼看见，我那天去扒饭（应该是找吃的的意思，）往胡老殿去，就在小燕家门口那块田那里，那时天快黑了，瞧到那田里睡个人，那就知道他是死人，睡在路边田里，这是头天回来看见的。我第二天早上又从那儿走，往胡老殿那儿去，又从那个死人那里走，我还没走到那去，就看见一个人弯腰，手一动一动一动的，那就是在割，割那个人肉。他（割肉的人）眼睛也到处看，看到我非得往他那里走，他也怕，就跑了。跑到田埂那躲起来了，我从那走，看到割得红剌剌的，我才晓得人家在割那个人肉。等我走过田那头，又看见那个人又跑回去割。大家都说那是胡XX，他割人肉卖。
胡XX59年死了，他弄的人肉卖给人家吃，他结果死了（连文芳插话：他老两口爬一头死的，他死了屋里还有一坛牛肉，一坛米，还有洋钱。）最后就剩他一个儿，一大家人死的就剩他一个。他姊妹好几个，两个妹都是小孩，都饿死了。（一个叫）小娥死了，他瞒着，藏在屋里，没死，在食堂能打饭，他家人说小娥没死，还照样能多打点饭吃。那时候有一口饭都是好的。
我对门那个马X，她吃人肉，就是哑巴他妈，跟在武她妈两个人割的，吃人肉，她两个59年都过过来了。
解决“饥饿”问题，“民主补课”
队长刘XX，当时他家没死人，他能弄粮食吃，我们把粮食交上去，放在仓库里，在后洼仓库了，他能弄点出来吃啊。我们生产队的没得仓库，粮食不让生产队管，只有大队管，他能私自开开弄吃的，所以当干部的没得死人的。会计刘友全家里没死人。苦，苦了社员，晓得吧。
60年来一个“民主补课”，就是整顿59年里所有的卡粮食、不把饭吃、把人饿死了的干部，把原来打人的大队干部都逮起来，送到公社里学习嘛。油坊店大队干部都逮了老谢、吴思秀、刘子兴、就是禄连升没有去，他当主任那个时候。
“民主补课”县里省里都派人来整顿这些人，这些事。这时候粮食就解决了，上面才给粮食。生产队是一粒粮食都没有了，政府让上外面去挑，上北店（地点待落实）和凉亭去挑粮。刚开始解决的时候，一天一人连2两粮食都没有，后来慢慢解决，才加到一人一天6两。就算一人一天6两。一顿饭就十来斤米吧，在大食堂那大铁皮子锅里，十斤米煮的完全是水嘛。打饭用那划船的板子，搅着，舀着，盛到碗里就是一碗水，连米汤都不粘，就是喝个水，端回家加点野菜吃。这样一直熬到解决粮食。
那个59年的那些记载，我怕大队总有记载吧，我猜有人记载，60年“民主补课”死多少人都有数的，肯定记有。
注：“信阳事件”及“民主补课”背景介绍，参考文《“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者：鲁嘉宾（1980年《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原稿载《领导者》）引文如下：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缩影。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