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县委发出通知：8月29日下午，整社工作团全体下放干部，到县委招待所报到开会。会议于8月30日开始，到9月2日止共四天.会上听取了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张政委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用简单的几句话对整社工作团的干部表示慰问，肯定了工作成绩，然后转入正题：讲了全国、本省和本县的形势，讲了大家特别关心的粮食情况，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在生活上照顾颇好，能敞开肚子吃饭，菜也有了油水，还打了牙祭。比起在生产队自己煮、经常吃少量的米加混土麦面煮的羹好多了，因此，普遍感到满意。听完报告后，大家总结了工作，检查了缺点，并保证今后要安下心来，坚持到下放两年整社期满为止，表示要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同广大社员群众一道，为扭转农村形势、解决粮食过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正当9月2日下午会议快结束准备返队时，忽又得通知：会后大家不要回队去了，科学院的慰问团来简阳慰问你们来了，你们还要继续开会。闻听这一喜讯，大家非常高兴，于是都留了下来。9月3日，安排大家休息一天，慰问团代表与有关方面接触，搜集了解情况，研究会议开法，决定9月4日开会。

会上，慰问团首先说明了来意，向大家表示慰问，然后简要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北京的情况等等。报告中，根据大家提的意见，讲了我们的所属关系和工作关系问题，特别是工作分配方面的问题。明确了：在所属关系上，既然是下放整社干部，现在基本上属于原单位，不属地方；在工作关系方面，现在应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两年下放期满，在分配上，鉴于北京中央机构在精简，人员在压缩，情况已发生了变化，除自己愿意回原单位，原单位又需要而同意回去的可以回去外，其余的实行重新分配。由于大家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在分配时要尽量照顾专业和志愿、照顾家庭和夫妻关系等。报告听完，开展了讨论。

同志们在讨论发言中，有个共同的特点：外省来的，表示重新分配时，决不留在四川工作，要求回本籍或到东北、新疆等边远地区工作；四川籍的愿意留在四川，但要求照顾家庭和夫妻关系、照顾专业，分到别的地方去，不愿意留在简阳工作；没有牵挂的年轻人，很多都想离开四川，到别的省份甚至到边远省份去工作。

在北京组团下来之前，完全是采取自愿选择的原则。中科院建立一个团是到四川，但是，中科院的人，有些自愿到其他省里去了。比如，我们近代史研究所三人中，就有两人到青海等地。待工作团到四川后，我们接触到很多人不是中科院的，有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地质部等单位的人，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人。

在建团下放时，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到四川来呢？在暴露思想中，他们当时想：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是粮仓之地。虽然国家困难，但到四川农村生活，吃饭问题是不必愁的。还有，听说四川是江南风光，山青水秀竹林翠，一年四季常青，风景优美，想借此机会来看看。山东、河南、河北的人，除了上述思想外，还想到：民主革命全国胜利前后，这些省份有大量南下干部入川，听说这些人差不多都当上了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家也安在了四川。自己到四川后，可以得到先入川的老乡们的帮助，向他们学习，也把家安在四川，等等。可是，来到四川八个多月的亲身体会，情况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碰到的很多实际问题，自己根本无能为力解决，特别是对四川现行的一些政策很不满意。他们说：尽管四川有灾害，生产的粮食也不少，为什么定量比全国各省都低，让那么多人得了浮肿病饿死？有的批评四川的领导浮夸风太严重了，向中央虚报了粮食产量，让四川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大量粮食外调，支援别的地区，他们不认为是共产主义风格高、对国家贡献大，而是不老实造成的。有的甚至说：“李井泉能当上西南局书记，是拿四川的粮食换来的，是拿四川千千万万的人命换来的。”“他只要自己的官，不要老百姓的命，所以我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鬼地方工作。”

同志们听到本地社员群众反映，四川省委农工部夏勇部长，1958年以来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他很实事求是，主持正义，反对刮“五风”，反对打人骂人，反对瞎指挥生产，反对无止境地苦战夜战，反对扣饭罚款，等等，群众很欢迎他。他下到基层到一个地方，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他讲话大家都拥护，鼓掌欢迎，把他称为“夏青天”。这样的好干部，却反而被李井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他的官，贬其下放到简阳禾丰区落后地带农村一个土墙茅草棚里住着，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对此，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很是同情。而对当时大刮“五风”、破坏性大、打骂群众、作恶多端的人，在纠正“五风”中被揭发出来，民愤极大，要求处理的雷光银、吴必渊等人，上面却进行包庇，认为情有可原、出发点是好的，而不加处分。在下面难于对群众作解释工作，感到这个地方是非不分，上下都有问题，因而也不愿意在四川，想分配时调到别的省去。有的同志认为，四川人口多，耕地少，地势高低不平，难以实行机械化，将来发展前途不大，因而也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

上述的种种说法，不一定都对，认识也不一定都正确，但确实是谈的真实思想，说的是实在话。

人们的经历不一样，因而处世哲学也不一样。有些同志平时对一些问题意见也大，思想上也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但怕得罪人，就是不公开谈出上述意见，而只是强调自己不适应四川的气候，不习惯四川的风俗，语言不通等与时局无关、与政治不沾边的理由，要求分配时照顾自己的这些“实际”，分到其他地方，或者分回原籍去。以上这些意见，都给慰问团的代表作了反映。会议当天结束。

196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