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城

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1

【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1】

口述人:李国城(男,1949年出生,云南省凤庆县白云村花木林寨子村民)

采访人:李新民(女,1988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

采访时间:2011年1月7日

采访地点:花木林寨子李国城家中


采访笔记:

花木林寨子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寨子里的人我很熟悉。李国城,按照辈分算,他比我高两辈。我喊他大佬。“佬”在我们寨子本地话中是“爷”,大佬就是大爷的意思。他1949年出生,今年62岁。我记得小的时候,记不得是誰讲的,说他爸妈带着他去相亲,每次都是失败告终。最后不知道谁想出来的,让别人代替他去相亲,结婚那天也是别人帮他把老婆娶进门。那个女的也不知道,等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让开灯,黑着上床睡觉,等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睡着。别人都嘲笑李国城,说他老婆不是自己的,一直和别人的老婆睡在一起。李国城有一儿一女,老婆后来死了,女儿嫁出去了,儿子也去别人家上门去了。现在一个人生活着,他眼睛看不见。人家说他是大药公。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里,也很少有人去他家里,很少有人关心他。采访中,他好几次说他很孤独。我听别人说,他现在活的那么孤单,是因为他们家的房子盖得不对,房子的柱子放颠倒了。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他会和我说这么多。大佬说他的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以前和现在比起来现在更苦。大佬虽然哪儿都没有去过,但是还知道北京和云南的差距在哪里。他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我们云南天还不黑,北京就黑了;云南天没亮,北京天就亮了。他还说,你是把这些录到磁带里,拍电视就是这样的。我吓一跳,他不看电视,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他问我录下他讲话做什么用,我回答,可以留下资料教育我们这些后代。他说,你说要录下做资料做参考,来教育后来的人,这个政策还是好的。李国城说到“政策”,是当地人习惯说的“政府要做的事”,他觉得我采访他也是“政府的政策”。

口述正文

吃伙食团

我今年六十二岁,虚岁六十三岁,你阿公大我两岁。过去那些事,讲起来是老古本呢(古本:旧事)。那时我还是娃娃,每顿饭只吃二两五,大人吃四两。我在生产队做活路就是天天放牛。过的是孤苦日子,我们这些老古辈人就这么过下来了。五八年那时是“大集体”,吃伙食团的时候嘛,我们这些五、六十岁以上人都是吃过伙食团的,好几个寨子的人都集中到白云寨子那边“吃自由饭”,我们花木林的人天天全部都过去吃。几大蒸子饭蒸出来了吃。开始是自自由由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吃过半年,粮食不够了,“大伙食团”分成“小伙食团”,我们又分到独家村那边吃伙食团,吃了一年,吃的也定量了。六一年下半年,回到花木林办伙食团,吃了一年。像我这样的小娃娃吃二两五,我妹子也吃二两五,我阿妈吃四两,总共九两饭,有半小盆那么多。有时晚上是吃稀饭,有时候搅面糊。那时我有十二、三岁,肚子饿起来没有办法,带着我妹子去摘野果子吃。每天盼着到吃晚饭时,父母把饭打回来吃,吃了就睡,夜里饿醒,又盼着天亮吃早饭时间到。

就是这样,过的那个艰苦日子啊。养猪养狗养鸡,不准养,在自己家门种菜也不准,不准你撒种,都不准,说上面有供应,有伙食团嘛。伙食团就这么一天一天过来了。如果你家里有人在村子里当点干部,多多少少还有点吃的,如果是土百姓农民,就要饿,就要艰苦了。

我大舅爹饿死了

那个时候是有饿死的呢。说起来,就是杨渡的阿爹,在大坟地,我叫大舅爹,名字叫杨高云,就饿死了,死时候只有五十三岁。他从伙食团带回来分的一点生粮,就一小包,要吃几天。回到家,没有柜子,也没有箱子,他就放到枕头下的草席下面。他出门去打水,水抬回到家,那小包粮不在了,被人偷走了。这个偷粮的人现在还活着呢,就住在大水谷子寨子。我大舅爹几天的粮食就没有了,每个人分的粮是定量的,大人四两,娃娃二两五,只够自己吃,咋个省得出来给他吃。我大舅爹就生生饿着,最后就饿得瘦下去,饿塌下去,过后么,就这么成佛(死了)了,五十三岁。他是我亲亲的大舅爹呢。

你说伙食团的时候,肚子饿起来,不有办法嘛,就去找竺栗叶,嫩嫩的那种叶尖,掐下来,带回来后煮吃,唉。 最朝后(到了最后),那样饿就不是那样成佛了(死了)。也不是一点饭不得吃,饿上几天,这么饿死的不有,是因为生活是半饱半饿这样饿过来,年纪还不算老,就是饿去饿来,就饿死成佛(死了)。挨饿死掉的人,多数是这种情况。

小法贵的阿爹偷玉米致死

还有种情况是饿不赢去偷粮食,过后就挨勒,挨吊,挨打,过后了么,就自己又去吊脖子死,自己那样自寻灭亡了。讲起来么,过去在这山坡底下,住着小法贵的阿爹,他是我亲亲的二大爹(二伯),是我们花木林人老辈子人啦,他儿子你认得的,是小法贵。小法贵的阿爹,他脚拐(瘸腿),走路脚一扯一扯(歪)的。就是在伙食团时候,他拐杖拄起,去地里拿了两包玉米,回来烧吃。这是去做贼了,被抓住了,拿苦瓜藤把他捆在柱子上,动不了。他姑娘小朱英,是十来岁的小娃娃,我是叫她阿姐的,小朱英晚上把捆她阿爹的苦瓜藤解开。捆了一天,脚又拐,解开后,人就侧着倒下去,又帮他扶起来,扶回家来,把饭抬给他吃。吃过后么,睡起。第二天他不服,他仍然还是去集体地又去拿了两包玉米,拿回来烧吃。这第二次偷么,又被拿住了,用赶牲口那种皮勒起来,是花木林的干部把他勒起来,就那样拉到木柱子拴起来,也不让他儿女解开。干部说,哪个解开,这玉米就是偷给哪个吃。最朝后,哪个也不敢去解。一直到晚上,他姑娘去解了。第二天,他不去偷了,就在他们家梁上,索子栓上去,吊脖子死了,就那样吊死了。唉,说来是孤惨。那是我亲亲的二大爹。那时我有八九岁,这些事现在还记得。人肚子饿起来,饿急了嘛,咋个熬得过去。玉米就在门口地里,熟了,他去拿两包吃,你骂他下就行了,捆起来不算,还拴在柱子上。

过去那些孤苦日子讲起来,好多人呢,像老生和小林凤他们的阿爹阿妈,他们阿爹叫毕光熊,先上吊死了,朝后他老婆兰照妹也吊脖子死了,老生和小林凤,一个六岁,一个四岁,父母就成佛了(死了),是他们阿叔阿婶把他俩喂大的。讲起这些过去孤苦日子,那时政策是又惨又辣啊。

(完)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读取时间: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