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堆坚

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71

【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71】

口述人:戴堆坚(男,1934年出生,福建省南安市码头镇宫占村村民)

采访人:戴伟端(男,1991年出生,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学生)

采访时间:2012年1月29日

采访地点:戴堆坚老人家中


采访笔记

      戴堆坚家离我家很近,两百米不到。每次我回家总要经过他家门前,每每遇见,他都很亲切的跟我打招呼。他有一块田在我家门口,以前总看到他“锄禾日当午”,我时常的倒杯茶给他喝,我们俩就这样熟起来。

我带着DV很自然的走进他家,他当时正跟着老朋友聊天。我采访他主要是想了解家乡受三年饥荒的影响程度有多深?同时也想了解这终年“锄禾日当午”老人背后的故事。

通过采访,我了解到三年饥荒给我家乡带来那种“痛不欲生”的感受。家乡里饿死很多人,要不是亲身采访他,我都不敢相信。

我想我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给这道“伤疤”留个纪念,告诫村民不让悲剧重演。

采访正文

卖孩子换吃的

一个人口一季只有三斤稻米吃,不懂得怎么吃,所以认为是饥荒,叫做饥荒年。很艰苦,当时米一斤最多到三块钱,当时三块钱是很大洋(值钱)的。

那时候我们也有吃树皮、吃糠。我们碾的米糠比较细,那时用米糠和稻草去碾粉。还有水稻上的疙子拿来浇汁,香蕉头也有人吃。对!还有田里面的水葫芦、薯壳(田边野草壳),用压榨的方法,然后做成果(像馒头一样)吃。

没吃的就卖自己的小孩,很多卖小孩。像你们那个海旺叔,你应该不认识他。他也卖儿子,我们这亚坂也卖儿子,很多,那个国(人名)啊也卖儿。卖到永春、安溪。卖一个孩子才几十元,那时主要是减少人口,减少负担。那时候卖出去的钱是很少,更多人认为我这个小孩卖出去就减少一个人口负担。

永春、安溪他们比较富有,他们有粮食。我们没有吃的,他们有吃的。他们组成土地群,去开荒、去种红薯。而我们这没有土地,有些(土地)是集体的,私人(也)有,但不能随便去动。所以说,你要靠集体,但集体就那么一点(土地),又面对自然灾害,没有收成。但安溪有,他是内山,内山有(土地)啊!面积大,他们自己去开拓。所以(小孩)才会卖去内山,像德化、永春、安溪这些。

很多人水肿病病死

我们这被饿死的有七个人以上,那些都是水肿病死的,就是缺营养,缺粮食。没有吃的那些都得水肿病,有一些是脚气病,方癣病(传染病)。很多人得那些病死了。那时有卫生所,不过没有什么药,很少,又没钱能买药,要买药得自理。树藤、粗米,掺合着搅一搅,说是比较治脚气病。还有像死牛,死猪那些堆起来吃,那叫做营养。

那时组织叫做中心人民公社。那时也有办“营养食堂”,“营养食堂”是将那些水肿病人集中在高盖(山名)。但是去到那还是没有什么吃的,就只是做些比较有营养的,现在那些所谓的营养食物,有谁要吃啊?

那时候是很困难,有的都饿死,瘦算什么。那些得水肿病的都死了,没得吃又没营养。那个田叔、文中你不认识吗?文中他老爸就是饿死的。矮叔他老爸元叔早些也是被饿死。

水肿病就是饿死的。没有吃的,都喝水,喝得身体都肿起来,皮肤也肿起来,都是水分,水分很多。吃野草,不会消化,都积累在肚子里,然后都变成水肿病。现在(人)说以前吃的都不如现在猪狗吃的好。我们那时在困难时期,人吃的没有现在猪狗吃的好。那时没油、没猪,想要看见猪都很难。

(完)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