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下放整社工作过去了。作为工作团的成员之一，回顾一下工作团本身如何，也是很有意思的。

原先，出发北京前，在人民大会堂听到那么多首长的报告，他们都强调了这次整社的重要性，批评了科学院在确定人选工作上的缺点，又进行重新动员挑选。当时，以为这样的工作团组建起来，一定是一个素质好、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可是，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工作团是一个很弱的、缺乏坚强战斗力的工作团。尽管它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

一、领导能力很弱

工作团两个领导人，一个人称王处长，另一个人称梁处长。听说他们都是资格老（“三八式”）、级别高（十二、三级）的干部，然而文化低（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听说，其中一个原是某科研所搞后勤的总务处长，一个是某科研所管物资供应工作的处长。他们在机关，主要靠秘书协助工作，到了工作团，没有随身带秘书，只得自己独立工作。开会的内容，自己记不下来，反映迟钝，口才不好，在台上很少讲话。有时讲几句，支支吾吾，抓不住重点，当讲的不讲，不该讲的反而重复罗嗦。在一些大的会议场合，比起地方领导干部，没有他们活跃、会讲，大大逊色。坐在台下的工作队员看到这种情况，很过意不去，为他们着急，为有这样的领导丢脸。

二、领导作风不深入

在两年的时间内，工作团的两位领导，住在县委机关，参加常委会议，享受常委物质待遇（每月粮食定量45斤），可是工作毫无起色。开会仅是列席作个陪衬，听听而已，没有听说有什么新见解，提出什么新的、好的建议。平常很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我们住的地方距县城只有几里路，从未见他们下过基层了解情况。即使是集中起来开会，也往往是坐在台上，不深入到小组听听下面从第一线回来的同志谈情况。工作团在简阳两年，我问过不少同志，都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可以说，这是严重脱离群众产生的。

三、工作团的领导，对工作团成员的工作，从没有亲自布置过，从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工作意见

工作团成员的工作，完全是由地方领导干部在指导，工作团的领导只起到地方领导干部的助手作用。尊重地方，按照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去工作是可以的，因为从大原则来讲，我们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带着中央的意图，来纠正农村前两、三年工作中的错误的（如刮了“五风”要纠正），我们比地方干部更超脱、更主动。在执行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方面，我们更说得起话，更应有水平，而这一点根本未显示出来。

四、工作团内部，没有建立一整套工作制度

像请示、汇报、定期研究工作、搜集整理材料等制度，工作团是没有建立的。工作团成员工作告一段落，回县委招待所总结工作时，没有专门的班子汇总材料。有次，临时把我和另两位大学生喊去，叫整理个材料出来。可是，工作团的领导不亲自告诉意图，不来一起研究，也没有什么人提供材料，只委派其身边接近的人间接地来向我们作布置，叫我们自己去考虑考虑，写出来就行。由于领导不告诉意图，又缺乏系统的材料，使我们很为难：写这样的材料，有如是逼着牯牛下儿。我们莫法，只好自己去找一些人东问问、西问问，临时现凑材料。可见，他们对工作极不负责、极不严肃。或许，也是他们本身没有那种组织能力罢。可以说，工作团真辜负了中央的重托与希望。在整社期间，据我所知，工作团根本没有产生过一个像样的、得到中央肯定和批转的、反映下面真实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材料或文件。

五、工作团成员素质参差不齐

工作团成员中，转业军人特别多，壮年人多，身体素质好，吃得跑得，但文化素质普遍都低，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开会时，不少人拿起笔和本子记不下来。在下面生产队工作，群众反映情况，也记不下来，很多是靠心记的。凑情况时，常是七零八落，抓不住要点，反映不出问题的完整性，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关键性情况有时被忽略，本质的东西被放过。他们中间一些人不仅不正视这些问题反而态度高傲，说话缺乏政策性，头脑不冷静，动辄就提虚劲、放空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常以自己出身好，是工农干部这种优越感傲视他人；对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些格格不入，给以轻视。

六、少数人素质差，爱占小便宜，对人严、对己宽，影响了内部团结

比如某科研所科长张敏，身为住区委的工作队中队长，在工作大忙之时，把我们抽调到区协助工作，而他则梭边边，请假回家去休息。抽调去的几位同志生活不落实，区公所管伙食的人员和炊事员有意卡拿我们（比如，买菜票一张，区公所的人是3分，要我们5分；买饭票一张，区公所的是一角六，要我们二角；同等的票，区公所的饭菜总比我们的多；买馒头，区公所的给大的，给我们的是小的；买稀饭，区公所的捞沉底的，给我们则舀上面清汤寡水的；买菜，区公所的一张票打满碗，而我们三张票也只得半碗……），他看在眼里，就不出来说话，根本不管。小队长朱子军（某科研所科长）住在公社，省委批准供应工作团每个同志一床蚊帐，他便先挑好的，而且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认为别人有了旧蚊帐就把别人应买的硬买去；县里供应工作队员一人一块香皂，谁要不在队里，就被他私吞了。大队工作组长郎封域（据说曾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上面配给每个队员一张糖果票，有时他自己拿去买来吃，不给人家；就连每人交了钱买的供应照明用的煤油（每人每月二两），经他手分，他都要给以克扣三分之一；上面发给每个队员一盒万金油，他也好意思拗开盒盖，抠去半盒。1961年小春收获时“偷盗”特别厉害，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他却说：“我们是管不了啦，现在我们少出面，让地方干部去管。如果我们管多了，反而会孤立，立不住脚。我们现在处于无人管的地位，两个老头子根本不管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管自己了。工作上我们能管多少就管多少，管不了就算了。”他很灰心失望，认为是“受了骗”下来的。

更有趣的是，有次在县里招待所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朱子军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吃了饭不交钱粮就溜了。招待所管伙食的人把我们小组最后下桌子的于思和揪住不放，要他负责去结账交全部伙食的钱粮。说：“你是工作团的，是一个组织，那些人都走了，我不找你找谁？今天不交清就不让走。”于思和无法，只得在管伙食的人员紧跟下，四处找还没有走的同志借钱借粮，代他们交齐了才脱了手。可是，后来于思和向朱子军他们索还钱粮时，朱子军反奚落于思和：“我又没有叫你垫支，自己垫支自己负责！”活活地把账赖掉，于思和收不回垫支钱粮，只得自认晦气。还有一个叫李盛明的，他和我们在红塔区整理材料，吃了伙食，领了供应的香烟，就是不交钱粮，支我去结账。办伙食的人认准我，硬叫我垫支，我推不脱，只得垫支钱粮帮他结账。这类事情，工作团的领导既不问，又不管，让其自流，而影响工作团在外的形象，在内的团结。

工作团一方面解决不了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再一方面又出现这类不光彩的事情，造成了威信不断下降。因此，有些人把工作团的人当成是北京中央机关不要的人，是下放到地方的包袱，给地方增加了额外的负担，等等。

总的讲，第一年尚有工作团的形象，开初宣传中央政策，进行登记搞退赔，纠正“五风”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很多同志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头搞好生产，使形势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第二年，由于人员调动大，很多同志都调到了县里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时，工作团已名存实亡，全是各顾各的了。

196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