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原来
的反“左”割断了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庐山会
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
的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
真实情况了。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但
是接着在群众中间反右就坏事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
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但由三月到六月只
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庐山会议反右是正确的，
但是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记取的。这件事也
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右，结果就反出了
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节录自毛泽东在广州中央政治局带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ｌ
　　两次郑州会议开的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
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
分三批开会，第一批一天的工夫，最后一批是一天半。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
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按清楚，一天两天
工夫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
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
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同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
止，县以下驱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
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
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
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
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本文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
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
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三六开问题是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
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
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其所以等于放屁，就是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
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零年春
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时间
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
将槁小高炉、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机械化、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
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
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
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
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
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
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
“一平二调”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
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
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搞三类县、杜、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
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
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这一
次中央文件、中央指示上规定，不管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
“五风”，在劫者难逃（少奇同志插话．坚决、彻底、全部退赔）。现在干部
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
“凤”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
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
也”，我就打它、杀它。（见韩愈《鳄鱼文》）。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
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
打人、杀人。杀人无论如何要少杀，要经过批准，不能乱来。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
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举一个例子，新乡地委
书记耿其吕，用现在的“六十条”衡量，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
我高明，但是被打成有情机会主义分子了。现在要承认错误，坚决给他恢复名
誉，又要他当了地委书记。我对那个人的印象很好。像这样被冤枉了的人我们
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要承认错误。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或看再加十
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里写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役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
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
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
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
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少奇同志插话。是不是能够缩短，还要看。）是不
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
自己还要碰过。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得了免疫，我还没有害过，
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
昌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六条指示、庐山会议， 一直到“六十
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就要讲，没有
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有没有三分Ｚ
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
一算好了。横直是敲“牛皮糖”，破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
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
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
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
了二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 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 现在由我们写那样的
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
还是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五月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
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壮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
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达
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
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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