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的多吃多占，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瞎指挥生产，使农业生产产量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东西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便利用职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多吃多占。所以多吃多占风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瞎指挥风把生产搞孬了带来的。但是，它也与刮“共产风”^[3]有一定的关系。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期间，大刮共产风，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打破队与队界限”、“吃饭不要钱”等口号。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什么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刮共产风大搞平调。到一处吃一处，既要办齐，又要办好。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操大方，讲阔气，得到的是一阵赞扬而已。此风一刮，为干部的多吃多占开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为此风提供了组织准备，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由此可见，“五风”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会议同多吃多占是分不开的。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被干部视为人民公社心脏的集体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想办小食堂或不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这里。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照牌价交了钱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196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