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图为《人民日报》刊登的命令全文
国家对农村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当时的政策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缺多供应，不缺不供应，什么时间缺，什么时间供应”。这个政策在安徽亳县深得人心，广大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在以后的几年里，购了过头粮，回销粮卡得较紧，但农民口粮尚可吃饱。
1958年“大跃进”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高估产下的高征购，在低标准和时有脱销的情况下统销。1958年——1960年，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情况是：
1958年全县农业人口71万，粮食实产4.55亿斤，征购任务3亿斤，完成15119万斤，占任务的50.39%，商品率33.8%，人均负担量213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526斤。
1959年全县农业人口70.8万，粮食实产3.27亿斤，征购任务2.2亿斤，完成12924万斤，占任务的58.74%，商品率39.5%，人均负担183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357斤。
1960年全县农业人口56万，粮食实产27885万斤，征购任务1.4亿斤，完成6833万斤，占任务的48.8%，商品率24.5%，人均负担量122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464斤。
从以上粮食统购统销来看，每年粮食征购占到实产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留给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除去种子、饲料、社办工业等项用粮外，农民的口粮很低。1960年全县农民人日均口粮仅有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年春是最困难时期，人日均口粮仅二两左右，不少地方人日均口粮只有一两几钱。
尽管如此，由于征购任务大，导致年年完不成任务，季季完不成任务，样样品种完不成任务，相对的农民负担是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而在统销上一压再压，完不成征购任务，缺粮不返销（按高产估产，不承认缺粮），多缺少返销。就这样每到播种季节还向社员逼交种子。正像人们所说的“粒粮进国库，万民难求出”，以致大批农民饿死，“左”的无法再“左”了。
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经过如下历程：
一、高举反右旗帜，把大力反右贯穿在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始终。三年的“大跃进”历经了反右派和反右倾两大运动，1958年有不少干部因反映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少干部因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被拔了“白旗”或挨批评、受处分。
1959年春因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回销粮被视为“西北风”和“右派势力的新反攻”，整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同年秋，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与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联系在一起，不顾土地抛荒，秋季旱情严重，粮食减产的实际，以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衡量一个干部左、中、右的标准。把大批干部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无情打击。例如十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因公社粮食征购任务进度慢，向县委如实汇报了“粮食征购中有些地方卖了豆种，明春会出问题”等，被阜阳地委点名批评为右倾，责令停职反省。
1960年的统购统销更加变本加厉，开展了更加残酷的斗争。直到1960年4月，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地、县委还硬着头皮在会上大讲什么“余购”、“缺销”。实为搜粮统购，缺粮少销或不销。
三年反右领先的粮食统购统销，批斗了大批干部和群众，打了一批右倾，处分了一大批干部，使农民吃了空头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大力表扬、奖励善于大吹粮食高产、大购过头粮，狠压粮食返销的“先进”人物。其实这些“先进”人物，只讲迎合领导浮夸心理和自己的政治需要，毫无党性，残害农民，最为农民所深恶痛绝。例如，五马公社，一位刚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提升为县委副书记的宋××，1958年去分包五马公社，即时，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放出亩产4万多斤水稻“卫星”，全社粮食生产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购大量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粮食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本社农民开始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该公社的人均每天不足四两的回销粮，退回“节余粮”4500斤，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同时对其他如实反映情况，要求增加回销粮指标的公社，给予严厉批评，并要学习五马“经验”。他们的“经验”残害了农民，殃及全县。结果五马公社是违法乱纪和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公社。
在这种形势下，全县浮夸风越刮越大。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继续大吹高产，粮食大有潜力可挖。农民的生活“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食堂三干三稀”等等，到处高喊，实际上则加重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
三、采取强制手段搞粮食征购。三年中一般从当年的六月到翌年的三月，用九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抓粮食征购，除各级党委作为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抓征购外，县、社均有专门的粮食巡回检查组织，并派出大批不脱产监收监打常年驻队人员，一般每生产队最少一人。
每当粮食收获开始，未等粮食晒干就要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五天一放小“卫星”，十天一放大“卫星”，放不出“卫星”的层层都有批判斗争的场面。
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层层采取扣人不放的办法，逼迫交粮。1959年11月中旬，在县委召开的分支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除批斗粮食征购右倾典型邢占秀等人外，大搞人人过关。用会内与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社队交了粮下余，立下完成任务的保证，才可放行，否则留在会上“整顿”。因此，绝大部分大队卖口粮、卖种子、卖饲料。十河公社孙大庄大队地处豫皖边界，为了过关无奈向河南省某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入库的“卫星”，免除了一次批斗。
1960年10月31日——11月18日，共19天时间，县委召开社队七次电话会，一次县委扩大会，逼粮入库。会会都有常驻亳县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地委第一书记任松筠，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中的一人讲话，点名批评粮食征购落后单位或个人，结果又有不少队粮被购光。
由于采取各种强制手段，逼死人命的事件三年中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采取斗、扣、打等办法以致逼死人命。例如，1958年县园艺场王阁生产队张会计，先在“核实”产量会上，因报不到领导要求的高产，被斗、被扣；报了高产，接着高征购，而征购任务完不成，又批斗为瞒产，从而被逼投井自尽。死后则宣布瞒产私分畏罪自杀。1960年夏位岗公社马厂大队马厂生产队口粮基本卖光，社员无法生活。队长张万春痛哭后，上吊自杀被救。
为完成粮食征购，以瞒产私分和偷盗粮食等罪名乱捕乱关，县政法部门抓人之多是罕见的。如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共产党员、民兵营长赵恩太，1960年秋因本队粮食卖过头，农民口粮太低，浮肿、死亡不断出现，留两窖红芋未切片上交而被捕法办，关死狱中。1960年6月27日，张集公社门庄大队按高估产高征购，仅完成40%左右而多数农民无口粮，为此被列为县社的打击重点，抽调力量在县公安局郭副局长领导下调查，避开小麦估产过高的实际，结论是全大队721户有偷窃行为，占总户784户的91.9%，而不偷的63户全是老弱残废。同时家家进行搜粮。批斗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大队副书记×××受到党纪处分，逮捕了几名“偷盗”青麦较多的农民，从而农民的基本生活权利遭到严重的破坏。
每当粮食接近成熟和收获季节，全县农村翻箱倒柜，挖地几尺搜粮，已成普遍现象。不少的村队每当农民田间劳动收工回家之前，不分男女老少，全面搜身，以防偷盗。
四、关键时刻，一再压缩统销，强行调出农民的口粮。1960年春节前后，农民的吃粮标准很低。据县委生活检查组2月11日在大杨、观堂、城父等公社检查，普遍人日均口粮不足四两，其中城父公社丁楼大队人日均口粮一两三钱（十六两制）。农民因饥饿而死亡越来越多。在农民口粮低到了不能保命的情况下（按照人日均口粮三两计算，全县库存粮尚缺133万斤），阜阳地委副书记武建周，地委秘书长徐有贞坐镇亳县，决定调出库存粮300万斤。徐有贞说：“统购要从茅根、淀粉、干菜、粮食等多方面着手，还要保证社员吃到‘六、七、八两’，省地委都知道你们的情况，要保证按时完成调出粮食任务……”
在此期间，大面茅根已近扒完，各种代食品已极为紧张。有的粮站已无粮可供。加之运输工具缺乏，阴雨较多，粮食时有脱销，从而使全县农民非正常死亡进一步加剧。
五、各种代食品严禁市场交易。随着农民生活紧张，亳县于1959年12月29日起向社队分配了代食品收购任务。同时各种代食品由国家供销部门挂牌统购，一律不准市场交易。有些队由于代食品不多，连带叶的红芋秧都去出售。这样一购一销，供销部门仓容较小，有的露天存放，经雨霉变。虽然同时制定了供应办法，但却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各种代食品不准市场交易之后，黑市粮、馍和代食品价格猛涨。黑市小麦每斤由原1. 3元左右增到1.8—2.0元，红芋片每斤涨到1.3—1.5元，二两重红芋叶面馍涨至0.8—1.0元；红芋叶每斤0.8—1.0元……极端贫困的农民，本来可用0.35元钱买一、二斤红芋叶充饥，至此也难买代食品补贴了。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1960年底。
六、停止统购，落实统销，支粮到户，堵塞干部多吃多占的漏洞，形势好转。1960年冬季，虽然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五风”，但由于粮食统销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口粮仍未落实，少量农民的口粮还是层层剥皮，不能如数吃到农民肚里。因此浮肿、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在继续发生。《县委生产生活简报》如实反映秋冬死人，被地委通报全区并报省委之后，引起省委高度重视，为亳县增添了大批力量，帮助县委整风。首先停止了粮食征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落实了粮食统销，并采取“口粮一次落实到人，分期供应，支粮到户，超支不补，余归个人”的办法，有效堵塞干部多吃多占的漏洞。同时口粮仓库采取“三结合两把锁（即干部、群众、工作队，钥匙是群众代表、工作队各持一把）”，一直管到接上新麦。
由于口粮落实，标准虽低，加上代食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势迅速好转，疾病、外流、非正常死亡至1961年春节基本停止。
粮食统购统销事关农民生死。经过“大跃进”三年的反复高购低销，国家宪法和粮食购销政策均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引发了广大农村荒、逃、饿、病、死的普遍发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多方面深入调查表明，亳县农民非正常死亡率达30%以上，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极其严重。因为口粮缺少，发生了杀亲吃肉等违背人情的实例。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血的教训。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