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是阴历五月初五，传统的节日----端午节。人们以愉快的心情期待它的到来，希望能在节日期间放几天假玩玩，轻松轻松，因为过去几个月都没有按政府的规定放足假。一个月本来有四天假期，但有时只放一天，有时一天也不放。心想，节日来了，该会集中放几天假了吧；再加上平时生活很苦，节日期间，该吃点好的，诸如配给点肉、酒之类改善一下生活。不料，节日到来之前的两天下了一场大雨，把干旱的土浸透了五、六寸，正好栽红苕。这样，从阴历五月初三到初五的上午，都不放假，全部出工去抢栽红苕。我们工作组自然要带头，而且要做社员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出工，把红苕栽下去。除了少数队员有抵触情绪，说“不稀奇那点工分”，坚持去赶场外，绝大多数还是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去出工。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不错过时机，利用这个好天气把红苕栽下去，今冬明春的生活才有指望。红苕直栽到端午节那天午后一、二点钟，上面才宣布放假休息半天。因为已有的红苕秧栽完了，否则连这半天假也捞不到的。这两天半的突击，全队也只栽了20亩左右的红苕，仅占计划应栽面积的三分之一。

端午节后，又连续补栽了三天棉花。也是由于棉苗不足，还有不少棉花缺窝没有补栽上。这说明在生产上，计划管理不周，需要的红苕秧、棉花苗都不够数，栽不足也就只好拉倒算了。

栽过了红苕，补过了棉苗，大忙也就算结束了，该放两天假让社员歇口气了吧，谁知上面又来了指示：这几天一律不放假。结果社员意见很大，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了。不少社员根本不理这套，自己放假玩去了；即使勉强出工的，在土里也是“拿着锄头把摸脉”，磨洋工，工作进展很差。过端午节，政府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街上的居民，农村的社员都配给了一定数量的面、糖、酒、糯米、肉等食品，我们所在生产队的事务长谭公泽按规定上街把社员的供应买了回来分发给社员了，而我们工作组的三个人，却什么供应也没有，被晾在一边没人管。我们回到宿舍，彼此安慰几句，然而越想越心酸，深感这不是滋味。李振敖同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一些好心的社员知道此事后，腾出自己不多的供应端给我们尝尝。

为什么过节不给我们供应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说是，主管我们的单位把我们忘了，造成了漏报；再说是，供应的物资少，不够分，先满足当地，中央来的由中央去解决吧。

还有就是，整社工作团这时已七零八落了。有的得了浮肿病回原单位医治去了；有的家里来电称其父母病重请假返家探望去了，等等。请假离团的不少，组织又不健全。团一级的负责人驻在县城，中队一级负责人驻在区里，小队一级负责人也驻在公社，他们享受着驻在地干部的同等待遇，生活落实，只顾自己，哪还管生活在社员之中的工作组的事。至于工作团、工作队、工作组的威望，也不如初来时高了。开初，群众听说中央工作团、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派来解决问题的，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很尊重工作团、工作组，并积极反映情况。后来，他们渐渐看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就在这时，工作团的负责人又公开强调，要以地方干部为主来解决一切问题，而群众恰恰对过去贯彻极左那一套的地方干部意见又很大，很恨他们，希望中央工作团、工作组站在公正的立场解决一些问题。由于地方干部得势，甚至连中央工作组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都需要地方干部解决，包括随身带走的工资关系，也要由地方来发（我在北京中科院，每月工资是56元，到了简阳，由简阳按地方干部待遇发，每月48元，即当地所谓“鸭干部”^[5]）。这时，不少人把我们看作是“下放干部”、“下放地方劳动的干部”，甚至说是“中央机关丢下来的包袱”、“增加了地方的负担”等等。在这种气候下，端午节不供给驻队工作组节日食品，不同地方干部一视同仁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工作组三人始终不服这口气，经过几番周折，找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尽管他们拖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还是照地方干部的同等待遇，补给了我们端午节的供应了。

1961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