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老百姓，纱帽有何用”

年老怀旧，人之常情。在我退休后的十多年日子里，有件被视为禁区而尘封40多年的往事，不时萦绕在我的心头。

那是一九六O年七月，时任西礼县县委书记处书记的王琚同志，冲破当时极“左”的强大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敢于面对现实，深入白河公社，启发大家讲真话，私开国库，发放赈粮，抢救了人民生命。

王琚书记在白河公社的调查过程中，我以向导的身份先后陪同他到北山、中山、铨水等地的村村队队访贫问苦，掌握灾情。一次，在走铨水时，由于下山路不好骑马，加上他在解放太原战役中腿部受伤，只好慢步下山。在下山闲聊的时候，王书记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当时十分敏感而又难于回答的问题。他问道：“老张，你说这浮肿干瘦病到底是个啥病？”我说：“此话咋讲哩？”我思忖了一会才说：“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怎么不好回答？”王书记严肃地问道。我说：“你叫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假话我不能讲，真话我不敢讲。”王书记见我心有疑虑，便停了一会儿，又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要讲真话”。我说：“我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向党交心讲了真话，才落了个开除党籍、工资降四级、下放农村进行改造的下场，如果再讲真话，恐怕我连这个木碗碗也端不成了。”王书记说：“我用党性向你保证，只要你给我讲真话，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他那严肃恳切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态度，大大地激发了我吐露真情的勇气，长期被压抑的一肚子闷气如脱缰的野马，似决堤的洪水，我以激昂的声调，把形成群众浮肿干瘦和死亡惨景的真情倾泄了出来，说：“57年的反右派，58年的拔白旗，59年的反右倾而造成的最大后遗症是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名存实亡。讲真话的人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虚报浮夸，讲假话的人得到了重用荣升。一个不到万人而且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的白河公社，59年把粮食总产量虚报为700多万斤，以虚报为根据交售公购任务250多万斤，有相当一些地方连种子也完了任务。购过头粮的恶果，必然要严重影响群众口粮，群众的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大多数地方听起来每月20斤原粮，通过道道环节克扣，真正吃到群众口里的也就是15斤左右。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就必然出现先浮肿，后干瘦，再死亡。”这时候王书记又插话：“白河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浮肿干瘦，多少人死亡？”我说：“精确数字我说不上，全公社浮肿的人少说也有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八十，干瘦者近乎一半，死亡已经是几百人了。可是我们给上面报的数字最多也只能占真实数字的三分之一。有少数家庭死了的比活的多，留下的是大人从口里节省照顾才活下来的孤儿。不少队无人劳动，最严重的北山大队黄堡几天就死了十三人，因无力掩埋，就只能从窗户上将尸体抛在院子里。”王书记接着又说：“脱产干部的情况怎么样？”“脱产干部比群众好不了多少，原因是公社个别领导提出了‘小灶革命’的口号，把吃市民粮的一律收交了粮油供应证，不许在家起火。以我家为例，我上了社员食堂，女人上了工人食堂，孩子在学校食堂，我的女人为了不出问题，费了很大功夫把柳树叶子摘下来，煮后用凉水泡了几天后当菜吃。白河沿岸的柳树全成了光杆杆，发了两次芽。被打成右倾分子的人情况更惨，有个原来的公社副书记实在饿得不行了，偷吃了几颗马料，就被‘革命者’批斗了好几天”。听到最后，王书记的心颤了，动情了，只见他悄悄地一次次地用手帕擦着眼泪。他哭了；我也哭了。

我们到了铨水大队，王书记连一杯水也没顾上喝就去街道食堂检查。一进食堂院子恰巧遇到几个人正在用铡刀铡荞草、麦草，王书记问：“这是做什么？”陪同王书记的大队书记连忙解释说：“这是食堂的代食品。”王书记说：“这能吃吗？”大队书记说：“能吃，好吃的很。”王书记一下子震怒了，用脚将那些荞草蹦了一院，气得向那个大队书记质问：“好吃的很？那有白面大米好吃吗？同志！你就说这是我们没办法的办法呀！只能用它来填肚子。”从大队食堂出来又去了幼儿食堂，这时已到吃饭时分，在那位大队书记的精心安排下，食堂里的做饭人给我们端来一大盘子洋芋菜和一些白面饼子，正在这时，十多个小孩个个脖如鹅颈，在门口张望，几十只眼睛都盯着那盘洋芋菜和饼子。王书记发现了，二话没说，叫我将这些饼子和洋芋菜全部分给了孩子。之后，我们要来了给孩子们做的芦根粉和其它代食品拌洋芋的午饭。这种饭相当难吃，吃的时候必须用开水往下冲，不然就很难咽下去。吃完午饭，就地听了大队书记的汇报就离开了铨水。在返回公社的路上，王书记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其他人心里也都沉甸甸地，总不是个滋味，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几十里路。

当日晚上，在王书记提议下，公社召开了党委会议，我以记录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上，在王书记的引导和启示下，一部分同志也都讲了些老实话。当会议转入如何解决问题时，会上却鸦雀无声，一片沉静。在沉默了好一阵子后，王书记果断地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立即开仓，先打15万斤粮，在普遍提高群众口粮标准的同时，对严重干瘦群众要特殊照顾，要选思想好、办事公道的专人负责落实；二是对无亲人照料的孤儿，统一集中起来，专人进行管理；三是机关食堂一律恢复，凡吃市民粮的粮本一律退给家属，允许干部和家人一起生活。最后表决时，绝大多数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有个别领导对私自开仓表示了不同意见。面对这样的情况，王书记激动地站了起来，坚定地说：“是的，私自开仓是犯法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的办法，如果按部就班，三请示两研究，那问题就更大了。对上面的汇报由我王琚负责，无非就是受批判给处分，老百姓都饿死了，我们还要这乌纱帽干什么！我们既要对党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这两者的关系是一致的。”会后，立即按王书记批示连夜向下安排群众生活。同时，王书记在电话上将白河问题的严重性向县委的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大概过了几天，县委的主要领导陪同天水地区的一位副专员带着不相信的态度，到白河北山大队进行了调查。他们面对惨不忍睹的现实，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回县后通过召开会议，完全同意了王琚同志对白河问题的解决办法。

白河问题发现和解决后，王书记按照县委的决定，又从白河赶往问题比较严重的大滩公社。大约十天左右，王琚书记从大滩又返回了白河。当他在白河旅店亲自看了已集中起来的孤儿时，又流下了难过的眼泪，除立即指示给孤儿缝换新衣外，还亲自给孤儿理发洗脸。一天下午，他吃过晚饭在公社院子里来回踱步，不多一会儿，他叫我和他一起探讨一个问题。他说：“从白河到大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些孤儿集中起来以后，到底叫什么名堂好？我琢磨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幼儿园，一个叫孤儿院，你给我参谋一下，看那一个好一些。”我听了以后，通过认真思考，向王书记说：“叫幼儿院似乎不太确切，原因是这些孤儿大小不一，有的才四、五岁，有的已经十多岁了。如果叫孤儿院，恐怕有些人会提出非议，会说这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太合拍。我是搞过民政工作的，在民政工作上有社会福利的提法，能不能叫福利院更合适些。”王书记说：“这个名字好，就叫福利院吧！”后来，县委在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时，又作了专门决定，对全县无依无靠、又无亲人领养的孩子，全部集中在县城，在大南街的城隍庙办了一个社会福利院，使近千名孤儿得到了妥善抚养。后来，有的被领养，有的参了军，大多数通过招工招干，先后都安排了工作。他们当中，有的已是建设事业的技术骨干，有的成了民营企业的老板。

当我写完这段历史回顾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讲真话的重要性和讲假话的危害性。讲真话的人，尽管一时被冤枉，但最终还是会还他一个清白，受到人民的尊敬。而讲假话的人，尽管也一时得势，但历史将无情地宣告他一害国家，二害人民，三害自己，最终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从王琚同志解决白河问题的过程中，我从内心里敬仰他，他不愧是党的好领导，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好党员。在他逝世以后，我和几位老同志去天水县吊唁了这位人民的清官。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象他那样冒着撤职开除的危险，以大无畏的胆略，开仓放粮，抢救人命，实在是难能可贵，我认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舍已为民的人，爱民如子的人。以具体的行动实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里，我要告慰王琚同志的在天之灵，你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礼县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多数人已基本解决了温饱，有些人正在向小康的大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