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在山坡上听见一个放牛娃儿唱出这样的歌谣：“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麦子没吊吊（麦穗），小偷遍山坡。”

今天（5月19日），我们和社员一起在地里耘棉花苗，见一行行的小麦吊吊被人割了，心里感到难过，也有些气愤。可是社员们却不在意，反把它作为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来。一位社员问道：“甘同志，你看今年多怪，麦子这么好，可就是不长吊吊。你是科学院的，可以研究研究是啥道理。”

另一个社员接着说：“你怎么不回答呢？依我看，肚子吃不饱是主要原因。你说对不？”

于是，其他一些社员也跟着说开来。

“过去古怪少，如今古怪多。过去小偷是个别的，如今小偷遍山坡。”“白天装好人，夜间就去当偷二。到处都是贼（读zuí）娃子。”

“去年八月间，六两（16进制）黄谷吃一天；连吃红苕藤也用秤吊，一把一把地发，老根根也不多添一点。日子过得真惨！有天晚上，七、八队的社员就不约而同地去土里偷红苕。这是拿着锄头，背着背兜，大张旗鼓地偷。先去的还笑着问后去的：‘你来干啥？’后去的笑着回答：‘我来捉小偷。’土里到处是人，二十多亩土里的红苕，一个晚上就没得了。”

“甘同志，你说小偷多不多？该多哈？”

又有人说：“甘同志，我们过去见了小偷很稀奇，也很气愤。只要哪里捉住一个，就追着去看，还想把这样的坏家伙打死，别让他再害人。可是现在到处是小偷，大家的手爪都不干净，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现在捉住小偷，我既不想去看，也不想去斗了。”“在我们院子里，现在找不出一户人手爪是干净的。”

我一边听，一边埋头耘苗，陷入了沉思。忽然见旁边的麦子梢头，沙沙作响。抬头一看，原来有几个社员正在用手搓生麦子吃。我立即劝说：“不要吃生的。吃下去肠胃受不了，得了浮肿病不好医的！”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理会。过了一会儿，才有个社员回答道：“管球它的肿不肿啊，活起做啥子，倒不如死了好些！”

我说：“目前生活困难是暂时现象，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搞好生产，很快会好起来的。”

有个社员马上接过去说：“啥子暂时的啊！一年比一年不如。1958年尽肚子胀，1959年吃半饱，1960年吃不饱，割麦子是吃11两5（一斤为16两），今年（1961年）大忙时割麦子只吃10两多一点。日子越过越坏。去年死了很多人，今年恐怕死得更多了。再死，乡坝头恐怕没啥人做活路的了。”

我说：“你们吃生的，把麦子糟蹋了，完不成包产任务要赔产的。还不是害了你们自己。”

社员们接着应声了：“赔就赔，反正是不能超产的。”

“今年本来可以超产得奖，可是公社看见我们搞好了眼红，改数字，增加亩数，降低单位面积指标，从两头来卡我们。这样，随便怎样也超不了产。”

“过去几年，熟的都不想吃，哪个还吃生的？吃生的就从去年排头。”^[4]

“上级不给熟的吃，我们只有吃点生的。上级硬要在收获大忙季节拿低标准给我们吃，我们就要吃个饱肚标准才干得动活。反正吃自己劳动的，没有剥削人。”

这时，有个小家伙叫道：“甘同志，你去看看：公共厕所那里面的好麦子成堆成堆的，用箩兜也装不完。这土里也有几堆呢，你来看看吧！”

其实，我早在山坡上、在各个厕所、茅坑里见到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经肠胃而未消化的生麦子。成群的苍蝇，在这些麦子堆上面绕来绕去地飞着、爬着。就在这时，又见几个社员把麦吊上的麦粒搓下来在手上倒来倒去地吹去麦壳，一把把地往嘴里放，或者往腰间别的口袋里梭。虽一次再次苦口婆心地劝阻，还是劝阻不住。唉！它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民以食为天”、“饥寒起盗心”不无道理。

1961年5月19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