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上午九时许，在简阳火车站告别了一些前来送行的同志，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列车启动后徐徐离开简阳车站，眼望窗外后退的景物，我情不自禁地念道：“简阳啊，再见了！”

车离站后，速度越来越快，铁路旁广阔的土地里，“八尺开箱”兼种、套种的麦子、胡豆、油菜等农作物，长势良好，片片嫩绿，闪过眼帘，令人喜心悦目，倍觉清新。它预示着社员们将会获得丰收，生活一定会得到改善，困难时期即将过去。

简阳，是成渝线上第一座县城。这里交通方便，地势险要。沱江从中穿流而过，两岸土质肥沃，泥沙地多，属经济作物区，主产棉花、甘蔗、花生、油菜、芝麻、药材和粮食等作物。只要政策对头，领导得当，经济恢复肯定很快，将来也一定大有发展。这两年中，我深深体会到：简阳的干部，除极少数喜欢搞极左的那一套外，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阳的人民，是纯朴、善良、勤劳、智慧的人民。这里，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确是一个好地方。在这两年的艰苦岁月里，我要感谢简阳的一些好同志和好社员，是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才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度过难关。从重庆方面得到消息，十月份我的调令已经下达，简阳方面也收到了。可是简阳方面就不告诉我，一再做工作，要挽留我在简阳。要不是为了重庆的那个家，如果我还是一个单身汉，留在简阳又未尝不可呢！

火车在飞速地前进着。坐在我身边的母亲，不时念叹着家：“我这出来几个月了，晓得玉莲如何啊，小燕长得怎样了啊！”这声音传入我的耳里，使我顿时陷入了沉思，想起了很多事情，鼻子一酸，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两母女不会有啥，很快就要见面了！”我这样回答。然而眼睛却是迷糊、润湿的，想起几个月前她们母女来简阳的情景及我所见的模样：小燕身体瘦弱，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额头，聪明、伶俐、可爱的样儿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唱《小燕子》、《草原晨曲》、《红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回想这几年，家庭四分五裂，四口之家，分住三处。父亲1958年去世以后，母亲孤独一人住在农村老家，无依无靠。1958年8月，为了让她不感到孤单，也为了帮我和玉莲带即将出世的第一孩子，我利用暑假，专程从北京回到邻水老家，雇几个人，用凉椅捆上斑竹棒棒，抬着母亲、挑着行李，历经苦辛，翻一座大山，步行二百余里，把身体虚弱、饱经风霜的母亲接到了重庆，让她同我爱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这几年，我要感恩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追溯过去，首先，我要感谢已故的父亲，是他对我从小就严格要求，劳苦培养教育，使我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和耕作技能，田里土里翻土除草、栽秧割谷、粗活细活、肩挑背驮，样样都能干，而且掌握了一些基本工，会使用刀、镰、斧、锯、推刨、凿子等工具，会编织竹篾器皿，会制作和修理木质简单农具，如锄把、扁担、扦担、扬叉等等，从而能够适应农村生产劳动的环境，能顺利地度过每次的劳动关，并立于不败之地。在干同一种活中，一些自称工农干部的人，有的在我面前望尘莫及，甘败下风；就连农村社员也刮目相看、称赞不已。我也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我从小会做家务事：会缝补、洗涤、炊事，等等，使我处在各种困难环境，能够应付和独立生活；更应感谢她帮我们做家务、带孩子，使新成立的一个小家庭有了生气，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能在外面听从调遣，天南地北完成任务。当然，更不用说，我也要感谢自己的爱人，是她在家里，一方面完成“大跃进”繁重的工作任务，同时还要挑起家庭重担，把一切事情统起来，使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维持着小家庭的存在……

列车，飞速前进。不时，母亲又提醒我：“要注意车上带的东西！”我点头会意，环视一下，打量着我的东西：大小纸箱、木箱、皮箱共四个，被盖卷一捆，随身所带挎包两个。数目不少，但值价的东西却没有。单是书籍就装了两箱半，用的穿的破旧衣物一箱多；身边的两个挎包，一个装着母亲晒的七、八斤干红苕片，一个装着盥洗用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我怕丢的，倒是装在挎包内的笔记本、日记本，所以我一直把它们放在身边，不时翻一翻、写一写、记一记。

下午四点左右，火车到达了终点站重庆。我站起身来，舒了口气，心想：我又即将踏上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为啥，此时，我又回想起了工作团。近期，我们工作团的成员，不少人也和我一样，重新分配工作了。有的调回北京，有的调到成都，有的调到专区，有的根据自己的要求调回了本籍老家，还有一些尚在简阳等待分配。分到党校搞理论工作的，可能只有我一人。明天，我定要去重庆市委党校报到。

1962年12月5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