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二

萧、李、廖及于克书等人，对当时农村现实都有清醒的了解。他们大多参加了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整风整社工作团”，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于克书是巴县团副团长，廖伯康则坐镇市委办公厅，对各地的报告、简报有全面了解。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用李止舟的话说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最初他们还认为是农村基层干部有问题，也按照上边的部署，以“阶级斗争”的思路，抓了一些基层干部，开大会斗争。但后来逐渐发现问题不在基层干部身上，而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决策错误造成的。但省里主要领导人却把责任推给下属。李止舟了解到，他的老家荥经县死了一半的人，省委主要领导人就怪罪当地领导，下令把县委书记抓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以发扬民主著称的“七千人大会”。萧泽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各地干部对中央领导部门的直言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出气”），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态度，使他深受鼓舞。

1962年2月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七千人大会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提了很多意见，特别是对工业上整重庆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安以文，农业上整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这两大冤案意见最大。重庆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给重钢安以文平反。各部门干部对省委意见不仅提得多，而且很尖锐。重庆市副市长邓垦批评省里犯了几年左，却反了几年右，越反越左，整得干部不敢说真话……后来这些都成了萧、李、廖“煽动反对省委”、“刮起一股反党歪风”的“罪行”。

重庆会还没开完，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就召开了。四川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定下调子：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完全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气度。同时，按照中央规定应该上报的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简报（主要是对省里领导人提的批评意见），也被扣压了。

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后不久，主持共青团重庆市委日常工作的于克书在大家鼓动下，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团市委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谈到四川死那么多人中央知不知道？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于克书就提出是不是写信反映。团市委的几个副书记都提议他来写。不过他并未马上就写，直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省委工作会议后，他们得知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上广大干部对省委提的意见未能反映给中央，被省委领导人压下来了。于克书才下决心上书中央告状。因为他们都知道省委主要领导人报复心强，整人厉害，他会动用专政手段搞邮检、查笔迹，便没有署真名，而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了“匿名信”，为避免被查出笔迹，是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的，为避免被查出邮寄地点，还专门托出差的人将信带到武汉去投寄。

于克书上书，还有一个背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写于1930年春的文章《关于调查研究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2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为此，胡耀邦给十八个省市团委书记写信，强调要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要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向中央反映情况，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要是政治政策上的。要调查研究。在这背景下，团委下去调查研究，向市委反映了很多情况和社会问题，大约1962年4月，团中央开座谈会，大城市的团委书记或部长参加，团中央要大家打破框框，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有什么框框限制。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作为中央委员，于克书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是他们的老朋友，听他们说起四川的严峻情况，立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便找廖伯康单独谈话。随后把谈话内容整理成简报交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这才有了杨尚昆代表中央书记处约廖、于二人谈话的事。为“掩人耳目”，避免被四川省领导人闻知，当时还以另外的借口给廖、于二人向团中央全会请了假。廖伯康事后感慨：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这样遮遮掩掩，如同地下工作，说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

在那次谈话中，杨尚昆首先打消他们的顾虑，说不是找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找你们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又说，中央知道四川死人情况严重，有逃荒到陕西凤州的人写了《一字一泪诉川情》给国务院办公厅，转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后也很震惊。他们还收到另一封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的信，也写得很好（杨尚昆不知就是坐在他面前的于克书所写）。廖伯康汇报了他根据省委文件有关各地人口数字的前后数据推算出来的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数字。杨尚昆比较了中央办公厅所掌握的数字，认为廖伯康的数字是可靠的。廖伯康和于克书还反映了四川主要领导人强调四川特殊，许多中央文件得不到贯彻执行，独断专行，主观臆断，瞎指挥，上骗中央讲假话，下压群众隐瞒真相，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等。后来廖伯康说，他们为这三个多小时的汇报，挨了二十年整，比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还厉害。

杨尚昆听汇报后，立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干部到四川调查。为避免引起四川领导人注意，特地从中央一些部委选派了司局长一级的川籍干部十多人，以回乡探亲访友名义分别赴川“微服私访”。只有萧风（原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这时已调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不是川籍干部，因他参加过调查安徽同类问题，有经验，也获准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调查。

调查中，四川地方干部普遍反映，希望中央将四川主要领导人调离，邓垦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另调胡耀邦来四川主政。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因此，萧、李、廖等人都认为，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应该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于克书的“匿名信”也被批发给中央领导人传阅，为了不让四川主要领导人看到后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杨尚昆特地让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只批发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但这事仍被四川主要领导人知道了（他的一位老上级看到后转告了他），预料中的追查和打击报复不久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