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未来学家有句名言：“不总结历史教训，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唐《贞观政要》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文就是遵循这一至理名言来研究和总结1957年至1961年期间的西礼县大饥荒的，旨在为人们留下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公元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县各种疾病的发病人数达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上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说明了什么？为什么那个年代人命那么脆弱？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感受不到那时的苦，体会不到那时的难，不看看这篇资料对这一问题肯定会百思不得其解。
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其成因应追朔到1957年反右派和整社反右倾以及1958年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是浮夸风、吹牛皮、说大话甚嚣尘上的年代，谁越会吹，谁就成了先进，吹得越大越好就越光荣。这种歪风首先来自当时的甘肃省委及其个别主要负责人。这一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还说，“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们思想的命。”上行下效，各地便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与上面遥相呼应，如“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办到”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铺天盖地，从上到下，出现了一种“吹牛皮”、“放卫星”的怪现象：先是新华社在6月12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实现小麦亩产3530斤，放了一颗“大卫星”。紧接着，西礼县也在6月27日暴出鱼洞农业社小麦亩产870斤，放飞了“卫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西礼县也紧跟效仿，于7月7日在小麦还未收割时就提前报送《大跃进中的丰产喜报》，虚报成集乡国光社0.2亩小麦亩产1600斤、姜席乡姜席社2.4亩小麦亩产1214斤，又放了一颗“卫星”。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科技含量很低的情况下，小麦平均亩产实际为220—240斤（根据西和县委[58]240号文件万青山发言的偏高估计）或更低。但看到别人都放“大卫星”，我们只放“小卫星”，实在有点不过瘾，于是西礼县的盐官公社罗堡队就放出了洋芋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即使按照科技含量已经较高的今天，洋芋实际亩产也只有3000斤左右，即便以此计算，16万斤也需53亩多地才能产出，按当时实际平均亩产2000斤左右计算，需80亩土地才能产出，但当时省上媒体却作了宣传报道。不仅粮食亩产“放卫星”，而且人均占有粮的计划指标也不断攀升：6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西礼县平均亩产400斤的消息，《甘肃日报》发表了社论，西礼县被列为38个亩产量400斤县之一。1958年7月2日，县委书记万青山在电话会议发言中提出：“今年各类作物亩产必须达到小麦220斤、包谷650斤、洋芋800斤（为亩产4000斤折的主粮）……只有完成这个指标，才能保证实现每人1200斤粮食。”事实上，万青山讲话时，粮食作物生长已成定局，他这么讲的意图，就是要下面必须按这个数字上报产量。7月8日，县委在（58）178号文件中又提出“为每人实现1500斤粮食而奋斗”的目标。8月9日，县委《抓元帅，抓先行，保证完成600斤》的文件再次提出新指标：“农业生产今年计划小麦亩产240斤，包谷亩产750斤，洋芋亩产3500斤，水稻亩产600斤，每人有粮1800斤。1959年包谷产量1200斤、洋芋6000斤、小麦500斤、水稻1200斤，平均亩产1000斤，每人有粮3000斤。”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为将1958年的各种作物平均亩产由400斤、人均有粮1200斤，提升到亩产500斤、人均有粮1500斤，再提升到亩产600斤、人均有粮1800斤。而1959年，则猋升到亩产1000斤、人均有粮3000斤。就这样，只凭几位领导人的嘴，坐在办公室就把已成为定局的粮食产量越吹越高。事实上，实际的粮食总产量1958年为1.0168亿斤，即平均亩产为120斤；1959年为0.851亿斤，平均亩产为143斤，而1960年则已下降至平均亩产仅有81.8斤。由此可见，这几年粮食产量是逐年直线下降的。
既然各县粮食都在“放卫星”，产量成倍翻番，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应相应增加，于是，公购粮任务越加越大。由于实际没有生产那么多粮，加重的公购粮任务无法完成，只好挖空社队粮仓，竟至发展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便出现了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社员家里一点点仅存粮的惨酷现象。
甘肃省1956年粮食大丰收，总产才达到38亿公斤，而1958年上报的估产数却为185亿公斤，比丰收之年还高4.87倍，后来虽修正为120亿公斤，但也高于1956年实际产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征购入库数字为上报总产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总产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区和县社被征购的粮食已达到总产量的60%。那时的总产量，是人为的过高估计数字，且以1958年的产量的基数，可以想见，到了大减产的1960年，不断加大的征购粮任务与实际产量之比已相当惊人，社员无口粮，已是难免的灾难。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单产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总产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购粮任务却越来越重，1957年交公购粮45500斤，1959年则增加到74545斤，增长61.5%，而分给社员的口粮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当时每人每天6两的定量，也只能吃到当年3月13日。除了高征购外，社队提留和干部贪污私分，留给社员的已寥寥无几。1957年在粮食统购统销时给农民定口粮标准为一年370斤，1958年8月22日中共西礼县委《认真解决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规定，社员“口粮供应大小平均，为每人每月不低于35斤，不能过份地对口粮标准压得太低”，但这个标准是拨给公共食堂集中吃饭的，而食堂由于缺粮缺柴以及各种舞弊等原因，许多社队已经停炊，社员自己打面做饭吃时每人每天只能维持到老秤4两（折合今2.5两）至9.6两（折合今6两）。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连4两也供应不上了，这时候社员只好用“瓜、菜、代”来充饥，满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尽后，又寻找榆树皮、树叶、树根以及干荞衣、嫩荞芽、包谷杆、包谷核加工后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浑身浮肿，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谷杆、包谷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胀死，……这就形成了本文引言中的一些饿死人的数字。在当时，有些农户全家死绝，这样的情况各村都有。有的大人们为了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自己舍不得吃、穿，死于饥寒，为此而勉强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儿（1961年后县上办起了儿童福利院[孤儿院]，专门收养孤儿，直至他们长大成人）。1960年，西礼县人口死亡率达94.53‰，高居全省第二。各种疾病也随饥荒而来，好些疾病是除那个年代外再也见不到、听不到的。1961年3月17日《县委转发生活安排办公室医疗小组关于当前防治疾病工作的报告》提到：“截止2月底的统计，总发病人数已达43300人，比1月底的30720人增加了44%，2月底现有病人26291人，比1月底的13862人增加了90.5%，占全县总人口的6.14%。其中浮肿病人1月底有6411人，2月底4736人，瘦弱病1月底4298人，到2月底达到11492人，比1月份增加了164%。子宫脱垂的1月底1407人，2月底1523人。”“又由于妇女病的危害，人口出生大大下降，据白关公社统计，1960年全公社出生婴儿180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6%，但这一年的死亡人数尽（竟）达2320人，占总人口的16.22%，最严重的白关公社苟家山生产队有87个生育妇女，自1958以来只生了1个孩子，但1960年一年就死亡了143人。”边远山区如此，县城周边情况也如此。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1961年2月24日的《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生产情况调查》反映：“凤山大队是一个穷队，全队553人，人均占有土地2.2亩，1956年全队有154户，726人，到1960年仅有146户，533人，五年来共死亡172人，占总人口的21.4%（全队死绝的有8户），牲畜死亡更严重，队上原有26头牲畜死的只剩了2头。”1961年初开始，县上举办三级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自制葡萄糖、维生素C加麦麸和中药的“康复散”、“加味补中益气汤”、“加味十全大补汤”等治疗垂危病人，抢救劳动力，全县人口死亡和各种疾病才得到了遏制，截止4月15日，有28577人治愈恢复健康，投入了生产，但仍然有26900人未愈。
各种疾病中，除浮肿外，一些比较少见的妇女病也出现了，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那么闭经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主席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解开了这个谜底。
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当年一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2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2个是女队长，1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2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4人，1是炊事员，1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年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1个小孩。上述调查数字颇可看出症结所在。
这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又一重要原因。
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放卫星”，毛主席看到工农业各个方面生产都在增产提速，于是在一次会议上讲“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2年到3年，2年是有可能的”。1958年9月2日毛主席在一封信上又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接着在大跃进的同时，又展出了从制度上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提出办大社设想。此前的8月6日，毛主席在河南新乡县看了七里营公社后，明确提出“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公社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从此，全国普遍开展了大办人民公社运动，这即是办食堂、炼钢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向英美挑战的重要指标，“钢铁元帅”就升帐了；作为人民公社的伴生物、共产主义天堂的心脏——公共食堂也应运而生了。
公共食堂作为“一大二公”和生活集体化的重要标志，其组建速度是相当惊人的，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即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甘肃省从1958年8月开始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全省食堂化。西礼县截至1958年8月11日，已办起食堂1013个，就餐的有21434户、124796人，占全县总农户的51.8%和农业总人口的49%；有食堂的乡10个，社306个，队1013个。而到8月22日，仅仅11天时间，食堂就增加到了1939个，有38197户、195408人就餐，占农户总数的84.5%和人口总数85%。至此，十里、河口、城关、白雀、西峪等23个乡全部实现了食堂化。
食堂办起之初，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吃饭不要钱，人人都有份。因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所以，不同队的社员还可以到其他的食堂就餐。开始时定量不限量，每人每天2至3斤粮，提出“许吃不许拿”，“饭菜多样化”，同时制定食谱，规定一星期内不吃重复饭。白面馒头，大肉大油，“放开肚子吃饭”，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当时县委文件对公共食堂总结了八大好处，社员也编了“六爱食堂”的顺口溜：
单身汉爱食堂，早晚不为吃饭忙；
老人家爱食堂，生活愉快食味香；
妇女家爱食堂，摆脱家务出厨房；
青壮年爱食堂，多出勤来工效强；
学生们爱食堂，按时能够入学堂；
孤儿们爱食堂，犹如有了亲爹娘。
可是好景不长。大吃大喝不到半个月，食堂用粮相继发生危机，开始按人定量，人均每月35斤或更少，广大社员的生活难以为继，开始“瓜、菜、代”了。到1959年和1960年时，各生产队食堂人均月口粮最高的也只供到18斤，即每人每天老秤9.6两（折合今6两），最低的仅有2两（折合今1.25两），而且相当一部分生产队食堂断了炊。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时候，为了保护食堂这颗共产主义“心脏”的跳动，县上发文号召全民找野菜、储干菜，加少量油渣、豆饼、粉渣等加工代食品。尽管如此，饿死的威胁仍然非常严重，一些人为了活命，只好外流他乡或寻吃讨要，或入赘为婿，或改嫁他人。运气好的侥幸生存了下来，而运气不佳者，或冻饿病倒于窑洞路旁，或死于荒郊野外，这时候的人们对食堂已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但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有敢言者即被戴上反“三面红旗”等帽子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和专政了。据资料载，甘肃揭开农村公共食堂真正弊端的是汪锋同志。汪锋1961年4月27日至29日在临夏调研，解散了临夏新集公社的两个食堂，之后，一些地方才陆续停办了食堂。到7月底，全省90%的生产队都解散了食堂。可是西礼县在1961年6月8日《关于食堂分配、三定问题规定意见的报告》中还强调“办什么形式的食堂，都完全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凡社员自己愿意办食堂的，都办成合伙食堂”，试想，反对食堂的人已被专政了，有此前车之鉴，谁敢“自愿”呢？反正领导不担这个罪名。
“钢铁元帅”升帐是大办工业的先导。1958年9月4日省委向全省发出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炼钢铁。宣布当年（实际距年底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要生产30万吨铁，10万吨钢，要求“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西礼县闻风而动，实际上早于省委发出号召之前的8月9日就以（58）240号文件提前做了安排，提出了“为8万吨铁、4万吨钢、1千吨铜、3千吨铅、2千吨锑、5万吨硫磺而努力”的目标，而实际启动时间则更早。一时间，学生、农民、干部、工人，千军万马奔向炼钢第一线，不仅在大桥宋家沟、火石崖、蒿林寺和卢河王画山、十里青羊峡、页水河等地建起了炼铁炉，连城里一些单位院内也建起了炼铁炉。时值秋收季节，农田的包谷、洋芋腐烂，也不能去收。当时，中学停了课，老师也下乡上山到了炼铁第一线。开始时，小学生尚由高中学生带课，后来高中学生也撤出学校大炼钢铁了，小学生则成了无人托管的“孤儿”，整天在学校附近的山上“打仗”，放任自流。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农村各家各户的门扣子、铁铲子、铁勺子、铁锅、旧锄头、废镢头以及铁火盆、匙牵等带铁的器具什物，都搜集投进高炉，结果炼出来的全是不能用的烧结铁和废渣、废料。在当时西礼县民间偷偷流传着两支专讽大炼钢铁的民歌。第一首为“钢铁元帅升帐了”：
党中央，发号召，钢铁元帅升帐了。
钢铁元帅坐了帐，各行各业把路让。
社员忙把铁炉修，熟了庄稼没人收。
军队放下手中枪，营里营外忙炼钢。
商店转业收钢铁，大中小学把门关。
乌竹烟杆节连节，到处炼下的烧结铁。
第二首为“钢铁任务比天大”：
红嘴鹦，落了架，钢铁任务比天大。
萝卜快了不洗泥，完不成任务拔白旗。
一个萝卜两头切，工作队下乡收钢铁。
拔了门扣收了锅，线杆上退走了铁陀螺。
铁火盆儿全砸了，杠头上不搭铁铧了。
发了白雨河不清，家家光剩几苗针。
拔了门扣难锁门，家家用上了泥火盆。
想要做饭没有锅，青石板上烙馍馍。
这两首民歌生动、形象、真实、具体地描述了全民炼钢的情况和农民无奈的心情。
与大炼钢铁相伴生的是大办工业。当时的“工业”状况是什么样子，万青山书记在8月9日传达临夏会议精神时讲：“现在看，建厂（场）数字共26963个，相当可观，但投入生产的厂子和产值却寥寥无几，投入生产者占43%，产值完成了3.2%，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挂着空牌子，根本看不到厂子，甚至连住不下一个人的山神庙也挂上两个厂的牌子，特别是对元帅工业——钢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将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流出铁水。”事实上，当时所谓的工业企业就是谁家的老太婆会掐草编，门上就挂个草帽厂牌子；谁家的男人会木匠，门上就挂上木器加工厂牌子；谁会石匠，门上就挂上石料加工厂牌子等。
与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同时兴起的是所谓的“十化”，即儿童教育集体化，村村幼儿园，队队托儿所，95%的儿童要入园；缝纫机械化，社社要有缝纫厂，要供应70%以上的人的被服；医疗生育医院、产院化，公社有医院，社社有产院；家禽家畜饲养集体化，各队都设立饲养股、场、室，社员私人牲畜入社集体饲养；吃饭食堂化，其标准是80%的人参加食堂，以规模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为宜；还有生产协作化，报酬工资化，文娱体育集体化，生产管理工厂化，居住规划化等，不一而足。县上还成立了“十化”办公室，要求三天电话汇报一次，七天书面汇报一次。
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前提下，炼钢铁、办农场、修水利、建立各种专业队，样样都要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口粮则要生产队来抬付。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和西礼县委1961年6月24日关于《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情况调查》的“附件”《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平调情况调查》中提到，当时的西和公社从一个仅有146户、533人的凤山生产队就以修红岭渠、西梁渠、岷郡渠、晚家峡水库、太华水库、修河堤，办草关农场、山堡农场、皇城防风林带、北关园田化、北关炼铁厂以及大桥火石崖、大桥宋家沟、大桥硫磺厂、大桥蒿林寺炼铁厂等15个项目上平调劳力339人次，26549个工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化化耗资化化用粮，本来就很低的粮食产量和收成，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即被“化”为乌有了。岂能不发生饥荒和人口外流！
原载：陇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六期）(读取时间：2008-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