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莫德君（男，1924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鸣桥村村民）
采访：贾之坦（男，1951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鸣桥村村民，村民影像作者）
采访时间：2010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莫德君家中
（口述整理：吴文光）
采访笔记
在蔡相敬家的堂屋里，见我在座，隔壁的李家婶娘也凑过来了。说起食堂，她也不时地插话。食堂对这些老年人来说，真是没有一个不是刻骨铭心的。我的摄像机不时地在她们的回忆中转来转去。没有人时我奔上人家门，给人说好话，巴不得有一个配合我，人多了还有点烦，本只想听一个人的，而她们有时却偏争着说，你一句我一句的，我还真的不好听得哪一个的。
正说时，莫盛娇父亲莫德君又摸索着去上厕所。这老人已八十七岁了，两年前就双目失明，是从堂屋后面的个小房里的床上爬起来的。我见是一个历经坎坷的老人，之前曾两次采访过他。只因没专门和他聊起过食堂的日子。我知道他耳聋，所以见他一出面就吆喝（大声）着他：炎嗲，来喝烟呐！他没听到。我又大声地重复了一声，他听到了。坐在我面前的他女儿莫盛娇却赶紧摆了摆手说：你不喊他，不又屙在裤裆里哒！
从厕所里转身，他顺着我再次的喊声摸到我身旁坐了下来。我将烟递给了他，又给了老蔡一根。老蔡却客气着：“紧到（连续）喝你的像个么哒样！”“哎呀喝烟的人，还分么哒你的我的。”我假装着烟场上的老手。他的是大红花（芙蓉两元），我的是硬白沙（五元），这是我出门前精心准备的。虽不是么哒好烟，但比起他的还是略高一等。
虽是乡里乡亲的老熟人，为达到我的目的，我还是想尽量把氛围搞得融洽些。在这种场合，烟还是能进一步融洽关系的。平时在村民面前我随和着抽；在那些当官人的面前我装模作样地抽；在草场地工作室和吴老师说话时我主动取出他烟盒里的烟抽。其实有时候接到人家的人情烟，在家里放长了霉我也不去看它一眼。
我的摄像机调转向了炎嗲，他上身赤膊，下身着烟灰色西装短裤，裤绳打结的地方像是几根红毛线头的扣结，剃光了的脑袋已长出了发白的毛桩桩，看像是失明了的眼睛不时地朝我望望，确实，全瞎。他手膀上的肌肉全没了，松弛下的皮肤像是牛脖子下的荡荡皮，随着手的摆动而晃动着。他的一只左脚踏在了自己所坐的椅子上，头不时地靠在已抬起来的左膝盖上。他这个姿势我瞄得很准，因为我努力地在捕捉他的最佳坐姿。
人聚多了，你一言我一语的，真不好听得哪一个的，不管我的像机对准谁，她们都习惯了的你一句我一句。其实这时我最想听到的是炎嗲的经历，我在尽量地听他的回忆。他坐稳后终于开始说话了：“你这么搞有么哒生意没得的呦？国家跟你搞不搞。”“有，有。”我提高了嗓门重复着，他的耳朵有些背。“要搞现在一般都是千千数（几千块）。”这时他猜测地又这么问我。
我说没有吧，他们都不会相信，包括我在内，农民的现实主义无可非议。我详细说清楚吧，想在这青天白日多采访点东西，没时间和他们聊些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只得这么地顺口便答，反正也涉及不到什么政治、经济大问题。相反，她们认为我是国家的人在为国家工作，她们会更陪合我。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民间组织还是怀疑的，尽管平时说县长腐败，书记霸道。一旦遇有他们还没明白的事，她们相信的还是政府。
停顿了会，炎嗲继续说：“你老家伙（我父亲）和我是治洞庭湖的伙计，他是幺儿班（体力弱的编成一个班）的班长。你老家伙是幺儿班的班长。一共去了四个多月，那功夫就苦，但饭吃得饱。这块块（这个村）去那么多的人，现在就剩下我和莫德全、李子能这么三个人哒！”
待炎嗲稍停吸烟时，我赶紧避开他的话题大声说：“炎嗲！我还是想听听你食堂里的那段历史。”他沉思片刻后，开始讲了。
口述正文
开始我当食堂事务员，整我，不让我干
开始是三个小食堂，三队（杨家台），你们那里，俺这里几个合在一起的。食堂在你们那枧桥街上。蔡代保那时是块“红牌”（根红苗正），队上是蔡代保、吴于永的负责人。在食堂里，开始是他两个要我搞事务员的，时间不长，就是四五个月。
你老家伙（我父亲）那时是蒸饭，“三员一长”（指炊事员、事务长等）都饿不到。那时四两的钵，哪有四两的！就是三两多一点。有些人端饭，还没走到桌子边，多是没得哒（指吃了差不多）！
郑士炳在食堂里当个么哒民兵排长，他就只想烂我的屁眼窍（找我岔子）。那天我正在和陈永亮、俺的莫家三嗲、田家幺嗲（田其受）几个正在杨家台打番薯洞。蔡代保找到我哒，就要我下午把帐交给刘绪福，明天下午赶到皂市大公社集训去。这是郑士炳搞的些事嗨！说我有历史问题，在国民党里搞过事。他们没学毛主席一句：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刑。没法，我就把事务员的帐交给了刘绪福，第二天就背着被褥去了。
他们不晓得我在那里占得到人（有人撑腰）。张立元（叔伯外甥）是大公社的政法部长，是他在那里负责的。王首先是公安局的干部，他的老妈子和俺屋里是熊家的亲叔伯姊妹。我到那里后就接替了蔡先哲、晏大如两人的事，晏大如是管粮食的。那时的“命令风”得了！文德优是粮站主任，要我造个五百多人的花名册，那么多的名字我没及时造出来，他王八狗入的歪绝（乱骂）我的。有个柴队长，为个么哒事没搞好，就跺了我一枪托子。后来他们知道了我和张部长、王首先的关系，就不敢对我那么狠了。后来从肖家风火转到了肖家书院，一起在那里搞了七十几天，我是最后一个回来的。
我是“四种分子”
回来后，我就天天出集体工，也没受到管制。一次大队开“四种分子”会就把我喊去了，跟我戴这个帽子是没开会宣布的。那时是贾国职的支部书记。我是被冤枉了二十年，从五八年到七九年。七九年给我揭帽子后不久，其他人的帽子也都全部揭了。
我虽是个“四种分子”，也还是没搞到我，就是陪班打伴。吴远优、吴于模、贾国欣、李子神、贾国粉、贾国乔、张万整，开会就整他们几个，上台就他几个。在食堂里都是打大伙搞事，我使牛（耕田）的日子多些。吃饭是会记算出来的，一个甲等有好多，乙等有好多。我是乙等，十六两的秤一斤二两。那时都是十六两的秤。最高标准也就是一斤多，三六一斤八两。
吴选吧被人说偷饭票，上吊自杀
有一回在悬钟峪修公路，打夜工。打夜工还不是为了搞钵饭吃下。去得有些人，又没得个领导，乱弹琴，反正没做过正事搞，就是为混钵把饭。
回来吃夜饭时，滕XX他发觉条儿（饭票）没见哒！就说是吴选吧把他偷了的。他看吴选吧老实。吴选吧没得个胆子，就被吓到哒！第二天天不亮，吴选吧就跑到磺厂他姐姐吴元芹那里去哒。他老家伙（父亲吴远锐）找去，他姐夫杨万石先到的，把门一推开，一个人一把吊在大门边，舌头吊好长，杨万石硬架势骇死。这个条儿（饭票）究竟是不是吴选吧偷的，还是搞不明白，反正人就那么死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