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县委的布置，我们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报告员32人（其中包括区书、区长、各单位党员负责同志13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0人），于本月15日深入各公社，在大队范围内，以中心队为点划二至三片，召开了社员大会，采取了融汇贯通“要点”精神，联系实际，结合当前任务，突出重点，全面讲解的方法，对“要点”进行原原本本的传达贯彻。在传达中，我们特别注重说明了当前国家的困难，压缩职工、城镇人口返乡下乡的重大意义。通过算细账，说明对国家、农民的好处，以及贯彻两个“要点”能够加强团结、克服困难等问题。传达后，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了一至三次讨论。同时，还利用召开小型干部会、宣传员和返乡人员座谈会，登门访问、个别交谈等形式，进行灵活多样的宣传。到21日，社员大会普遍开完后，又深入社、队进行了重点检查补课。

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工作，在宣传初，全区以公社为单位，培训了宣传员5849人（其中生产队长3223人）。报告员在宣传中，向群众作报告202次，参加受教育的达102236人次。全区除四类分子以外，应受教育47437人（其中社员10260人，农村干部3123人；党员1327人，团员1475人；教师239人，机关干部204人，居民590人，企业职工269人），实受教育40652人（其中，社员3123人，农村干部2903人，党员1327人，团员1475人，教师239人，机关干部204人，居民590人，企业职工269人），占85%。个人受教育多者达5次。全区73个生产队通过工作后，根据地委规定的分类标准排队为：一类46个，占63.1％；二类24个，占32.8%；三类3个，占4.1%。据碑垭公社龙云二队27户、应受教育者39人的调查，实际受到教育的27户，35人。对35人的排队是：对国家的困难有认识、能体贴、积极热情欢迎职工下乡者17人，占48.57%；基本上有认识、但不够热情的13人，占37.14%；认识不够，漠不关心，认为压也可、不压也可的5人，占14.28%。宣传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普遍宣传，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其主要收获如下：

一、解除了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提高了思想认识

宣传前，群众对压缩职工、城镇人口返乡、下乡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顾虑：干部主要是怕麻烦，怕不好领导；社员主要是怕少分口粮，怕挤掉自己的房子；部分返乡人员遇到生产、生活上的具体困难时，则留恋城镇，思想有些不稳定。通过宣传教育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

首先，群众对国家当前的严重困难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并把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结合起来看待问题。在讨论中，不少社员以主人翁的态度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困难的看法。如火盆公社花园二队党员杨德才说：“国家的困难跟我们家里的困难一样，我们只有积极努力搞好生产才能解决。国家不困难了，我们的日子也才好过。”碑垭公社和平大队龙云二队社员蔡红君说：“过去我们有困难，国家就帮助，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也不得不管。”有些返乡人员对国家困难有了认识之后，也降低了安置上的过高要求。如火盆公社林场大队禾丰二队返乡人员白银洲，队上安置他的住房，他认为是草房，住不长久，不要。他原先有两间房子被队上打老墙打了，要队上修来赔他。听了报告之后，他接受了队里的安置，并说：“连续三年灾害，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困难，房子我勉强能住就行了，将来生产好了再修。”

其次，认识到压缩职工和城镇人口返乡、下乡，支援农业这一措施的正确必要性。在讨论中，不少社员通过算细账，回顾生产的变化来说明党的这一措施是英明正确的，好处很多。如火盆公社真公二队社员刘家洲说：“我们队里今年回来14人，多种几十亩地，荒土消灭了。不是党的这个政策好，我们的玉米、水稻、棉花产量哪会翻两番呢？”“有人说人回来了少分粮。我看要看远点，暂时少分点，把生产搞好了以后就可以多分。去年分得少，今年小春就分得多，大春分得还要多。政府措施是治本，我们不会吃亏。”他还建议自留地要划好土给返乡人员，以体现照顾。火盆公社响水四队老农蒋天斗说：“大量人员返乡有三大好处：一个是不发工资，国家减少了开支；二是农村不增加征购，大家可以多吃口粮；再一个是增加了农村劳力，生产好得快。”他认为：“人回来越多越好，很多人往农村走就是好形势。”

再次，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有了认识，加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火盆公社裕民大队新民生产队返乡人员蔡洪良说：“国家当前粮食这样困难，工业过头了些，就必然要回过头来大办农业才行。因为肚子饿了不能吃钢。当然工业也重要。农业办好了，要大办工业时，我们可以再去。”安佛公社建设大队柏林生产队返乡人员段安元（铁路工人）说：“工农业生产都要生活好才有保证。以前认为在铁路上工作是铁饭碗，农业办不好，照样饿肚子，铁饭碗也要打烂。”响水四队社员蒋平良说：“农业不好，工业还是走不动。只有办好了农业支援他们，有原料，有吃的，工业才能发展。职工下乡支援农业，这个作法很对。”较为普遍的反映是：“党和政府真英明。这一着硬是对了。这个办法好，很过硬，很彻底！”

二、推动了对返乡、下乡人员的接待安置工作

宣传前，各公社都有少部分生产队对返乡、下乡人员的接待安置不够热情，不够及时合理，解决问题不彻底的情况。如有的口粮不按本队平均吃粮标准分配，不及时划自留地，解决住房、口粮等问题一拖再拖。通过宣传之后，群众和干部一起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如安佛公社人民五队队长李正明，返乡人员去找他解决口粮、住房、自留地等问题时，开初，他说他不是队长，以后，他又只承认是副队长，推脱不解决问题。宣传工作开展后，他便主动把问题解决了。火盆公社林场大队白象二队队长黄金成，对回来了十多天的返乡人员杨昌水、蔡琼芳的住房、床铺问题不加解决安置。这次群众听了报告在讨论中批评他说：“这些问题早该给人家解决，不能再拖了。不解决是不行的。”事后，队长和群众一起动手，也很快给他们解决了。青龙公社五队队长黄学云、火盆公社禾丰二队队长白培水，同样也自觉转变态度，帮助返乡人员解决了口粮、住房、自留地等问题，并主动找返乡人员谈心，征求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不少与返乡人员邻居的社员，也主动借东西给他们用，问长问短，关心他们。返乡人员很受感动。总之，凡是安置上多多少少存在些问题的，通过这次宣传，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群众对返乡人员普遍采取了热情欢迎的态度。

三、返乡人员进一步安了心，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干部和群众对返乡人员热情接待、妥善安置，解决了他们的具体困难，返乡人员一般深受感动，从而在农村安家落户的观念加强了，生产劳动也积极起来，表现不好的向好的方面转变。据调查，火盆公社花园大队返乡52人，在未宣传前，安心在农村、积极劳动表现好的只有26人，占50.8%；宣传后，这类人上升为36人，占69%。该大队返乡人员曾大云，由于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大公无私、积极带头，四个月挣了1050个工分，还被社员群众推选为生产队副队长。他弟弟曾大学返乡后劳动不积极，他便进行帮助教育说：“要听党的话。你不好好劳动，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其弟弟也积极出工了。群众反映说：“有了曾队长，我们搞好生产不成问题了。”队长杨朝松说：“他当副队长，我出外开会都放心了。”这个大队三个表现不好的返乡人员，听了报告在讨论中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要安下心来，积极劳动。碑垭公社和平大队月亮二队返乡人员杨兴清（贫农，铁路工人）听了报告后，知道队上缺钱买牛，便主动拿500元出来给队长买耕牛搞好队上的生产。火盆公社禾丰二队返乡人员白培德，过去把分给他的口粮（另还借了部分）拿到成都去做投机生意。听了报告后，他说：“我今后再不赶场做生意了，要安下心来在家多挣工分，弥补前一段的误工，赶大春多分口粮。”事后，果然在家里埋头生产，赶场日子有事，便叫他妻子曾惠清去办理。另外，不少有钱的返乡人员还自觉地拿钱出来修房建屋，立志在农村安家立业。总之，通过宣传后，返乡人员的变化是很大的。全区返乡人员4067人，原先安心农村积极劳动的一类只有2504人，占61.6%；通过宣传后，转变好了的有1401人，占34.5%；现在还动摇不定、三心二意的只有162人，占3.75%。

四、加强了团结，树立了共同克服困难的信心

由于在两个“宣传要点”中，中央承认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必要的检讨（据说是周总理签发时，加上的。----笔者整理时所加的注）。群众在讨论中也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少数人也借此出了些气，说了些气话。但说后普遍心情舒畅，认识了党的光明正直，为群众办错了事也毫不隐瞒，敢于公开承认，从而更加信任和爱戴党了。表示今后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信心百倍地把生产搞好。火盆公社裕民大队新民生产队社员蔡洪良说：“党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承认了就对。建设没有经验，哪个敢保证没有缺点呢？今后不再犯就行了。”社员谭保金说：“中央过去看的是一河浑水，现在看的是一河清水，看透了底的。这几年明明生产下降、生活不好，以往一开会就说上升了、提高了。听到就冒火。现在说的才实际，我心服了。”他边说边哭，用袖子不断揩眼泪。裕民大队新民生产队队长黄吉君说：“1959年7月到1960年5月，我家死了父亲、母亲、妻子、儿子，他们都是饿死的。去年我们队里种棉花，亩产只有2斤2两，可是一开会总说上升上升、提高提高，真火冲！我认为这次党才说了实话。”普安公社安全大队队长蔡廷金（过去是大队副支部书记，整社时被撤职，这次甄别后当大队长）说：“我蔡廷金是被整住了的，开小会大会批斗我。我的意见大得很，不晓得怎么办了。现在报告已经分枝落叶了，大家都该负责。中央都承担了责任，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当然，挨了斗、吃了苦头，甄别了嘛。话又说回来，就象兄弟打架，打得再凶，也是兄弟。现在我没有意见了。”他边说边流了眼泪。也还有些人发牢骚说气话的。有的社员气愤地说：“往年不对，错误不承认，人还没有饿死嘛。现在看人饿死得差不多了，才来说有缺点错误！”翰林葫芦一队返乡人员王兴武（中农）生气地说：“这几年战绩是大，好是好，好几个光：我回来后，房子光了，墙脚石光了，竹木光了，家中的东西光了，人也差点光了（他家死了二人）。‘五风’刮得够厉害的，那时谁还挡得住呢！老实说，我并不怨下面队上干部。现在上面来承担责任，我莫得意见。”在一些讨论会上，一谈到刮“五风”，特别是生产瞎指挥、浮夸和打老墙，群众意见最多，气话不少。但他们都认为，只要中央知道下情，承认错误，今后不再犯，就有奔头。只要干部、返乡人员、社员，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生产是可以很快恢复的。有的社员甚至挥袖提劲、精神振奋、充满信心地说：“只要纠正了‘五风’，两三年就可以赶上1957年的生产水平。”总之，通过宣传，不少生产队已经形成了一个空前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局面。这次宣传，尽管进行得比较广泛深入细致，并对个别薄弱的队补了课，但各社、队的广度、深度还是不够平衡的。在广度上，地势适中的队，人到得比较整齐，受教育者占应受教育者的80～95%；但地处分散偏远的队，人就到得少些，只占70％左右。有少数大队、小队干部正忙于棉花测产，也未听报告和参加讨论。在深度上，由于有的队组织讨论得好，有的队组织讨论得不好；讨论次数的多少也不一样，以至个别队对“要点”的精神还了解得不充分，因而对返乡人员的接待安置工作还存在问题。

此外，尚有极个别干部和社员，过去挨过斗，受到打骂等委屈的，现在怨气还很大，疙瘩并没有完全解开。如塘坝公社斑竹大队原联社主任张朝仁（党员），由于生产上不去（注：实际上是不搞浮夸）被批判斗争，挨过打。这次安排他作大队保管工作，他很气愤地说：“保管个球！找我当保管？除非黄蟮长叉！”等等。这些，需要在今后作深入细致的工作，把宣传工作经常化，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有的返乡人员要求今后多开一些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采纳。

在接待、安置工作上，全区总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些具体问题，最突出的是住房特别紧张，个别队尽了最大努力，实在无法解决，还需要靠上级帮助。对此，我们进行了初步摸底。火盆公社花园大队返乡人员43户，有20户需要解决住房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新修1间（1户），租用19间（19户）。这19户的房子都是破漏不堪的需要培修。打紧计算，需钱900元，其中自己能解决487元，生产队能解决327元，还差86元，需要国家解决。安佛公社安乐大队返乡人员55人，其中无住房的20人（20户）。解决的办法是：公房解决7间（7户），向社员调剂租用13间（13户）。这些住房皆破漏不避风雨，打紧计算，需要培修费780元。自己解决竹子、部分盖草、盖匠工资，生产队解决部分盖草和木工，合计520元，还需要国家解决买木料的钱260元。

在返乡、下乡人员中，有极少数外流他乡（如火盆公社就有4人），他们此次并未受到教育。今后如何使这类人员返乡生产仍是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外流人员好逸恶劳，比较分散，不好管理，生产队不想要。但户口已上到那里，事实上不要也不行。队上只有尽量动员他们回来，加强管理教育，并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使其安心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禾丰区宣传组　　　　　　    

1962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