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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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里说的“普遍丰收”是指的丰收景象。1958年庄稼确实长得好，成熟得好，但是在成熟了收获之时，由于瞎指挥生产，把全体劳力组织起来，统一调配，使用了大量劳力上山砍树子、烧木炭、做土鼓风机、建土高炉大炼钢铁，或去作别的事情，忽视了或缺少劳力按季节抢收，季节一过，雨季接踵而至，造成大量粮食如红苕、水稻等腐烂在田土里没有收回来。不少地方只收回70%左右，有30%左右烂在田土里。说1958年丰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以致人民公社成立后，只在集体食堂搞了两、三个月的“敝开肚子吃饭”便感到吃紧了，不得不改成定量吃饭，以后，便越来越困难。进入1959年便开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困难时期。

[2] “放卫星”是农业生产上搞极左、浮夸、弄虚作假的“杰作”和典型。1958年秋收季节，在北京南苑、天津小站、四川绵阳等地，以搞“试验田”的名义，先后放出了“高产卫星”：由亩产几千斤上升到亩产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据参观过的人讲其作法是把几亩、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田里，正在生长尚未成熟的水稻，用大量的劳力挖起来，连根带泥搬运到一亩或几亩“试验田”里并株紧紧地栽在一起，其密集程度可以承载穿着皮鞋的人站在上面。这种方法称之为“移植并株法”。待其成熟后收割，据此来估算亩产量，并以估算的亩产量作为实际收获量上报，于是，放出了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报纸也在最显目的版面以特大标题宣扬。这样作的结果，实际上是造成了大量的减产。因为把正在生长的水稻挖起来，连根带泥搬运中，稻秆受到挫伤；并株后，密集得不透气、不通风，沤黄烂了不少，即使不烂其颗粒也减少了，且不饱满。为了补救，一些地方如绵阳就在田间拉上电线，安起鼓风机日夜鼓风。尽管如此，也免不了减产。对这种劳民伤财、弄虚作假的行径，参观的人，包括农业专家，虽然有不同的想法，但不敢说出来，因为上面有显赫的人物在提倡、支持，谁要说出个“不”字，就会自惹麻烦。

当时，广大农民对报纸上登的亩产几万斤的“高产卫星”（例如北京市郊区永乐店人民公社的晚稻试验田，由新华社发稿，亩产达32755斤；湖南宜章县有个公社亩产稻谷70000斤；广西有个地方亩产稻谷130000斤）根本不相信。他们说：“我们在一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晒三、四千斤谷子，地面上也要铺一寸多厚。一亩田的水稻无论多好，也长不出那样多的谷子。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纯属吹牛皮！哪个舅子才相信！”

[3] 刮共产风从1958年秋收开始。当时，收获粮食规定只能由集体组织劳力收割，并由集体集中统一保管，任何社员，家家户户一律不准贮藏保管粮食，不准任何个人把秋收的粮食拿回自己家中去。同时，把家家户户的铁锅儿收缴起来，集中进行砸烂炼钢铁，不准一家一户动炊，必须在新建起来的集体食堂吃饭。

[4] 社员吃生食是办集体食堂逼出来的。在成立人民公社后办集体食堂时，社员私人的铁锅被挨家挨户搜去，砸烂了拿去炼钢铁，规定人人必须在集体食堂就餐，不准私人起火动炊。由于集体食堂越办越坏，社员干了活在集体食堂吃不饱，就偷偷地搞点东西在家里利用盆盆、钵钵煮来吃。基层干部发现了，就把盆盆、钵钵砸烂。盆盆、钵钵砸烂了，又没处去买，更无钱买。社员很痛心，于是，有的社员就去拣有窝窝的大破缸块块来当锅煮。基层干部发现了又去砸，而且把这些社员打成右倾，开会批判斗争给予打骂处罚。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势下，社员肚子饿慌了，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山坡上捞生的吃。

[5] 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最困难时期，物价特别高。在简阳买一只鸭要30～40元；买一只鸡要50～60元；买一只鹅要70～80元。群众把月工资收入为30～40元的干部戏称为“鸭干部”，50～60元的为“鸡干部”，70～80元的为“鹅干部”。

[6] 此件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这部分由我起草，第一部分是另一个同志起草的。

[7] 列宁曾经指出，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271页）

[8] 四川人把老鼠称做耗子（耗，指消耗粮食）。耗子的天性是钻地洞。死耗子失去了天性和本能，钻不进洞了。

[9] 两个“宣传要点”是：“关于压缩职工、城镇人口返乡下乡的宣传要点”和“关于农村基层组织要接待安置好返乡下乡人员的宣传要点”，系国务院下发的两个文件。

[10] 这是在简阳县商业局党总支为上党课准备的讲稿。

[1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到北京”，“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这两句话是当时最时髦、最流行说法，在本文中不这样说是绝对不行的。

[12] 此为在简阳县商业局、供销社党总支召开的党员大会上，上党课的讲稿。

[13] 《马恩文选》两卷集第23页。

[14]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5] 闶，读kǎng（上声），扣上的意思。

[16] 临近的解放大队，也建了与“万年食堂”规模相似的“乐江食堂”，其结局二者也相似。

[17] 这一时期，从总的来讲，大面积的庄稼都种得孬，但这块院坝边的棉田，棉花长势很好，枝叶很茂盛。

[18] 农民种了棉花，被统购部门统购了。只有完成了统购任务，才能得少量奖励布票。因此，一些棉农缺衣少穿，有很多人穿补疤衣服，个别的满身褴褛。

[19] 放牛娃二把草背去喂牛。

[20] 社员自发种的“满山青”，用以度荒救命。

[21] 16进位秤的二两；简阳人称“羹”为“膏二”即“膏”。

[22] 扛锄头回驻地的力气都没有了。

[23] 上面发给我们工作组三人的代食品馍馍，它是用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切碎，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

[24] “粪土”，指缺乏教养，文化素质很低，道德品质很差，对群众很残忍的大刮“五风”的一些基层干部。他们仗势欺人，非常骄矜，横不讲理，自视高贵、最左最革命，在群众眼里，他们只不过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25] 生产上去了，农民吃饱穿暖，腰包的钱多了，自然了事。

[26] 彭德怀到农村作了调查，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上书，反映真实情况。由此会议大反其右倾，被打成全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后，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大反右倾，很多敢说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的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彭德怀的应声虫”，整了材料，装入档案，受到排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