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74】
口述人：戴碧娥（女，1943年出生，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宫占村村民）
采访人：戴伟端（男，1991年出生，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学生）
采访时间：2012年2月12日
采访地点：戴碧娥老人家中
采访笔记：
戴碧娥是我小学一个很要好的同学的外婆，同时也是我父亲的同事，她和我父亲一起工作十几年了，直到她退休。
小时候我经常跟同学到她家玩，她总是给我糖吃，所以我俩并不陌生。但从那以后到采访她之前，我们有11年没见面了，但是我仍然不会忘记她那幅慈祥的面孔。
这天我父亲带着我到她家做采访。在路上，我父亲一直对我夸她，说她做事很认真，人很友善。我也很期待能跟这位相隔11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见上一面，谈谈她以往的经历，更多的了解她。在倾谈时，我得知三年饥荒时期她刚好在上学。这也让我了解到学校里受三年饥荒时期的影响是多么的惨不忍睹。学生的“天堂”竟被摧残成这般“狼狈”。我当时听完这段讲述很是心寒。
采访正文：
我1960年结婚后还读了两年多的书
三年自然灾害真困难。那是1958年、1959年、1960年，困难得……都吃那种（不能吃的），一斤米很贵，一斤米要七块多，有钱也买不到。
我1960年（结婚），我是属于早婚的，十八岁就嫁过来。我那时结婚，没有布票，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能穿，当时连一件衣服都很难（弄到）。我老妈生了很多孩子，没办法栽培，一个分给别人（养）。我结婚后还读过两三年书，学校里是半天读书，半天做工。
要算这三年灾害哦！都很困难，没有吃的。吃二两米，我们去成功（中学）读书也是二两米。学校里是集体吃饭，食堂就是这样，用小杯子打米，一个人只有一点点，炊完（米）就吃。那时我们的户籍都迁到学校里，全校的学生只吃二十一斤还是二十二斤（的麦浆）。麦浆是用小麦去碾碎、掺水，没能煮果子（用小麦掺水搅拌捏成一块一块），那果子要干一点比较好吃，能做面那更好了。
这些学生都喝麦浆，吃麦浆、吃红薯。那红薯是煮得一锅像是猪吃的，一块块红薯小得可怜。红薯、麦浆煮成一桶，合着搅一搅，然后大家争着吃、抢着吃，完全没有秩序的，谁抢到就是谁的，很少！总的来说就是充饥而已，没能吃饱。油更不用说了，油是一个月才四两而已，不多，哪有油吃？没有油我们就没营养。
家里面都吃些什么
家里面都吃红薯叶，有的吃那种枯藤、菜包菜（一种草）。那时候就一直吃草，吃得都得水肿（病）。有得水肿（病的人）要去吃糠炒白糖再加一点沙子，将这些炒着吃，这样比较不会冷（胃）。总得来说全社会都困难，不只是个别几户。要是有华侨的（亲戚），倒是只有一点侨汇，才有那么一点点米可以度过。要是没有侨汇专门靠锄头（种田）的，有的是三餐没有一餐有东西吃。香蕉头、芋头、树薯（一种有毒的植物）、树薯梗都有人吃。小麦要是成熟了，一个人分一点点，就赶快碾粉，用来度餐，根本就没能吃到饭。要是能煮到一点点稀饭，那是有华侨寄来米票，去换米来煮。寄一点米票来，也只能换百分之七十的红薯，百分之三十的米，没有百分之百的米能给你。那时代是很困难，真的太穷了，每个人都穷，全社会都穷，不只是个人，那是时代造成的。
那时得水肿病的人也很多，但是我们这比较少一点。大家有去找一些比较干的（食物）吃才不会（得水肿病），要不是吃那种（较干的食物），说实话，人是会被饿死的啊！有的（人）是没有吃的（被）饿死的。饿死了多少人我就不知道了，我那时还在学校读书。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