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三年困难时期的武都县委书记和平同志

和平，又名和福光，1916年出生于山西忻县奇村。少时家贫，以讨饭、拾柴和给地主放牛为生。19岁时，随叔父在山西太原谋生，受雇一资本家为厨做饭，生活十分困难。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和平返回家乡，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游击队除主要给八路军传递敌情外，还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鬼子交通，消灭零散鬼子兵。和平机智勇敢，坚决果断，受到大家的拥戴，被称为游击队的“娃娃连长”。

和平同志自幼丧父，靠母亲郭二改做针线活，当奶妈，支撑整个家庭。和平的母亲深恶痛绝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积极参与和支持儿子的抗日活动，热情接待游击队员在家开会，并为游击队站岗放哨，给队员做饭，缝补衣服，组织妇女做鞋。和母还不顾个人安危，在炕洞或地窖里隐藏游击队缴获的武器。当时，伪政府通缉“娃娃连长”，村公所及当地汉奸带领鬼子搜查抄家，将她吊在房梁上严刑拷打，指令限期交人，她刚强地说：“要命有一条，儿子我不知道。”母亲的高风亮节，激励和平从小养成了不怕牺牲和坚决革命的精神。

1940年，和平毅然徒步投奔延安。在延安，和平同志正式参加军事训练，曾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后又被组织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二年。1945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和母病故,和平单骑从延安回到故乡。时母亲已殡葬多日，他悲痛万分，到墓地鸣枪三响，以示祭奠。和母临终前，曾含泪叮嘱亲人：“我死后不要叫福光子回来，让他好好地给八路军干事”。闻此遗言，更增加了和平对母亲的怀念，他遂在母亲遗像背面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探老母未无痛哭，望红旗在全国招展，再返西去(延安)，忄西惶的妈妈您安息吧！儿永远不会忘记您”。遵母遗命，随即携妻室再赴延安。

1949年秋，和平随解放大军西进甘肃，自1950年起，先后担任天水市地税局长、合作办事处主任、天水地委秘书长、天水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1958年．全国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产量连年下降。高指标，浮夸风，自然灾害，再加上向农民收购“过头粮”，致使人民生产和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到了1959年，当时隶属天水地区的武都县农民群众生活已经极为贫困，社员主要靠吃谷皮、苜蓿、野菜等度日，人口大量外流，浮肿、饿死人现象相当严重，贫困山区尤为突出。为了纠正错误，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甘肃省委抽调干部，组成赴武都抢救人命工作组，和平同志任组长兼武都县委副书记。1959年10月初，和平日夜兼程抵达武都。面对武都极端困难的局面，他立即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制定了救灾方案，抽调大批干部组成救灾工作组，深入基层开展救灾工作。当时规定，县领导每人掌握一定数量的救灾钱粮指标，分片包干，安排灾区群众生活，并严格要求不能饿死一个人。作为工作组组长的和平同志，为检查灾情，他常跋山涉水，深入到边远山区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及时发放救灾粮款。同时，他还将全县30余万人面临的严重灾情，如实汇报省委，要求及时安排救济。1959年12月，省委决定和平同志留任武都县委书记。

1960年灾情继续蔓延。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高达24%的沙湾(今宕昌县沙湾镇),群众每天在公共食堂喝不到人均二两面的清拌汤。那时，公共食堂被视作人民公社的心脏，谁都不敢说把食堂解散，和平下乡看到这种情况，他不怕犯错误，不怕丢掉县委书记的“乌纱帽”，毅然宣布解散沙湾食堂，抢救了大批群众的生命。

1960年，在两水公社工作的一位干部回原籍月照乡探亲，给县委书记写信反映当地群众外流和死亡的严重情况。和平收到信后，立即派人查明实情，及时拨月照7万斤救灾粮，并给反映情况的人回话表示感谢。

当时的武都县委领导班子内部，斗争也很激烈。一部分人极“左”思想严重，为了保住“官帽”，欺上瞒下，在给省委汇报中，把大灾说成小灾，把小灾说成无灾，更不能如实统计汇报饿死人的数字和实际情况。和平同志主张实事求是，如实上报武都县群众生活困难情况，却遭个别人的冷嘲热讽，他们甚至说：“和平不讲阶级斗争，他起的名字就叫‘和平’”。但是，和平同志不吃这一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全力以赴投入到抢救人命的工作中去。1960年，汉王镇饿死人的情况比较严重，和平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汉王检查。他不听公社干部的汇报，直赴黎营、陈李家、宗家堡、马坝、斜坡等灾情严重的村社，逐户检查登记浮肿、死亡人数和人口外流情况。和平同志亲眼看到了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倒地的惨痛情景，在县委常委会上，他辛酸地流着眼泪，把调查到的情况介绍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提议拨救济粮款。可当时受极“左”路线影响的副书记、副县长，却认为汉王灾情不严重，不同意拨救济粮款，常委会上发生激烈争执。在和平的力争之下，县委最终决定适度拨放救济粮款，救了汉王几万群众断炊之危。

为救助孤儿生命，和平同志还用自己乘坐的小车，将全县失去双亲和亲属的300多名孤儿(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两岁)集中起来，筹办了一所孤儿园，并选派责任心强的保育员精心抚养。以后，他还多次去孤儿园看望孩子，关心他们的成长。

和平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十分平易近人。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县上只有一辆北京吉普，他下乡无论是碰上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群众行走有困难，只要顺路，都要捎带一程，随便也了解了民情。一次，在汉王下乡返回，途径杨家坝时，看见路边躺着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他让司机把车停下，将这农民扶上车，亲自送到收容站。该农民住了一月后脱险，他在县委找到和平同志，紧紧握住和平的手说：“和书记，你是清官大人，是你这位父母官救了我的命，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1961年的腊月二十八九日，和平同志还在黄家坝一带深入农户，安排群众生活。一天傍晚，三个刚从武都高山庞磨乡吊草坝解除劳教的干部徒步进城，走到黄家坝时，已身心疲惫，挪不开脚步。其中的上海籍女同志楼榴初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路边，便鼓起勇气上前请求搭趁一程，当即得到允许，三人便带着拄棍挤上了车。事后打听，才知是和平书记的小车，至今谈及仍感念不已。

和平同志发扬老区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革命优良传统，在国家和人民处于非常困难的经济环境下，为救灾救人忘我地工作，他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和肠粘连，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从不休息住院治疗，带病日理万机。由于过度劳累，和平同志血压长期居高不下，经常头昏眼花，病痛时有发作，但他只服点降压药，或用毛巾冷敷；肠粘连病发作时，也常用右手挤压疼痛部位，仍坚持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工作。在救灾的日日夜夜里，工作组很好地体现了人民公仆的良好作风，使受灾群众感受到了党对灾区群众的温暖，称工作组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

1960年12月，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揭发批判了甘肃张仲良的极“左”路线，批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武都县在县委书记和平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结合武都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认真纠正“左”倾错误，武都县全县解散了食堂，重新调整生产关系，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开放集市贸易，扩大自留地，让农民休养生息，并制定了十条“小自由”，允许农民在集体土地的田边地角种瓜种豆，谁种谁收。当时，在全区以武都县生产恢复最快。

在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后，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状况开始渐渐好转。但武都是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干旱山区，土地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和平认识到，要改变穷困面貌，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温饱，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十二条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他积极倡导兴修水利，引水上山；大搞植树造林，发展经济林木，鼓励农民栽种花椒、苹果、桔子，种植药材；提倡科学种田，推广良种；鼓励饲养禽畜，发展家庭副业。在和平书记的领导下，很快，武都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了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平以身作则，坚持同干部群众“四共同”，并教育干部不搞特殊化，不多吃多占，不请客送礼，不虚报浮夸，不贪污盗窃。他家里人口多，子侄六个孩子，连同老俩口共是八口之家，每月供应面粉加上蔬菜，只够维持二十天左右。为了细水长流，能接到下月供应，全家有时还得忍饥挨饿。当时县粮食局长看到这种情况，多次他到家里劝说：“和书记，你整天为武都人民工作，发放救济粮款，抢救人命，你代表党给人民办事，人民不会忘记你，但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不能让家属和孩子们挨饿，更不能把你的身体搞垮。”他总是笑着回答：“咱们干部和市民每月国家供应虽然标准低点，但加些菜也可以吃饱肚子，我绝不搞特殊，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能光考虑个人、家庭，困难是暂时的”。三年困难时期，和平同武都人民共度艰危，从来没有向粮食部门多购一斤面、一斤油，家庭生活水平和普通市民一样，酸菜洋芋，一锅子面，有时让侄儿在市场上买高价包谷面，贴补生活。1960年，在天水工作的侄儿写信向叔父要200斤粮票，他到天水开会见到侄儿说：“粮票办不到，给你带来一箱子核桃(从康县买的)，你一天吃五颗，可以增加营养。”他认为，给侄儿解决200斤粮票就是犯罪，但关心侄儿情真意切，买核桃以补营养。他廉洁自律，生活紧张的三年里，同农民群众一起在食堂吃饭，吃玉米面，喝酸菜汤，或荞糠面馍馍，从不让开小灶。有时开常委会研究问题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让大灶煮一锅甜菜(糖萝卜)充饥。他带省委工作组同志到康县咀台(当时武康两县合并)检查工作，也没有给工作组同志搞特殊化，为减轻接待负担，又能给省上同志改善一顿生活，他让农业局长高应山带领人上山打猎，当天打了一只鹿，回来大家动手包饺子，规定每人吃30个。1961年洛塘公社派人给和平家里送来20斤熊肉，他回家后，立即同通讯员一起送往县委大灶，并对厨师说：“明天是‘五一节’，你们做好，让在家上大灶的同志改善一顿生活。”他清正廉洁，关心干部，县委同志都很感动。

为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1962年，和平同志进驻柏林乡渠道村搞试点，把1958年以来平调群众的所有东西，全部清理退还，损坏严重或丢失的折价赔偿，受到群众的称赞。秋天稻子成熟后，为感谢县委书记，该村党支部书记代表群众给和平送来30斤大米，和平婉言谢绝说：“你们要感谢共产党，书记是体现党为人民办事的，是应该的。目前大家生活还很困难，我不能收。”在他的劝说下，支书只好将米又背了回去。

和平同志非常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他让侄儿在艰苦的蒲池乡农村基层锻炼，培养他吃苦耐劳、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后来，侄儿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始终守持本份，退休后，至今仍然无偿服务个体户、农户和机关，免费传授刀削面厨艺，帮助农民勤劳致富，不能不说是他培养教育的结果。

和平同志任武都县委书记期间，极其重视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关心爱护干部，对在“反右倾”、“拨白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积极认真地进行甄别，平反了错划右派分子173人。由于和平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武都反“右倾”运动搞的很平稳。干部政策和农村政策的落实，生产关系的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武都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在短期内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年困难时期，和平同志领导县委一班人和全体干部同人民共度饥荒，在领导武都人民恢复生产中，又坚定地排除“左”的干扰，始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平同志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和武都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然而，在“文革”中却被无端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受到游斗、批判、审查，甚至轮番毒打和逼供，使本已患病的肝区严重受损，致使病情恶化，不幸于1968年10月7日含冤病故，年仅53岁。在临终的前一天，他握着侄儿和富田的手说：“叔叔一生没干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没干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强加给我的问题总有一天组织会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了，1978年和平同志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由武都地委书记钟永棠、专员王海青主持的追悼大会，对和平同志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和武都城区机关干部7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人们深切怀念和平，怀念他在困难时期济民救困、与人民共度难关的公仆风范，怀念他于危难之中体现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同志跟共产党、毛主席南征北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革命毕其一生，做了无私的奉献。在外地工作几十年，却念念不忘抚育他成长，走向革命道路并长期战斗过的山西老区。临终前，他把儿女叫到跟前，含着眼泪说：“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故乡忻县奇村安埋，让我看到故乡的变化”。

遵照他的遗言，子女们在当地党政组织的支持下，于2001年清明节，将和平同志的骨灰迁回忻州奇村原籍安葬，实现了和平同志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