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76】
口述人：黄法来（男，1933年出生，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宫占村村民）
采访人：戴伟端（男，1991年出生，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学生）
采访时间：2012年2月14日
采访地点：黄法来老人家中
采访笔记
黄法来在十六岁时是一名通讯员，后来发展到村里的武装部部长。是一名老党员。他儿子是村里的唯一一个乡村医生，救死扶伤无数。整天在四千多口人的村里徘徊。
黄法来跟我父亲很熟悉。在采访他之前，我父亲对我说：“黄法来以前在粮食站里干过活，对村子的以前比较熟悉。人很好，很喜欢交流”。
我是第一次跟黄法来见面，也是第一次去他家。当我说要向他了解一些关于土改、饥荒、文革时的事，他很是兴奋，好像有很多故事要向我倾述。在倾谈过程中，他很详细地的讲述他是如何从一名通讯员发展到武装部部长。这件往事对他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他也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这等经历，所以在交谈时，反复提起这段回忆。
在采访到一半时，他老伴许些担心，问我：“你录这个是要去参考吗”？我父亲回答到：“他们学校里有个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这时她才放心，也加入到采访中。
采访正文
1959年我在粮站工作
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才没有吃的。移苗拼区，移苗拼区是整个乡里的（粮食）移到一堆，然后拿照相机去把它拍下来，那时我是在做团书记。1958年我调过去，那时没有吃的。我调出去以后，去下乡。
1959年我在粮站（工作），粮站当时让我大炼钢铁、专心去炼铁。那时都在粮站吃，我没吃好。粮站的工资很少的，一个月才二十八块五。当时我们这很严格的，一个月你要是请假回家，也只有一两天。吃大食堂时，我跟公社用稀饭度日子。稀饭很稀，很清彻，食堂煮好盛给你。一大锅，让你几个人去打捞（米粒），没办法。那时吃稀饭是很含糊的，是“上一个人，下一个人”，还要做工。（一碗稀饭里）只有一粒或半粒米花叫做“上一个人，下一个人”。那时就靠这些度日子。
粮站当时也是很没有吃的。别人都以为粮站很好，都去掀粮站的锅盖。事实上我们是吃水稻根，拿起来炼（煮），打一打，压一压，然后炸着吃。还有摘几种草，试一下看能不能吃。粮站那时就煮得满地都是草，其实也就是告诉群众没有吃的，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们那时都是吃草子（小草）。
家里都是吃食堂，很含糊，一个人一天只有二两米能吃。没吃饱的就去碾草来吃。吃树薯（一种有毒的植物）、吃草子。香蕉头也有很多人吃，我那个老女人（老伴），那时还生小孩坐月子，吃的都是香蕉头。糠也有吃。糠炒一炒，然后用汤勺盛起来放到嘴里吃，然后边喝开水。老女人吃最多的就是糠了。
饥荒时小孩都得佝偻病
那时没有吃的，小孩都得小儿萎缩、佝偻病，整个人很瘦。那种佝偻病需要带鱼头来治疗，我有发过带鱼头，是发给带有佝偻病的小孩，其他人都没有。带鱼头发完，带鱼身去哪，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有一句话是：挂布条的很少，一个人才两尺布条。群众说：男没精，女没经。人都要死了，哪有精和经。
人胀水，吃香蕉头胀水，水肿病。当时还有一些人水肿病病死的，但我们没去统计，不知道病死多少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